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康达酒吧里的笑容
这是我们探险过程中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已经习惯于以我们古怪的服饰与“大力士”落魄的形象吸引好奇者的注意力，而“大力士"气喘病般的轰鸣也能换取招待我们的主人的同情。无论如何，我们曾经成为所谓的“马路绅士”；曾经隶属于那个因其古老而被尊重的“浪游贵族”阶层，以那样的身份作为我们的名片赢得人们的注意。然而一切时过境迁。如今我们不过是自己背着行李的两个流浪汉，跋涉的尘埃蚀刻了我们所有的行头与昔日尊贵的自我。卡车司机把我们丢在进入市区的山坡上。我们疲惫地拖着行李走过街道，身后是路人嘲讽或漠然的目光。远处港口里的船只闪烁着诱人的微光，一片漆黑然而友好的大海喷吐出涨满我们鼻孔的阴郁气息。我们买了面包(面包当时看起来很贵，但随着我们向北行进，事后证明其实它很便宜)，继续下山。阿尔贝托显然已经累了；尽管我努力掩饰，但实际上我同样疲惫。所以，当我们
发现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时，我们围住了车子的主人，给他看我们从圣地亚哥到这里的漫长旅程留下的种种艰辛印记。车主让我们睡在一些木板上，旁边是一些名字以hominis结尾的寄生虫，不过至少我们的头顶还有片屋顶。我们一心想睡觉，但我们到达的消息传到了一个同乡耳中，他当时正在卡车旁边一家破旧的小餐馆里，因此提出想见我们一面。“见面”在智利意味着请客，因此我们两人谁也不愿错过这天赐的运气。我们的同乡看起来已经被邻国的风气深深浸染，喝得烂醉。我好像已经有几个世纪没有尝过鱼的滋味，而葡萄酒是那么美味，我们的主人又如此热情……一句话，我们饱餐了一顿，他还邀请我们第二天到他家去。
焦康达酒吧开门很早，我们一边煮着“梅特”，一边和对我们的旅行颇感兴趣的老板聊天。然后我们起身去探索这座城市。瓦尔帕莱索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城市，建在可以俯瞰海湾的山上，仿佛是从延伸人海的山坡上生长出来的。用波浪状铁皮做房顶的奇怪建筑物一层层排开，彼此之间以迂回的台阶与索道连接。热闹的房屋博物馆独有的美在不同色彩的房屋与灰蓝色的海面的对比中呈现到极点。如同进行耐心的探查手术一样，我们窥探着肮脏的阶梯与黑暗的隐秘角落，与成群的乞丐交谈；我们估量着这座城市的深度与吸引我们的那种腐臭气息。我们张大了鼻孔，以残酷的专注捕捉贫穷的味道。
我们来到港口停泊的船只边，想找找有没有去复活节岛的。得到的消息并不令人振奋：未来六个月里不会有船去那里。我们倒是得到了一个每月飞往那里一次的航班的一些模糊消息。
七湖路
我们决定走七湖路到巴里罗切去。“七湖路”所以得名是因为到达巴里罗切前路边会经过七个湖泊。“大力士”在头几公里中只出了几次小故障，但天黑以后又出现了车前灯被摔坏的老问题。于是我们宿营在一间挖土工人的棚屋里。这是一个明智的决策，因为那天晚上格外地冷。天气的确冷得厉害，不久就有一个陌生人找到我们的棚屋里来借毛毯：他和他的妻子露宿在湖畔，快冻僵了。我们和这对坚忍的夫妇分享了“梅特”，他们仅仅靠一个帐篷和背包里的一点物资已经在湖边住了一段时间。我们觉得他们很可怜。
我们再次出发，经过大小不一的为原始森林环绕的湖泊，大自然的气息亲吻着我们的鼻孔。奇怪的是，湖泊、森林与带有整洁的花园的孤独房舍的景象很快就让我们感到了厌倦。光从表面上观看风景只会让你注意到它们令人厌烦的单调而不会让你深入乡村的灵魂；为达到后一种效果，你必须在一个地方停留几天。
我们最后到了纳韦尔瓦皮湖的北端，饱餐了一顿烧烤后愉快地睡在湖岸上。可是，准备再次上路时，我们发现摩托车后轮被扎了—个洞。一场与内胎进行的烦人较量开始了。我们刚在一侧粘好补丁，就发现另一侧被扎破了。我们用光了所有的补丁，只好留在这里过夜。在这里负责看管的一个奥地利人年轻时也玩过摩托车，他让我们在空闲的棚屋里。他彳艮想帮助我们这些有困难的摩托车车友，但又害怕被老板发现。
看管人用支离破碎的西班牙语告诉我们附近有美洲狮；“美洲狮很歹毒。它们会主动攻击人。它们长着浓密的鬃毛。”
关门时我们才发现看起来很结实的门其实底部关不牢。山里的狮子已经充斥了我们的脑海，我把左轮枪放在枕边，以防狮子在半夜不期而至。我被爪子挠门的声音惊醒寸天已经快亮了。阿尔贝托在我身旁吓得一声不吭。我用手指紧紧扣住左轮枪的扳机。两只发光的眼睛从树林的阴暗处凝视着我们，随即像猫一样跳跃向前，同时巨大的黑色身躯滑过了我们的房门。我的反应完全是下意识的：理性的克制已经被自我保护的本能压倒，我扣动了扳机。轰鸣声在房间四壁回荡了一阵，然后被来自门口一个火把的方向的绝望叫声凝滞。我们心虚地沉默了，从看管人洪亮的喊话声和她妻子附向尸体时歇斯底里的哭声中明白或至少猜到究竟发生了什么；那是他们脾气乖戾的狗：波比。
阿尔贝托到安戈斯图拉去修补轮胎。因为不可能再到把我们视为凶手的人家借宿，我以为自己只能露宿一夜了，幸好我们的摩托车临近另一个看管人的小屋，他让我和他的一个朋友在厨房里借宿。半夜我听到雨声，于是爬起来给摩托车盖上防雨布。由于用来当枕头的羊皮让我过敏，我决定使用一点治哮喘的喷雾剂。正当我做这些事时，和我同睡一屋的人醒了。喷雾声使他猛地抽搐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我发现他的身体紧紧地蜷缩在毛毯下，屏住了呼吸，手里握着一把刀。有过昨晚的经历，我决定保持镇静，不表现出害怕被攻击的样子，因为妄想症在这种地方很容易传染。
第二天晚上我们到达圣卡洛斯—德巴里罗切，在警察局住了一夜，等着搭Modesta Victoria号前往秘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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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埃内斯托与阿尔贝托·格拉纳多的旅行
埃内斯托·格瓦拉·林奇
阿尔贝托·格拉纳多是一名生物化学家，也是埃内斯托的同学托马斯与格里高利的哥哥。是他提出让埃内斯托参加他穿越南美的旅行。当时是1951年，埃内斯托正在与一个来自科尔多瓦的漂亮女孩交往。包括我在内的全家人都确信他会娶这个女孩。
有一天埃内斯托宣布：“我要到委内瑞拉去，爸爸。”
你们可以想像我当时的惊讶。我问他：“你要去多久?”他说：“一年。”
“你的女朋友怎么办?”我问。
“如果她爱我，她会等着我。”他回答道。
我已经习惯了我儿子的心血来潮，但我也知道他对那个女孩很认真，我以为这会抑制他对发现新领域的渴望。我迷惑了。我无法理解埃内斯托。他身上有我无法完全揣测的东西。这些东西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显现。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对旅行的迷恋只是他对学习的热情的另一侧面。他知道：为了真正了解穷人的需求，他必须周游世界——不是作为停下来拍些漂亮的照片、欣赏风景的旅游者，而是像他那样，分担在每一个道路拐弯处发现的人类苦难，寻找这些苦难的根源。他的旅行是某种形式的社会研究：用他自己的眼睛看外面的世界，但同时也尽他所能解除苦难。
只有具备这样的决心与同情心、具备无法容忍苦难的心灵与情愿为他人牺牲自己的意识，他才能完全置身于人类的悲惨境遇中，而世界上大部分穷人正不幸地处于这种境遇中。数年以后，回想起他的几次旅行，我明白正是这些旅行使他看清了自己真正的使命。
埃内斯托出发去委内瑞拉后，我和我的姐妹以及她们的朋友祖切蒂神父(Father Cuchetti)一起吃午饭。祖切蒂神父因为他的自由思想在阿根廷很有名气。我告诉他们埃内斯托与格拉纳多在亚马孙丛林里的旅行以及他们在圣巴勃罗麻风病村所做的事。神父专心地听完我对麻风病病人悲惨生活的描述，说道：“我的朋友，我自认可以为我的同胞奉献一切；但
我向你承认：在热带缺乏卫生条件的环境里和麻风病病人共度每一个早晨、中午与晚上，这是我做不到的。我的确做不到。我要为你儿子和他的朋友的人道主义与正直脱帽致敬。因为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这需要钢铁般的意志、无比的怜悯与仁慈的灵魂。你的儿子前途无量。”
坦白地讲，我已经习惯于在幻想中经历埃内斯托的历次旅行，因此我没有花费更多的时间猜测他出行的动机。准确地说，他谈论自己的旅行时的那种轻松口气迷惑了我，使他所做的一切看起来像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他没有使用任何戏剧化的说法，装作一切不过是出于好奇，这也许是为了让他的家人放心。
经过很长时间以后，通过他的来信我们才知道他是在追随一种从未离开过他的使命感。他讲述的故事总是生动有趣，而且带有一种讥讽的口吻，让听众总是搞不清他究竟是在开开玩笑还是认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