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正，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迁港，中学毕业后，1958年赴美深造，先后在哈佛大学（Harward University）及拔兰大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分别获得物理学学士及物理学博士学位。1966年返港，任教于当时新成立之香港中文大学物理系，并从事理论物理及高分子物理学研究；1980年出任大学秘书长；l986年出任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2002年8月退休，转任该所名誉高级研究员；2004年聘请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历程之比较研究、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科学哲学、科学发展比较史等，除多篇论文外，还著有《站在美妙新世纪的门槛上：陈方正论文自选集1984—2000》（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曾与大学同事共同创办《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主编“现代化冲击下的世界”丛书（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负责中国古代文献电子数据库之建立，以及与刘殿爵教授共同主编“先秦两汉古籍逐字索引丛刊

　　本书分为两篇，甲篇“社会与文化”，主要探讨了在复杂的现实处境中文明冲突的诸多问题和五四思想文化革命以及相关的问题，乙篇“科学与文化”，主要探讨了科学在中国的发生以及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些思想缜密、学术敏锐的文明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宽厚的理论视野和对现实的解剖力。作者具有完备的人文和科学方面的知识背景，对许多问题怀有诚挚的冲动，这与我们一般意义上书斋里苍白的学者不大一样，从作者谈论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理论最终是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现实困境的。

　　中国往何处去?
　　对以上整个讨论，读者心中恐怕免不了产生这样的疑问：法团资本主义的问题固然令人震撼，但它对今日的中国有什么迫切性?和中国今后的发展道路有什么关系?中国的当今急务，难道不是汲取西方的成功经验，亦即尽速发展经济，完善法制，推行政治改革吗?我们距离西方在经济上的成就仍然很遥远，现在去讨论他们在高度发展情况下所出现的制度弊端，探究纠正的方案，是否过于好高骛远，有违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之道呢?这样的疑问不但很自然，而且，由于近年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所展开的激烈论辩，特别显得尖锐。所以，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想法作为本文的结束，大概是适当的。
　　首先，我要指出，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前后已经有三次，即1840年的军事遭遇，1917年前后的思想遭遇，以及1980年以来的经济遭遇。这三次遭遇性质迥异，然而却又都有惊人的共同点，即是显示了力量上的巨大差距，令国人震惊，从而发愤改革、追赶西方——以迄另一趟遭遇和震惊。也就是说，遭遇的性质不同，但中国的反应模式和困境始终未曾改变。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认真反省这个模式的时候了。
　　其次，我还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些基本数据。中国目前(以2000年计)的本地总产值(GDP)在世界排名第6，大约是美国的1/10，日本的1/4，德国的60％。倘若以最乐观，绝大多数经济学家会认为不切实际的估计，假定今后中国始终能够维持超过这些先进国家每年5％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中国的总产值大约到2010年便能超过德国，2030年超过日本，2047年超过美国，2065年超过G7国家之和。不过，由于中国的人口是那么庞大，即使上述高度乐观假设可以成立，到了本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的人均产值还是及不上美国的40％。也就是其整体仍然不能达到先进发展水平。事实上，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是世界的缩影：只要全世界的科技和经济还处于高度发展(亦即高度分化)时期，那么中国再努力，其平均发展程度能及得上世界平均水平(目前只及其1/6左右)就已经很不容易，何况以世界极其有限的自然资源看来，无论中国抑或其他国家，是否还能够以和目前同样的高速度再发展半个世纪，都是大有疑问的。
　　最后，一个很明显而始终还未曾受到充分注意的事实是：欧盟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进展令人鼓舞亦复艳羡，但也十分清楚的表明，要把那么庞大而背景、发展程度有极大差异的人口(即使是发展程度已相当高的人口)在政治、经济上整合起来是多么艰巨、困难。中国的人口则相当于欧盟、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总和，但现代化的历史和基础则远远弱于以上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亦步亦趋的改革策略是否最适当，最有效，是需得认真思考的。
　　总括以上三点来看，我认为，虽然中国目前在改革上所遇到的许多急迫的现实问题必须从实际上加以解决，虽然西方发展的经济制度值得我们细心学习和考虑，虽然像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人口不太大而又有一段殖民或者被占领历史的东亚国家直接取经于欧美的发展策略十分成功，但是，对于像中国这么一个庞大体系来说，在学习欧美体制的成功典范以外，没有更深入的原创性研究、批判、思索，那恐怕是很难，甚至不可能，重新跻身于先进国家之列的——更何况，倘若中国能够借特殊因缘，而很迅速地跻身于先进国家之列(例如，由于进入WTO之后，西方生产乃至科研、开发工作之大规模转移到中国来)，那么本文所讨论诸问题也就更为迫切，更需要注意、思考了。
　　中国曾经被形容为“以民族国家自居的文明”，这并不是单纯的俏皮话。的确，中国不但曾经是东亚文明的核心，而且，即使在今天，由于其人口之庞大，历史和文化渊源之深厚，它虽然要竭力摆脱这文明的包袱，而轻快地沿其他“国家”的成功道路前进，却始终感到力不从心，步履迟滞。为什么呢?我认为，基本原因就可能在于：每个文明体系都必须自己找到最合乎它自己的目标、价值和组织方式，而不可能完全抄袭别人的，即使是令人艳羡的文明体系罢?假如这种想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话，那么法团资本主义今日所产生的严重弊端，以及可能的纠绳之道，对明日的中国来说，便都是迫切而需要深思的问题了。

序/汤一介(1)
甲篇  社会与文化
在自由与平等之外——21世纪社会建构的探索/(3)
在文明的边缘/(39)
“五四”是独特的吗?——近代中国与欧洲思想转型的比较/(53)
论启蒙与“反传统”——五四运动与凯末尔革命的比较/(77)
论启蒙与传统的关系——五四与日本启蒙运动的反思/(95)
乙篇  科学与文化
在正统与异端以外——科学哲学往何处去?/(111)
伊甸园能重整吗?——论现代人焦虑的根源/(158)
迎接美妙新世纪：期待与疑惑/(172)
论“轴心时代”的“两种文化”现象/(183)
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197)
试论中国数学发展与皇朝盛衰以及外来影响的关系/(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