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探险中，我不仅要到达遥远的地区，而且要探索遥远的年代。所以，第一阶段路程应是古迹丰富的地区，这样才能达到上述的两个目的。我在开阔肥沃乌齐(Uch)骑马北行，如同斯瓦特河河边众多的乌迪亚纳(Udyana，即乌仗那——译者)一样，我想在这片低谷中也会有很多废弃的佛教遗迹和寺院，可是我没时间再次参观这里。
走了不久，公路向西拐，走向喀特戛拉山口(Kmgala Pass)方向，斯瓦特河与本杰阔拉(Panjkora)河也在喀特戛拉山口分开。这时，我又欣喜地看见了人山t11坡上风景如画的古塔和房屋的遗迹，山坡上长满了灌木丛，，在午后烈日的映射卜当地人把它们称作帕斯图(Pashtu)。这名字是根据砂岩的颜色起的，意为“红色的房子”。可以肯定，这些乌迪亚纳佛教遗迹至少有1000年的历史。今天是第一次碰上这么热的天气，阳光耀眼炫目。我急着向前走，景色更加迷人。就在前天晚上，我还和巴罗将军讨论过亚历山大大帝由库纳尔(Kunar)山谷进入犍陀罗和奥诺斯(Aornos)，他一定走的也是这条路线，我现在又忆起了这个有趣的想法。大量地理学方面的事实了证明我这一想法的正确。然而，在寻找奥诺斯这个问题上，现存有关马其顿远征印度的资料还不足以证明亚历山大走了这条路线。
翻越喀特戛拉山口，穿过广阔的塔拉什(TMash)山谷，又踏上本杰阔拉陡峭的山路，一路上风光秀美，这减轻了恶劣自然条件带给我们的疑惧不安。西边巴焦尔(Bajiaur)和帕夏特(Pashat)上冰雪覆盖的山峦远远地阻挡了我们的视线，在山脉和塔拉什的绿色田野之间，有一块风景如画的低矮丘陵，地面平整。过去，巴焦尔常常派出玩命的土匪在这里发动突然袭击，这确实是迪尔—吉德拉尔路线的一个危险地段，现在依然如此。迪尔人士兵(Dir Levies)沿路建了大量的哨所，这表明零星的攻击事件仍时常发生。今天下午，当地的亚马达尔(Jamadar，当地土语，意为军队头领——译者)陪我们骑马前行，路上不断遇见巡逻队和哨兵，这可能是杰格德拉的亚马达尔为我们主动采取的特别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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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序
斯坦因探险的性质与如何看待其著作问题
巫新华同志主持翻译的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墟记》中译本付梓之际，约我写序。因时间紧迫，仓促秉笔，这个序如何写?难以仔细斟酌。仅在动手之前凭直觉，认为该序应以避免与《沙埋契丹废墟记》的内容和斯坦因所写前言重复，摆脱泛泛而言和老生常谈的怪圈，不落入恭维(作者和译者)的俗套为原则。在此前提下，急就之时，思不出位，最后还是觉得针对目前情况，就大家所关心的如何认识斯坦因在中国的探险活动，如何看待斯坦囚著作的问题谈点看法，或许对读者是有益的。
斯坦因在1900—1901年、1906一1908年、1913—1915年、1930年先后4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进行探险，其中1930年第四次探险因中国学术界的抵制和反对而夭折。所谓探险，一般是指到从来没有人去过或很少有人去过的艰险之地，就某些未知和不清楚的领域进行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列强诸国学者在新疆的种种活动，大都冠以“探险”之名。这种“探险”表面上与前述一般的探险相近，其实不然。这是因为他们的“探险”是在列强垂涎并妄图染指新疆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均肩负各自政府机构的使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因此，其所谓的探险不仅深入沙漠腹地，而且还流窜于各有关绿洲和敏感地区，干了许多违背探险宗旨，偏离探险轨道，践踏我国主权的非法勾当。如此者流，斯坦因首当其冲。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结合《近代外国探险家新疆考古档案史料》(新疆档案馆编，新疆美术摄影出版杜，2001年。有关斯坦因的档案史料在1899年5月至1931年5月，主要是当时新疆各级官方机构有关斯坦因探险活动的来往公文和信函等。以下正文中凡加引号者均引自该书)，对斯坦因在考古学和地理学探险名义下的所作所为略作披露，以还其本来面目。
第一，斯坦因是肩负英印政府使命的御用学者。新疆地处战略要冲，故英国和其他列强“久有觊觎窥伺之心”(1913年8月28日公文)。为此，他们处心积虑地将魔爪伸向新疆。斯坦因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闯入新疆的。
斯坦因“奉印度政府之使命” (1930年12月公文，时印度政府受英国政府控制)，在印度勘探局、大英博物馆和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等官方机构大力支持下，才得以在新疆进行4次探险活动，对此斯坦因在其著作中从不讳言。那么，斯坦因领受英印政府什么使命呢?答曰：“其目的系借考古迹为名，偷绘我国地图”(1913年12月17日公文)，“名为考古，实则暗中盗窃吾新古物转运英国”(1930年12月20。日公文)。此外，还有一条就是搜集各种情报。斯坦因在《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中，曾提到他到新疆和河西地区探险的目标和性质，但却未将上述3条包括在内。其实这缄口不言的3条，才是他探险的真实目标和性质，并在历次探险活动中不遗余力地坚决贯彻执行之。正因为如此，斯坦因才被英国和印度政府奉为“英雄”，并获得英王授予的印度王国武士勋位和骑士勋位。正是以此为基础，其学术成果才被褒奖有加，他才有机会获得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和皇家亚洲学会颁发的金质奖章，以及牛津和剑桥大学赠予的名誉博士学位等一系列殊荣。所以斯坦因到新疆探险绝不是纯学术活动，而是执行英印政府使命的政府行为，他是地地道道披着学术外衣为英印政府帝国主义政策服务的御用学者。所以“命运之神”才对他“格外垂青”（《沙埋契丹废墟记》前言，斯坦因其他著作中也经常用类似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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