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贝娄（Saul Bellow，1915-2005）美国作家。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拉辛，在蒙特利尔度过童年。1924年，举家迁至美国芝加哥。父亲是从俄国移居来的犹大商人，贝娄是家中四个孩子中最年幼的一个。1933年，贝娄考入芝加哥大学。两年后，转入伊利诺斯州埃文斯顿的西北大学，获得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士学位。同年，赴麦迪威的威斯康星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自1938年以来，除当过编辑和记者，并于二次大战期间在海上短期服过役外，他长期在芝加哥等几所大学执教。现任芝加哥大学教授和社会思想委员会主席。
　　从1941年到1987年的4O余年间，贝娄共出版了9部长篇小说。早期创作有结构优美的《挂起来的人》（1944）、《受害者）（1947），颇为评论界注目。《奥吉·马奇历险记》（1953）的出版，使他一举成名，奠定了他的文学地位。由于他把“丰富多彩的流浪汉小说与当代文化的精妙分析结合在一起”，这部小说成为当代美国文学中描写自我意识和个人自由的典型之作。其后，陆续出版了《雨王亨德森》（1959）、《赫索格》（1964）、赛姆勒先生的行星》（1970）、《洪堡的礼物）（1975）、《系主任的十二月》（1981）、《而今更见伤心死》（1987）、《偷窃》（1989）等。这些作品袒露了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苦闷，从侧面反映了美国当代“丰裕社会”的精神危机。其中《赫索格》成为美国轰动一时的畅销书。此外，贝娄还出版过中短篇小说集《且惜今朝》（1956）和《莫斯比的回忆》（1968），剧本《最后的分析》（1965）以及游记《耶路撒冷去来》（1976）、散文集《集腋成裘》（1994）等。
　　贝娄的一生可以说是集学者与作家于一身，他在创作上继承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某些传统，并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些观念和手法，强调表现充满矛盾和欲望的反英雄。他曾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馆，一次普利策奖奖；1968年，法国政府授予化“文学艺术骑士勋章”；1976年，由于他“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分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洪堡的礼物》是贝娄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两代作家命运的描写，揭露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压迫和摧残以及当代社会的精神危机。曾两获普利策奖并获封法国骑士勋章的中年作家查里·西特林一切都在走下坡路，前妻要刮尽他的财产、流氓砸烂了他的奔驰车、现有的情妇是个敛财娘，最重要的是他什么创造性的东西都写不出来了。他对潦倒而死的前辈诗人兼导师和挚友的洪堡一直心怀歉疚，洪堡曾教他认识艺术的力量，要他忠于自己的创造性精神，而他在洪堡贫病交加时却并未伸出援手。最后在面临物质和精神双重破产的情况下，西特林终于借助洪堡留给他的一个剧本提纲摆脱了物质危机，同时也深深体会到洪堡当年的精神苦痛。
　　索尔·贝娄（1915—2005）是美国20世纪大师级小说家，作品三获国家图书奖，一获普利策奖，并因“对当代文化富于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荣获197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本书是贝娄的第六部小说，出版于一九七五年。该书获得了一九七六年的普利策文学奖，贝娄本人也于同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通过美国两代作家的不同遭遇，深刻揭示了物质世界对精神文明的摧残。

　　20世纪美国文学的支柱是由两位小说家构成的：威廉·福克纳和索尔·贝娄，他们是20世纪的麦尔维尔和马克·吐温。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

　　冯·洪堡·弗莱谢尔的歌谣集在三十年代一问世，就立即引起了轰动。洪堡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人物。远在中西部的我，当然更是热切地期待着。这一点，我是从不讳言的。他是一个先锋派作家，新一代的奠基者。他漂亮，白皙，身材高大，严肃而诙谐，是一个博学的人。这家伙真是走了运。所有的报纸都在评论他的作品。他的照片在《时代》周刊登出时，没有遭到贬责，《新闻周刊》还对他大加赞扬。我热情满怀地读着《滑稽歌谣》。当时我是威斯康星大学的学生，昼思夜想的只有文学。洪堡对我展示了做事的新途径。我欣喜若狂，羡慕他的运气，他的才智以及他的声誉。五月，我到东部去拜访他，也许是想亲近亲近他。我乘坐“灰狗”长途汽车，沿斯克兰顿线，用了大约五十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完了那段路程。那倒无所谓。车窗敞开着。我还从来没有见过真正的群山呢。树木正在抽芽，一派贝多芬《田园交响乐》中的景色。我的心不禁为满目的青翠所陶醉。曼哈顿也美不可言。在那里，我租了一个小房间，每星期三元，同时找到了一个工作：走门串户推销福勒牌刷子。我对一切都感到无比兴奋。我给洪堡写了一封表示崇敬的长信。于是他邀我到格林尼治村去谈论文学，交流思想。他住在贝德福街丘里饭店附近。他先给我倒了杯清咖啡，随后又在那个杯子里倒上杜松子酒。“呵，你是个蛮漂亮的小伙子，查理，”他对我说，“你大概还有点儿狡狯吧，我看你年纪轻轻的就快要谢顶了。好一双美丽多情的大眼睛。你当然喜欢文学喽，这一点很重要。你有感应性。…‘感应性”这个字眼是他首创的，后来这个词儿便风行起来了。洪堡为人和善，他把我介绍给同村的住户，给我书籍，让我写书评。我一直喜爱他。
　　洪堡的成功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到四十年代末就开始衰落了。五十年代初，我自己也声名鹊起，甚至赚了一大笔钱。啊，钱啊钱!洪堡则拿这笔钱为借口攻击我。到了晚年，当他还没有因为颓丧而沉默下来，还没有被关进疯人院的时候，他依然在纽约四处奔走，攻击我和我那“百万家产”。“就拿查理·西特林来说吧，他从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投上我的门来，现在他居然搞到百万家产。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赚那种钱呢?——又是一种凯恩斯吗?对啦，凯恩斯，一个驰名世界的人物，一个经济学天才，布鲁姆斯伯里的王子。”洪堡说，“娶上个俄国芭蕾舞演员，钱就随之而来。可是这个变得如此富有的西特林竟是何许人也?我们从前还是莫逆之交呢!”洪堡确切地说，“不过，那家伙总是有些反常。赚了那么多钱后，为什么又躲到边远地区去呢?呆在芝加哥干吗呢?他一定是怕露馅。”
　　当他头脑清醒的时候，便利用自己的才华来攻击我。他干得出色极了。
　　我并不热中于金钱，啊，老天，对啦，我一心想的是做好事。我想做好事想得要命。这种做好事的情感，可以追溯到我早年对生存的意义的独特感受——我好像陷进了透明的生活深处，激奋地、拚命地摸索着生存的意义。我清楚地感到，瑰丽的面纱、虚幻的境界，以及玷污着永恒的白光的五彩玻璃的圆顶，而我就在紧张狂乱之中哆嗦。对那些事情，我是着了迷啦。洪堡是明白这一点的，然而到后来他却一点都不同情我了。他自己病愁潦倒，对我也毫不宽容。他一个劲地强调瑰丽的面纱和巨额金钱之间的矛盾。其实，我赚的那些钱是钱自己赚来的，是按照资本主义那些说不出来的古怪道理赚来的。世道就是这样嘛。昨天我在《华尔街日报》上看到对财富感到忧郁的文章，“人类在有文字记载的五千年的历史里，并不都是如此富足的”。在五千年匮乏中所形成的思想，现在被歪曲了，然而人们的感情却适应不了这种变化，有时候甚至抗拒这种变化。
　　二十年代，芝加哥的孩子们每到冬雪初化的三月天，便要四出寻财探宝。肮脏的雪在马路旁堆积着，消融的雪水在沟渠里蜿蜒流动，闪闪发光。这时你可以发横财啦——瓶塞呀，齿轮呀，铸着印第安人头像的小钱呀，都可以找到。去年春天，我已经差不多成个老头子了，我发现自己竟然离开了人行道，顺着路边东张西望，寻寻觅觅。找什么呢?我这是怎么了?假如我果真捡到一角或者五角的硬币，那又该怎么样呢?我不明白童心是怎么在我身上复活的，然而它毕竟是回来了。一切在融化。冰，谨慎，老成。面对这一切，洪堡将会说些什么呢?
　　每当听到他对我的恶意中伤时，我往往觉得自己对他的观点也是同意的。“他们给西特林颁发普利策奖，那是由于他写了关于威尔逊与图马尔蒂的书。普利策奖是发给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崽子的，不过是对那些招摇撞骗、不学无术之辈虚张声势的宣传而已。与其说得奖，倒不如说是为普利策充当活广告，充其量当你一命呜呼之时，讣告开头可以写上这么一句：‘普利策奖得主逝世了。”’我想，洪堡此话也不无道理。“而西特林就两次获得这种奖金，头一次是他写了那出伤感戏，使他得以在百老汇发迹；另外又取得了电影制片权，他从中又捞到相当的份额。我并不是说他真的有剽窃行为。不过他的确从我身上偷去了一些东西——我的个性。他根据我的个性塑造了他的主人公。”
　　这些狂言听来刺耳，但细想并非全然没有根据。
　　他能言善辩，一个人在那里可以滔滔不绝说个没完。他是个即兴演说家，诋毁别人的老手。说老实话，被洪堡糟蹋一下倒是一种荣幸，就像给毕加索的双鼻肖像或者苏蒂恩画的扒出内脏的小鸡充当题材一样。钱一直在激发着他。他顶爱谈论有钱人。靠办纽约小报起家的洪堡，还经常提到以前曾经轰动一时的丑闻，诸如皮奇丝和阔佬白朗宁，哈里·骚和艾维琳·内斯比特，还有爵士时代，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以及超级富翁。亨利·詹姆斯的女继承人他非常熟悉。有时候，他自己都可笑地谋算着发财。然而他真正的财富就是文学。他胸罗万卷。他说，历史是一场噩梦，他只想在这噩梦之中好好睡一夜而已。失眠使他更加博学。他彻夜不眠地读着大部头——马克思和桑巴特、汤恩比、罗斯托夫采夫、弗洛伊德。谈到财富，他便把罗马的奢华同美国新教徒的富贵加以比较。他有空就钻研犹太人——乔伊斯笔下的证券交易所外面戴大礼帽的犹太人。他会很自然地把话题转到施里曼挖掘出的阿伽门农的贴金脑壳或者死亡面具上去。洪堡的确健谈极了。
　　他父亲是匈牙利犹太移民，曾追随潘辛将军麾下，驰骋于奇瓦瓦，在以妓女和马匹闻名于世的墨西哥追捕过潘乔·比利亚(他和我父亲不同。我父亲是一位身体矮小的体面人物，是不屑干这等差事的)。他父亲就是这样闯入美国的。因此，洪堡起初只谈靴子、号角、野营什么的，而到了后来，便也谈起佛罗里达的轿车、豪华旅馆和娱乐场所来了。经济腾飞时期，他父亲在芝加哥呆过，在那里经营房地产生意，在滨水饭店租了一套房子。夏天，他就把儿子叫去。洪堡也熟悉芝加哥。在棒球名将哈克·威尔逊和伍迪·英格利希大显身手的时日，弗莱谢尔家在里格利运动场有一个包厢。他们常常开着利箭牌或者希斯潘诺一苏莎牌汽车(洪堡是个汽车迷)去观看比赛。芝加哥有小约翰·海尔德美丽的绘画，有穿一脚登内衣的漂亮姑娘；也有威士忌、暴徒；在拉萨尔街，还有圆柱林立的森严的银行，在它的钢铁金库里，锁着铁路钱、猪肉钱和收割机的钱。我从阿普尔顿来时，对这个芝加哥一无所知。我同波兰小孩在高架铁道下玩骑驴。洪堡在亨利西餐厅吃香甜的椰子巧克力蛋糕。至于亨利西里面是什么样子，我连看也没看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