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原陕西国棉八厂辅助工，197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后成为国际知名导演。<br> 我21岁时，因为有一些文体特长才被破例从农村招进陕西国棉八厂，因为我的出身不好，能进厂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在厂里当辅助工，主要从事清扫、搬运一类的工作，还要经常“掏地洞”，清理堆积的棉花杂质，出来后，三层口罩里面的脸仍是黑的，工作很脏很累，却没什么技术。<br> 业余的时候我喜欢看书，逮着什么看什么，喜欢中国古典小说，那时候能找到的书也少，《三国》、《水浒》、《西游》、《说唐》都一遍遍地看，到现在对里面的人物也特别熟悉，它们对我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去年导演歌剧《图兰朵》时，想到古典艺术、民族特色，心里涌起的很多是这些小说给我的感觉。<br> 我学摄影是在1974年，因为工作之外的无聊，又不愿虚度青春，就想学点什么，后来觉得摄影不错，就买了照相机，又从图书室偷了不少摄影方面的书，吴印咸的、薛子江的、人像摄影、灯光摄影等等，凡是有关摄影的，都找来看，一些借来的书因为要还，就整本整本地抄，记得当时一本两寸来厚的《暗室技巧》，我抄掉了大半本。<br>那时候对知识的理解没有现在这么明确，不愿混日子，觉得学摄影是个事儿，一个人在浑浑噩噩的氛围中把这当成了一种寄托。那时候最大的想法，就是能到厂工会或宣传科当个“以工代干”的宣传干事。<br> 因为努力，又有兴趣，我的照相技术在厂里开始小有名气，厂里有人结婚，常常会找个休息日把我叫到公园的花前柳下，留个剪影一类的“艺术照”，之后放大镶框摆在新房里，当时在我们厂，谁结婚能挂这么一张照片，就是很有品位了。<br>加上我会打球，又能画毛主席像，便有幸成为当时我们厂里的“四大才子”之一。 <br> 如果不恢复高考，我可能真的会成为厂里写写画画的宣传干事，那时候年轻人想出路和现在不一样，除了入党、提干走政治这条路外，几乎没有别的选择。我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上面这条路想都没有想过，我是车间里惟一没有写入团入党申请书的，那时棉纺厂停电时就组织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学习，每到此时，几百人的车间里退场的只有我一个。<br>1977年高考在我还没来得及想时就溜过去了，等一揭榜，厂里一下子也考走了好几个，我不可能不受到触动，1978年再不考我就超龄了，直觉告诉我必须抓住这次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当时只有初中二年级的水平，学的那点东西又在文革中早忘光了，复习得再辛苦也没把握，于是往偏处想，报体育学院?自己个子矮，喜欢运动却又都是野路子，不行；美术学院?绘画基础不足。正在琢磨时，别人向我推荐了“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说“课都与摄影有关，你的片子拍得好，一定行”。就这样，经过一番努力我如愿以偿拿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录取通知书，那一刻，我知道自己的命运将随着新的知识、新的朋友和新的体制环境而改变。<br> 在电影学院，我跟其他同学最不同的有两点，一是年龄大，我差不多是我们这一级里最大的，系里别的同学一般都比我小10来岁；二是因为我的入学不是特别正规，因而总有一种沉沉的“编外感”。这两点不同，使我感到压力。<br> 按照当时的行业氛围，我们从摄影系毕业后分到电影厂，还要做若干年的摄影助理，然后才能做掌机摄影师。我想想自己毕业就32岁，再干几年助理，三十七八快四十了才能独立摄影，就觉得不行，于是给自己设计了两条路，一是走出电影圈做摄影记者，尽快独立工作；二是转行干导演。<br> 我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很少幻想什么，当时我已经着手联系陕西画报社；同时，我从大三开始便自己偷偷看一些导演方面的书。导演班的人年龄和我差不多，陈凯歌、田壮壮……<br> 甚至可能有人比我还大，这也是我想转入导演的重要原因，大家同时起步，感觉可能会好一些。<br>记得当时我是请导演系的才子林大庆帮着开的书目，一共20多本，之后是很长一段时间的苦读，这期间还试着写了个剧本，请导演系的白虹评点……正是有这一段时间的积累，才使我以后能很自然地由摄影向导演过渡，而无论是考电影学院还是转导演，开始的动机都是为了寻找出路，谈不上对电影或导演的“热爱”，而一旦选择了，我就想把它干好。<br>我应该算是命运起伏比较大的人，20年前的我和现在差别很大。平常我们老说人是有命运的，而在我看来命运是受“机会”和“能力”左右的。对于一个个体的人而言，“机会”是被动的，要受大、小环境和个人的位置制约，比较难预测把握；而“能力”则不然，在获取“能力”方面，人具有相当的主动性，我想正是因为自己通过学习获得了进一步把握机会的能力(摄影)，才使自己从一个看起来不是很有出路的工人走到今天的。因而对我来说知识、学习非常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我甚至认为它们是“能力”的惟一来源。<br>而且，一个人更重要的是要有不断学习的精神。每次我去看父亲，他跟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要学习”。父亲生前常对我不满意，他在家看我的一些访诛，总觉得我文采不够，口才不好，总说“你看人家陈凯歌……”<br> 在“不断学习”这一点上我与父亲非常认同，我总觉得我们电影人其实生活的圈子非常窄小，并不开放，而我们从事的工作又特别需要不断的补充给养、积累知识，因而我们必须做生活中的有心人，善于从点滴生活中感悟和表达。对我们电影人来说，这样的学习可能比纯粹的书本上的学习更重要。你必须在与各种人各种事的接触中，敏锐地感受，清晰地体悟，准确地表达，而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不断学习的精神、毅力和勤奋，否则便会走进死胡同，拍不出什么好的影片。<br>1978年考上电影学院，是我一生最大的命运改变。现在，我常常会在好的影片前落泪，特别是一些纪实类电影。生活中很多东西让我们感动，我希望在自己剩下的生命里，能尽可能多地记录下这些感动我们的人和事，拍更好的影片。<br> 肖琴、肖燕云姐妹俩，湘西土家族人。小学时由于家中贫困，两姐妹抓阄上学。妹妹抓了长的稻草就上了学，而成绩一向优异的姐姐只能辍学回家当农民。<br>我想，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些时间是美丽的凝固或痛苦的板结，正如多年前那根草被抽出的一刻，它一定以常人难以想像的长度降临在姐妹们俩的视线中，长得充满了燕云此后勤苦的读书时光，并一直把她送进美丽的大学校园；而对姐姐肖琴来说，这根草可能更长，放在背上的竹筐里，她从10岁一直背到今天，并可能继续这样背下去……<br>李阳，疯狂英语学习法发明人，来自乌鲁木齐，父母系支边大学生。1986年自新疆实验中学考入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1988年开始摸索疯狂英语学习法。1990年毕业分配到西安电子设备研究所工作。1990年-1991年，一年多时间里坚持每天清晨到单位楼顶狂喊英法德日语。1992年调入广东筹建广东英语广播电台。自1994年创办李阳·克立兹国际英语推广工作室，在全国各地演讲，掀起疯狂英语学习热潮。<br> 当我意识到那些人都是我生命中的匆匆过客，我何必在乎他们怎么看我呢，将来我的命运要自己把握，将来的生活是我自己来经历——想到这些，我就开始不怕丢脸了，到后来进一步，我已经把不怕丢脸变成热爱丢脸。没有丢脸就很难受，一丢脸就很兴奋，因为丢脸使我进步。说得简单一点，我叫它变态心理，热爱打击，热爱丢脸，欢迎挫折，别人越笑话我越激动。我给大家演讲时告诉他们，重要的不是现在丢不丢脸，要看将来丢不丢脸，害羞是什么呢，害羞就是为了那些生命中匆匆过客的态度而影响了自己的一生。<br> 当我最大声最快速最清晰地喊了十多天后，即使我再紧张，讲出来的也是很漂亮的英文。那时我终于发现，与其站在旁边羡慕别人，感到自卑，不如去放声大喊吧，喊几天几十天就会改变你的命运。<br> 在西安，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时间，我称之为我人生6次重要的奋斗中最重要的一次。几乎是365天，我每天到研究所楼顶上等着日出，有时带块毯子，躺着喊，跪着喊，跳着喊。春夏秋冬，冬天我穿着军大衣、大头鞋，雪花飞舞，我在雪花中喊英语；夏天很热，我爬起来，光着膀子，穿着短裤，在楼顶上喊。每次看到太阳，就感觉吸收到无穷的能量，这些能量激发自己去奋斗……<br> 我觉得学习外语不是一个脑力劳动，是个体力劳动。你说了一辈子中文，你的肌肉是完美的中文肌肉，讲起外语来就是别扭。你不会讲，怎么可能学会呢。学游泳的办法是跳进去游吧，那么学口语的方法就是，张口说吧。到底怎么说呢，我们发明了“三最口腔肌肉训练法”，练的时候最大声最快速最清晰，见了外国人时一紧张，大声就变成了正常声，快速就变成了优雅的语速，清晰就变成了模模糊糊的英语，正好是最佳状态。<br> “疯狂英语”是心理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它代表一种学习方法，就像疯狂代表一种精神，一种心理状态。这里英语可以变成法语、德语、日语，包括外国人学中文，它帮助你克服心理障碍。学习任何一种外语都要记住，就是改变你的母语肌肉，使之国际化。……你按照三最法来做吧。当你喊出来时，很多人会说，刚才是我喊了吗?我也能喊吗尹我这么内向的人，也会当着旁边那么多人大声喊出来吗?就这样，当年打开我心灵的钥匙也成功地打开了他们的心灵，他们说：哇，从那一刻起，脸涨红了，很激动，从那时候起，一个美丽的崭新的世界展现在他面前……<br> 今天我还不是一个完全自信的人，还有很多领域不自信，我还在改变。但我现在做的事，就是我十年前的梦想，向全中国普及疯狂英语，把这种方法推广到全球去，我所有这些梦想都在实现过程中。<br> 我喊出来的时候只是觉得我需要大喊，因为我一直向往成功，一直向往做一个让大家都感到骄傲的人。一直没有做到，我成千上万次地下决心，在那十年迷蒙的青少年阶段，我一直没有做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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