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登上室内的楼梯上楼去了。亨利走到餐桌边，想了想，他确实饿了，可每当他承认肚子发饿想吃东西时，波尔便往往焦虑不安，甚至连面孔都变了形，他拿起一块肉放在一片面包上，咬了一口，他暗下决心，自言自语道：“从葡萄牙回来后，我一定到旅馆去住。”夜晚，回到一间无人等待着您的卧室，该是多么惬意啊!甚或在他热恋着波尔的时候，他也一心想独居一间空屋。只是在1939年至1940年期间，她每天夜里都像死了一样躺倒在他那具遭受了可怕的摧残的躯体上，既然他已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她，岂敢拒绝她什么要求?再说，宵禁也给这种结合提供了方便。“你什么时候远走高飞都可以。”她常常这样说，可当时他还不能走。他抓起一瓶酒，用开瓶塞钻钻进软木瓶塞，木塞子吱嘎作响。只要一个月时光，波尔就可能习惯那种没有他在身边的生活，她若不习惯，也活该。法兰西从此不再是一座囚笼，国界即将打开，生活再也不该是一种桎梏。整整四年，自己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关心的只是他人。这足够了，也太过分了。眼下该过问一下自己了。正因为如此，他迫切需要独居，需要自由。漫长的四年之后，一个人要重新恢复原来的模样，谈何容易啁。有成堆的东西他必须弄个一清二楚。什么东西?嗳，他目前尚不明白，可抵达那儿之后，当他独自徜徉在油香扑鼻的街巷时，他会尽量设法明确自己的处境。他心头再次激动地一跳；天空又将一片蔚蓝，窗户上又会飘忽着晾晒的衣服。他将作为一个游客，双手插在兜里，行走在人群之中，他们操的不是他的语言，他们的
所忧所虑也与他毫不相干。他将纵情地去生活，去感觉生活，这样，也许会使一切变得明朗起来。
我真想回答一声：“没什么!”我的体贴和慷慨往往惹得她不高兴，因为她并不真心感激我，恰恰相反，她在心底里责怪我这样做。我感觉到她在感激与怀疑之间左右摇摆：毛手毛脚地揉着纸团。她生疑是有道理的。在我惯用的手段中，忠诚与大方实际上最不公道。我想方设法要消除她的痛苦，可结果总是让她感到理亏。她痛苦，是因为迪埃戈死了，是因为她没有节日裙服，是因为她笑得不美，由于心情忧郁而变丑了。她痛苦，是因为我还善于让她服从我，是因为我爱她爱得不够。也许不像恩赐似的待她，免得她无所适从，这样做更合适。要是我把她抱在怀里对她说“我可怜的小姑娘，原谅我没有更爱你”，我也许能给她安慰。要是我把她抱在怀里，也许我心底能筑起防线，不再怀念那些没有葬身之地的小孩尸体。
她抬起头：“关于当秘书的事，你又跟爸爸商量了吗?”
“前天以来，一直没有再谈。”我连忙又补充说，“杂志4月份才出刊，有的是时间。”
“可我急需知道我该怎么办。”纳迪娜说，接着往火里扔了个纸团，“我真不明白他为什么反对。”
“他已经对你说过了，他觉得你准会浪费了自己的光阴。”可是，我觉得寻找一个职业，承担大人的责任，这对纳迪娜有好处，但是罗贝尔想得更高更远。
“可是学化学，这不是浪费时间吗?”她一耸肩膀说道。
“谁也不强迫你学化学。”
纳迪娜当初选择了化学，是为了与我们斗气，没想到她吃尽了化学的苦头。
“化学并不让我厌烦，”她说，“烦人的是当学生。爸爸根本没有意识到：与你像我这么大年纪的时候相比，我比你要老练多了，我想做点真正的事情。”
“你完全知道我是同意的。”我说，“请你放心，要是你父亲见你死不改变主意，他最后总会点头同意的。”
“他会说同意，可我知道他到时会拿出什么腔调!”纳迪娜一副赌气的样子说道。
“我们一定能把他说服。”我说，“你知道，要我是你的话，我该会怎么做：我这就马上开始学打字。”
“马上学，我不行。”她犹豫了片刻，接着带着几分挑衅的神情盯着我：“亨利要领我跟他一起去葡萄牙。”
我一时慌了手脚。“这是你们昨天决定的事?”我用一种很难掩饰我内心不悦的声音问道。
“我早就决定了。”纳迪娜回答道，继又咄咄逼人地问道：“你肯定会骂我吧?你准会为了波尔责骂我吧?”
我在手中搓着一个湿纸团：“我觉得你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痛苦的。”
“这是我自己的事。”
“说来也是。”
我再没有多说，我知道我缄默不语会惹她生气。她本来需要有人给她出出主意，可她不由分说，一概拒绝，这样做的确也让我恼怒。她要的是我有话干脆明说，。可是我却讨厌干涉她的私事。我还是鼓了鼓勇气说道：“亨利并不爱你，他眼下没有心土爱……”
“那朗贝尔，他就那么傻，会娶我?”她抱有敌意地反问道。
“我从来没有逼你结婚，可朗贝尔爱你是事实。”
她打断了我的话：“首先，他并不爱我；他连让我跟他睡觉这样的要求都从来没有提过，甚至在圣诞前夜，我主动向他表示，他也不搭理，气得我直跳。”
“因为他期望从你身上得到的是别的东西。”
“要是我不惹他喜欢，那是他的事；再说，我理解他已经有过像罗莎那样的姑娘，难呀。我请你相信我根本无所谓。只是不要老是缠着我说他爱上了我。”纳迪娜声音越说越激动。我一耸肩膀。
“你愿意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好了!”我说，“我任你自由，你还有什么要求?”
她轻轻咳了一声，当她惶恐不安的时候往往这副样子。“亨利和我之间只不过是一起玩玩。回来后就分手。”
“坦率地说，纳迪娜，你真这么想?”
“真的，我真这么想。”她过分自信地回答道。
“可等你跟亨利呆了一个月以后，你就会迷上他的。”
“绝对不会。”她的两只眸子里又闪现出挑衅的目光：“如果你想知道的话，我昨天跟他睡觉了。可我根本不把这当作一回事。”
“我有几个共产党人朋友，他们也向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亨利说，“可我尊重的并不完全是事实真相，而是我的读者。我承认在某些情况下，说实话有可能装扮门面；也许在苏联情况就是如此。”他微笑着说，“可在法国，在今天，我不承认任何人有这种装扮门面的权利。或许对一个政客来说，并不那么简单；可我并不站在那些摆布别人的家伙一边，我属于那些被别人极力摆弄的人；他们指望我能尽量给他们提供情况，若我保持沉默或说谎话，就背叛了他们。”
他停了下来，为自己如此一番长篇大论感到几分惭愧，他这样说话并不仅仅针对普莱斯顿，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自己被逼得走投无路，在茫无目标地防范着众人的攻击。
普莱斯顿摇摇头：“我们又产生了同样的误会，您所谓的提供情况，我看是一种行动的方式。我担心您成了法国理智主义的牺牲品。我可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您不了解杜威吧?”
“不了解。”
“可惜。在法国，人们对我们太不了解了。他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普莱斯顿停顿了一下：“要明白我们毫不拒绝别人对我们的批评。谁也不如美国人那么听得进建设性的批评意见。请您给我们解释解释怎样才能不失去法国人的欢心，我们怀着最大的兴趣洗耳恭听。可是法国所处的位置，没有资格评判我们的地中海政策。”
“我只是以个人的名义说话。”亨利气恼地说，“不管处于什么位置，人总有权利谈谈他的看法吧。”
出现了一阵沉默，普莱斯顿终于开口说道：
“您显然明白，如果《希望报》采取反美立场，我再也无法对它保持好感。”
“我明白。”亨利冷冷地说，“您也明白我不能考虑由你们来审查《希望报》。”
“可谁说审查了!”普莱斯顿一副被冒犯的神态说道，“我所希望的，只是您能始终忠实地坚持您奉以为原则的中立立场。”
“正是这样，我始终不渝地忠实坚持。”亨利突然怒气冲冲地说，“《希望报》可不是为了几公斤纸就可以出卖的。”
“噢!要是您用这种口气说话!”普莱斯顿说道，遂站起身子：“请相信我感到遗憾。”
“我可什么也不遗憾。”亨利回敬道。
整整一天，亨利总隐隐约约地感到气恼。不过，他这次发火自有道理。他真愚蠢，把普莱斯顿设想成一个圣诞老人。此人原来是美国国务院的官员，亨利却把他当作知己倾心交谈，表现如此幼稚，实在难以宽恕。他站起身子，向编辑室走去。
“哎，我可怜的吕克，杂志吹了。”他在编辑桌的桌沿上随便一坐，说道。
“不会吧?”吕克说，“为什么?”他面孔浮肿、苍老，简直像一个侏儒。每当他遇到不顺心的事情，泪水马上就像挂在眼角似的。
“因为那个美国佬想禁止我们执言反对美国：他差不多逼着我作出抉择。”
“不可能!他看上去那么善良!”
“从某种意义上说，那是个阿谀奉承的家伙。”亨利说，“我们那么令人垂涎。你不知道昨天晚上迪布勒伊提出的建议吧?他要《希望报》成为革命解放联合会的机关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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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困顿中的自我选择
柳鸣九
文学的作用在于向别人展示作家自己所看待的世界。这部小说的一个人物曾经这样认为：“为什么不动笔创作一部时间与地点明确、而且具有一定意义的小说呢？叙述一个当今的故事，读者可以从中看到自己的忧虑，发现自己的问题，既不去揭示什么，也不去鼓动什么，仅仅作为一个见证。”这个人物这样思忖着。
看来，这就是这部小说的作者西蒙娜·德·波伏娃本人的文学创作思想，至少是她在《名士风流》这部小说中的创作思想，因而，她随手拈来放在了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著名作家亨利的身上，而她自己在这部小说里，正是要叙述一个对她来说完全是属于“当今”的故事，再现一幅“时间与地点明确”的当今世界的图景，描写一批在当今这个时代活动着的特定人群。小说发表于1954年，所写的不过是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到结束后不久的那些岁月。具体来说，是从1944年巴黎解放，经1945年攻克柏林、原子弹毁灭了广岛直到马歇尔计划在欧洲实行、冷战日趋激烈这短短的三四年。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特定的人群，则是巴黎的一批名士闻人、知识精英、声名显赫的思想家与社会活动家、广为人知的小说家与剧作家、著名的记者、有影响的报刊主笔、在本专业中成绩卓著的医生，等等。这样一类人物，本是作者本人与她的终身伴侣让一保尔·萨特所熟悉的同类，是他们自己所属于的那个社会圈子，有的人物甚至就有他们自身的某些成分。总而言之，西蒙娜·德·波伏娃在这部小说里是要展示自己的时代、自己的阶层以及她与萨特的精神境界、精神历程。
1944年的圣诞节，一批左派知识精英聚集在一起欢度抗敌胜利后的第一个节日，准备迎接世界的新时期与自己生活的新阶段，对未来怀着殷切的希望。然而，他们却马上锐利地感受到了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是那样沉重和难以愈合，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千疮百孔、满目凄凉的国度：战争的废墟、死者的公墓、肮脏破烂的街道、物质生活贫困、冬天靠烧废纸团取暖、没有巧克力、没有像样的葡萄酒，巴黎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原来充满自信的法国人这时发现，自己已沦为五等小国的“无足轻重的子民”。整个欧洲也是一片阴暗，在葡萄牙还存在着战前的独裁政权，在西班牙，法西斯势力几乎原封不动。到处是贫富对立，下层人民生活在牲畜般的状态下。更为严峻的是，当世界还没有从战争的黑暗中完全走出来的时候，新的矛盾、新的危机、新的阴影又迅速来到，笼罩在世界上空：美苏的对抗与争夺、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它像一朵巨大的阴云决定着欧洲与美洲的气候，在法国的现实生活里带来了新的挑战、新的摩擦、新的困扰。这不是人们所期待的充满了希望的时期，“任何地方都再也不存在希望，无论在法国还是其他地方”，正如一个人物所感叹的：“这战后，实在是没劲！”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名士风流》中所展示出来的就是这样一幅战后世界图景。
在这样一个灰暗凄凉的时期里，这批知识精英感受着、思考着、选择着、行动着、奋斗着，但又无一不在现实生活面前感到困顿与迷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