不带引号的马克思
作为政治理性的新自由主义
当然,福柯关于规治的分析与其说是一门完整的理论还不如说是一种并无连贯性的思想的雏形。其目标缺乏系统性,且大部分文章并未公开发表,只是在一些研讨会上宣读过。但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批判的视点,且这一视点对唯物主义理论关于治理的新自由主义的当代现实形式的分析很感兴趣。请允许我在下结论时用简单的几句话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觉得规治的概念对理解今天的社会转变非常有用。
首先,对福柯而言,国家本身就是一种“治理技术”,因为正是“治理策略使每个时刻确定什么应该和不应该属于国家的和什么应该是公共的和私人的、什么应该是国营和非国营的成为可能。因此……风雨飘摇的国家和能力受限的国家只有从规治的总体策略开始才能被理解”(1994h,第656页;1984b)。规治的视点有利于创立一种能动的分析形式,这一形式不局限在“政治的退出’’或“市场主导”上高谈阔论,它把所谓的“政治终结”解读为一种政治程序。凯恩斯主义的危机以及对福利国家的干预形式的废弃导致的不是国家治理能力的下降,而是治理技术的重组或重构。这种理论立场使我们有可能对新自由主义的形式进行更深入细致的分析,这些形式不仅包括通过国家和得到授权的专门机构进行直接干预,也包括发展用来引导和控制个人的专用的间接技术。用于使个体的主体(也使集体的主体,例如家庭、协会等)“负责任”的策略在如疾病、失业、贫穷等和在社会生活的社会风险方面致使责任转移到主体的责任范围内并把所谓的责任变成了“自我关心”的问题。因而,这种个人化的形式看起来并非与国家没有干系。同样,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国家调节和跨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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