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主要特点<br> 一<br> 19世纪俄罗斯民族的文学自普希金始，一发而不可收，势如江河奔腾，形成近一百年的洪流，为人类文化发展史和世界文学史写下光辉的一页。纵观全局，有它的一些主要的特点。<br> 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它与俄罗斯人民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以及它为俄罗斯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目的性。<br> 俄罗斯文学是直接为俄罗斯人民的解放斗争服务的。人民群众为解放自身所作的斗争，广大农奴和城市下层人民的悲剧生活与命运，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描写的中心题材。18世纪末期，拉吉谢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冯维辛的《纨祷子弟》和克雷洛夫的许多寓言，已经在这方面为后来的俄国作家树立了榜样。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强盗兄弟》、《叶甫盖尼·奥涅金》和他的《乡村》等抒情诗以及著名短篇《驿站长》，都描写这样的题材。普希金以后的作家无不以描写这样的题材为主要任务。莱蒙托夫的《瓦吉姆》，果戈理的《死魂灵》、《塔拉斯·布尔巴》、《外套》，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赫尔岑的《喜鹊 小偷》，葛里高罗维奇的《苦命人安东》，彼塞姆斯基的《一千个农奴》，涅克拉索夫的《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谢德林的《外省散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托尔斯泰的《一个地主的早晨》、《复活》等，都是如此。俄罗斯文学以歌颂自由、歌颂革命、歌颂人民作为传统主题，《自由颂》的题目一再出现在几辈大诗人的笔下，对十二月党人思想的歌颂贯穿在以雷列耶夫直到涅克拉索夫的诗篇中，从普希金的《鲍里斯·戈杜诺夫》和半个世纪以后出现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都把人民作为决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来表现。在相反的方面，俄国贵族地主和反动统治者以及一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便成为俄罗斯文学中一贯批判揭露的对象，即使沙皇本人，俄国作家也不回避去触及他。比如，托尔斯泰的《哈吉·穆拉特》中便为尼古拉一世塑造了一个狰狞的形象。19世纪俄罗斯文学之所以在全世界人民心中得到那么热烈的响应，正是因为它的这种与人民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和为人民解放而服务的斗争性。俄罗斯文学，恰如鲁迅先生所说，是“为人生”的文学。它是战斗的文学，是在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生活中起着“导师和朋友”作用的文学。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学正是在它和人民解放运动的这种紧密联系中，得到了蓬勃发展的主要保证。俄国19世纪的文学为我们证明了只有为人民的文学，才能得到人民的喜爱，只有“为人生”的文学，才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的真实的人生。<br> 我们平时在谈论俄罗斯文学的特点时，首先提到的往往是它的人民性、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这些特点都来自它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密切联系，来自它为人民、“为人生”的这个根本上的特点。文学的人民性不是表现在其他方面，主要表现在文学和人民锯放运动的联系上，表现在它能够传达人民的希冀、愿望，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的幸福和美好生活而斗争。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批评家在他们指导俄罗斯文学健康发展的时候，时时不忘指出文学的价值和力量来自它与人民解放事业的联系。别林斯基在比较克雷洛夫和卡拉姆静笔下的农民形象时就曾经指出，后者所描写的农民之所以不够自然、不够真实，原因在于他更多是立足于18世纪法国人的观点和俄国贵族的观点，而不是俄国人民的观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在19世纪50年代即对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作出极高评价，因为他看出，这位当时初露头角的大师“善于钻人农民的灵魂中”。俄国的伟大作家很了解怎样以他们的文学为人民的解放而服务。果戈理号召俄国作家要会写出人民的愿望、思想和内心世界，而不要只会写人民的衣衫。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评论俄国作家达里（1801—1872）的小说时说，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一点人民性”，问题在于他不理解文学应该怎样描写人民才能和人民的利益相适应，并为人民服务，说他好比是一个马车夫，他可以驾轻就熟地送你到彼得堡的每一个小胡同里去，但却不能帮助你了解和认识彼得堡。<br> 俄罗斯文学中浓烈的爱国主义感情也是来自它和祖国人民命运的密切联系。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一方面因为承受了从《伊戈尔远征记》开始的为祖国命运而担忧的传统，一方面也由于本身与俄国的现实生活和俄国人民的斗争的密切联系，才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爱国主义的典范。为祖国人民的解放而服务的目的性，使俄国作家具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如雷列耶夫所说：“我不是一个诗人，我是一个公民。”车尔尼雪夫斯基明确提出文学应该促进祖国的富强。即使像屠格涅夫这样的西欧派自由主义作家，他也是把推翻农奴制度、为祖国繁荣富强而斗争作为自己写作的自觉的目的的。<br> 说起人道主义，它当然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个特点，但它也是俄罗斯文学与俄国社会革命运动密切联系这一根本性特点所决定的。欧洲资产阶级人文主义者以人为本、为民请命的思想，在19世纪的俄国，体现为把广大农奴和城市下层人民当人，为他们的解放而斗争。俄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接受了西欧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文学以来的这一先进思想影响，结合俄国的实际，把它运用得很有力量。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俄国作家的人道主义是属于资产阶级世界观范畴的人道主义，这些作家思想上看不见社会发展的远景，他们在同情人民、为人民的解放而斗争的同时，又不免带有某种程度的朦胧、抽象甚至悲观的因素。<br> 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中带有普遍性和传统性的一些重要人物形象，往往都是由于它与现实斗争的密切联系才出现的。比如，多余人形象和新人形象便是如此。多余人形象的出现是19世纪前期俄罗斯文学的重要现象，只有从文学与革命运动的联系的角度才能理解这类人物形象的实质和时代意义。不错，多余人是软弱的，他们不是革命者，这是他们“多余”的原因。然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生活中出现了革命的力量，这类人才会拒绝与他们所出身的阶级同流合污，而沦为“多余”。奥涅金和毕巧林蔑视环境、高于环境、否定环境的思想根源来自于当时社会上先进的革命思潮。而多余人形象的发展也直接反映出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到了50年代末期，即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的时代，多余人已经可以说是不再“多余”了，这些软弱无力的贵族青年身上的革命性已随历史潮流而消退。《奥勃洛摩夫》这部作品的出现，表明新的时代和它的新英雄——平民革命知识分子——已经出现。新人的形象更能从正面表现出俄罗斯文学与现实斗争和社会运动的密切关系。为了促进革命运动的发展，推动时代向前进，文学必须提出自己的理想，必须歌颂它所肯定的东西，必须表现出生活前进的方向来。19世纪中叶俄罗斯文学中的新人物形象便是应这种历史要求而产生的。<br> 其实在19世纪以前俄罗斯文学的历史上，文学和现实的联系以及它为生活前进发展而服务的意向也是一贯表现在正面主人公形象身上的，罗蒙诺索夫笔下的彼得大帝、拉吉谢夫笔下的“受洗礼的贵族”雷列耶夫的依凡·苏萨宁、格列包耶陀夫的恰茨基，都是这一类的形象。19世纪前期，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等也很注意在批判的同时树立自己的理想。多余人形象在它出现的早期，本质上也是正面主人公形象。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发展到50—60年代，才在它和生活斗争进一步的和自觉的联系中，注意到了一种新的正面主人公形象，当时只有描写这样的人物，才能及时迅速地反映出现实的动向和人民的要求，这便是巴扎罗夫、洛普霍夫、基尔沙诺夫、维拉·巴夫洛夫娜，尤其是拉赫美托夫这些新人形象出现的历史和文学的背景。<br> 总之，俄罗斯文学主要是由于它与社会革命运动、与人民的解放斗争密切联系才取得它的种种成就的，这是它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特点。卢卡契说：“当我们要研究俄罗斯人民解放和成长的历史时，我们绝不能忘却文学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没有一种社会生活比得上俄国那样受到文学的巨大的激动和影响。”他的这些话是说得很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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