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讲座”？学者台上讲，学子座下听。有人曾“戏言”：在北大课可以不上，但讲座决不能不听。如今在我们的校园里，海报栏上有各种各样的讲座预告，讲前教室里挤满了学生，课桌上都是占座用的物品，讲时则是酸甜灌顶般的醒悟，讲后则是诘问、辩论与深深的思索。这一切成了北京大学最别致的一道校园风景。透过这景色，你既能看到传统上认为的象牙塔内不甘寂寞的“居民”收回目光里的清高，开始对校园内的自我进行省思；你也能看到，塔外的世人，用羡慕、好奇和探询的目光注视着行色匆匆的塔内学人，甚至开始驻足校园、流连忘返。讲座不仅增添了北大这块神圣土地的内涵，而且让这个古老的校园更加生机盎然、青春焕发，并因此而成为北大学子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中西文明比较看中国的崛起
　　辜正坤
　　辜正坤，北大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美国瓦西塔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文化文学与翻译研究学会会长、北京神州书画院一级书画师等。研究方向：（1）中西文化比较；（2）互构语言文化学研究；（3）诗歌鉴赏学；（4）莎士比亚研究；（5）古希腊、罗马文学史；（6）翻译学研究。曾在国际和国内学术界首次提出的新理论新观点有：（1）人类文化三欲原动力论；（2）翻译标准多元互补论；（3）一国多制互补论；（4）互构语言文化学原理；（5）莎士比亚阴阳论；（6）人类语言音义同构论；（7）玄翻译学原理；（8）审美递增递减律；（9）万物自协调原理；（10）筛选积淀翻译原理与人类文化发展模式等。可阅读英语、法语、古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日语及世界语文献。在国内外共发表著、译、编、校著作39种（部），论文100余篇。同时发表创作水墨国画9幅，并获奖。
　　1．中西文明的三大差别
　　西方学者马克斯·韦伯曾经说过：欧洲文明有三大特点：（1）城市性：欧洲城市是政治、文化中心，经济也是自给自足的城市经济；（2）沿海性：欧洲“古代文明史就是沿海城市史”；（3）奴隶性：欧洲的社会制度可以说基于奴隶制度之上。韦伯概括的这三个特点是站得住脚的。这三个特点也可以推而广之地看成是整个西方文明的主体特征。不过我还想在韦伯的三点上逻辑地补充一点，即掠夺性：欧洲文明——至少近代西方文明从本质上来说，是掠夺性文明、好战性文明。
　　而中国文明恰好在上述三点上与欧洲文明背道而驰。中国文明的第一特点不是城市性，而是乡村性，长期以来农业经济构成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文明的第二个特点不是沿海性（尽管它也有颇长的海岸线），而是内陆性。中国古代文明几乎完全是在内陆，尤其是在中原一带衍生壮大的。这前两点几乎不言自明。我想侧重谈谈第三点。中国文明的第三个特点不是基于奴隶制度之上，而是具有鲜明的抗奴隶机制。中国社会虽有一定程度的奴隶现象（正如任何社会都会具有某种程度的奴隶现象一样），但是其主体社会从未实行过真正的奴隶制度。中国社会之所以不可能产生西方意义上的奴隶社会制度，追溯起来，均与前述两点息息相关。简言之，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在很长的时期内以农耕形式为主，这就必然造成以家庭为主要构成单位的部落式农耕社会集团。农耕形式要求生产者具备相对的稳定性，而中国先天的环境封闭性则为这种稳定性提供了更可靠的物质基础，因此家族纽带在和平的环境里日益盘根错节，最终自然生成强调安居乐业生活方式的家国（也就是国家）形态。在这样的形态下，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几乎多半会循根而归结为家族成员之间的矛盾，因为归根结底都是一家人，都是炎黄子孙。因此，强调和为贵，强调天下太平，强调仁爱为本，反战、反掠夺、反竞争的民族心理惯性，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几乎是势所必然。这种格局自然在本性上排斥那种完全剥夺个体生存自由与基本权利的奴隶制度。换句话说，它具有一种内在的抗奴隶制机制。第二，由于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内陆上衍生壮大的，没有把发展空间扩张向辽阔的海洋，自然就会由于内陆的局限性而塑造了相应的封闭性或收缩性，即不利于酝酿出强有力的掠夺扩张性民族性格。而西式奴隶制度主要兴旺于地中海一带。一望无际的海洋最容易激发出人的冒险精神和征服开拓的精神。征服开拓的精神实际上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一种极力扩大自己的权力空间、压缩剥夺被征服对象的权力空间的心理趋势。这种心理趋势不用说是奴隶制度得以产生的强有力的心理动机。在这样的心态下，战争发生的频率必定相对大些。战争的结果是大量的战俘，战俘是奴隶的主要来源。剥夺战俘的人身自由，无偿占有他们的劳动，构成了奴隶社会的本质特征。这种趋势几乎早就潜存于海洋性文明的核心中，同时恰恰是农耕性文明试图加以克制的东西（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即其理性表达）。所以说中国古代文明具有颇强的抗奴隶机制，是在比较之下才更见其言之成理的。这一点，恰恰是中外学术界很少注意到却又非常重要的中国社会特点。它是中西文明本质差别的基础条件之一。
　　2．中国文明在新世纪面对重新崛起的机遇    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在《中国的问题》一书的第10章中指出：“在有益于人类幸福的所有方面，中国文明都优于欧洲文明。在中国，有年轻改革家们的强有力的运动，若能获得适当时机，他们就能使自己返老还童，创造出较之西欧机械文明远为优秀的文明。”(埃德温赖肖尔：《中国的问题》，理想出版社，第22页)赖肖尔认为：在科学知识及应用领域，西方文明的确占据着优势，但在对人生终极目标和最高意义的洞察上，西欧文明却远非中国文明那样深刻。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1889～1975)在70年代提出了“2l世纪将是中国文化的时代”的著名论题。1974年，在同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进行的“展望21世纪”的对话中，汤因比断言中国文化将是21世纪人类走向全球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凝聚力和融合器。最需要的精神就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谐，尤其是天人合一式的保持人
　　与自然平衡的和谐。他认为，中国如果不能取代西方成为人类的主导，那么整个人类的前途就是可悲的。汤因比将人类6000年文明分成26个文明形态。他指出：“……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的道路。在这一点上，现在世界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式的中华民族。”(汤因比、池田大作：《展望21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第298页)汤因比认为中国人将在21世纪初叶取得世界的领导地位。对上述乐观推测，我们要严肃地提
　　出的问题是：
　　3．中国人如何面对这种机遇?
　　有关中国将要在2l世纪崛起的断言不论在海内还是海外，都已经是一个火暴的话题。一些人害怕中国的崛起，写了厚厚的书来证明中国的崛起对世界是一个威胁，因此应该对中国进行遏制(2001年我在美国还看见许多家书店的最显眼的书架上陈列着精装的英文版《中国威胁》一书)；另一些人则尽量说服人们相信中国不会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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