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Elizabeth Kostova)，相继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获密歇根大学艺术硕士。《历史学家》是伊丽莎白·科斯托娃历时十年精心创作的处女作小说，作者在密歇根大学创作斯间即获得霍普沃德小说创作奖（Hopwood Award  for the Novel-in-Progress )，也因为此书，获得二00五年度美国“羽毛笔”图书奖（Quill Book Awards)最佳新人奖。

    一天深夜，一个十五岁的美国少女在她父亲书房里发现一本古书和一袋信。每封信的抬头都是：“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这些信，开启了一座她梦都不会梦到的历史“迷宫”，其中有她父亲过去的秘密，以及与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邪恶力量有关的她母亲失踪之谜。
    这些信开启了一座历史迷宫，几百年来历史学家不惜生命追踪吸血鬼德拉库拉的过程被揭开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出现了：德拉库拉还活着。从牛津大学图书馆到伊斯坦布尔，从布达佩斯再到东欧诸国的乡野山区，父女二人在对历史卷宗不断的研究中步步逼近了吸血鬼的老巢。而少女，也逐渐了解了自己不同寻常的身世…… 像《哈利·波特》那样，《历史学家》利用神秘主义在幻想和现实中搭了一座桥，在科学之外又营造了一个恐怖的魔鬼空间。
    几百年来，一代又一代历史学家们不惜以自己的名誉、安全为代价，苦苦追寻产生吸血鬼的历史源头——中世纪中欧残暴的统治者“剌穿者”弗拉德的下落，从而铲除吸血鬼这一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力量。少女的父母，多年前就开始了追踪吸血鬼的惊魂之旅。少女决心要追随父母未竟的事业。
    从牛津大学图书馆到伊斯坦布尔 、布达佩斯，到东欧诸国的乡野山区，父女二人穿梭在城市、修道院、档案馆，在追踪各种晦涩的线索与隐藏的文本、密码中，逐步逼近“剌穿者”弗拉德可怕的真相，而少女也逐渐了解了自己不同寻常的身世。

    第一章
    一九七二年，我十六岁。父亲说我还不够大，不能和他一同去旅行，他是要去执行外交使命的。他更喜欢我在阿姆斯特丹国际学校里好好读书。当时，他的基金会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儿就是我的家，以至于我几乎都忘了小时候在美国生活过。我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很久还是如此。现在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当时我的同龄人都在体验吸毒和反越战呢，可我一直是在备受呵护的环境里长大的，因此成年后在学术界的生活成了恰到好处的冒险。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是个没妈的孩子，父亲又当爹又当妈，对我加倍关爱。我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当时我父亲的“和平与民主基金会”还没有成立。父亲从来不提母亲，即使我问起，他也总是转过头去，缄默不语。于是我很小就明白了，这对于父亲是一个太痛苦的话题，他无法开口。他只是一味地给我精心的爱护，给我请一连串的家庭教师和管家——在事关我的教育问题上，他从不吝啬，尽管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克莱太太是这些管家中的最后一位。她负责照看我们位于老城中心拉姆格拉希特运河边上的住宅。房子不是很大，是十七世纪的建筑。每天我放学回来，克莱太太都给我开门，父亲常不在家，这时她就算是我的家长了。她是英国人，年纪比我母亲要大，如果母亲还活着的话。克莱太太用起鸡毛掸子来可谓得心应手，可教育青少年就显得笨手笨脚了。有时，我看着餐桌对面她那张充满同情、长着龅牙的脸，我觉得她肯定又想起了我母亲，我真讨厌她那样。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那座漂亮的房子空荡荡的。没人教我做代数题，没人对我的新大衣赞不绝口，没人叫我走过去拥抱他一下，也没人大惊小怪地说我竟然长这么高了。每当父亲从挂在餐厅墙上的那幅地图上的某处回来时，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异国他乡的味道，兴致高昂，但疲惫不堪。我们总是在巴黎或罗马度假，孜孜不倦地研究那衅我父亲认为我应该了解的名胜古迹。然而我最想去的还是他一个人去过的那些地方，那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稀奇古怪的地方。
    每次他不在家，我的生活就是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放学回家，我砰地把书包扔到擦得铮亮的门厅桌上。克莱太太和父亲都禁止我晚上外出，只是偶尔和经他们严格审查后认可的朋友们一起去看一场经过他们严格审查后认可的电影。这些规矩我竟然一直老老实实地遵守着，现在想起来真是匪夷所思。不过，我喜欢孤独，我是在孤独的环境里长大的，在孤独中我如鱼得水。我学业上出类拔萃，但在社交方面就相形见绌了。和我同龄的女孩让我感到害怕，特别是外交圈里那些满口粗话、烟瘾极大而自以为成熟的女孩。和她们在一起，我总觉得自己的裙子不是太长就是太短，或者我根本就不应该穿裙子。尽管我会模模糊糊地梦见异性，男孩还是让我感到神秘莫测。事实上，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独自待在一楼我父亲那间宽敞、雅致的书房里的时候。
    书房从前很可能是客厅，但他从来都是在那里看书。他认为一问宽敞的书房比一间宽敞的客厅更重要。他很早就让我随意浏览他的藏书。他不在家的时候，我会几小时几小时地在他的红木书桌上做功课，或者浏览四周沿墙书架上的书。我后来推测父亲也许是忘了书架顶层上的东西，或者，更可能以为我还够不着那些东西。总之那天晚间，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古印度《爱经》的译本，同时还有一本更旧的书和一袋发黄的文件。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明白那天我是怎么就把它们拿了下来，而且还被深深地吸引住的：书中央的插图散发出那种古老的味道，我还发现那些发黄的文件都是私人信件。我知道我不应该翻看父亲或者任何人的私人文件，我担心克莱太太随时都会来给一尘不染的书桌掸拭灰尘，我回头看了看门口。但我还是站在书架旁，情不自禁地读起了最上面一封信的第一段，几分钟而已。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不管您是谁，想到您在读我不得不留下的信，我非常遗憾。我为自己感到遗憾——如果这信到了您手里，必定是我有了麻烦，也许是死了，或者更糟。但我也为您感到遗憾，我未曾谋面的朋友。因为一旦您读到这封信，必定是有人需要这个邪恶的信息。如果您在其他意义上不是我的继承者，您也很快成为我的继承者——把我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经历移交给您，我真的很难过。这邪恶我是如何继承下来的，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最终能找到真相——也许是在给您写信的过程中，也许在以后的事态发展过程中。
    一九三0年十二月十二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我读到这里，内疚——以及其他的原因——促使我赶快把信放回了信封。但那天和后来很多天我一直在苦苦寻思那封信。我父亲结束了又一次外交旅行，回到家，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他那些信，还有那本奇怪的书。我想等他有空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人时才开口，可那些天他一直都在忙，而且我发现的东西有些离奇，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说。后来，我问他下次出门能不能带上我，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保守秘密，也是我第一次坚持自己的主张。父亲勉强答应了。他和我的老师以及克莱太太都谈了话，提醒我在他开会的时候我会有充裕的时间做功课。对此我毫不怀疑。外交官的孩子总是要等待。我收拾好我的那个藏青色旅行箱，带上课本和很多双干净的齐膝袜子。于是，那天早上我没有去学校，而是默不作声但非常愉快地跟着父亲向车站走去。我们坐火车到维也纳。父亲讨厌飞机，他说坐飞机旅行就不像旅行了。我们在那儿的一家旅馆里匆匆歇了一晚。第二天，我们坐火车进入阿尔卑斯山脉，沿途经过我们家地图上所有那些用白色和蓝色标注过的高地。我们到了一个黄尘满地的车站，父亲发动了我们租来的汽车。我屏住呼吸，直到车子转弯进入城门。这座城市他已经和我描述了很多次，我在梦里都可以看见它。
    ……

    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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