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贝利，牛津大学文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小说家，“布克奖”委员会主席。他的妻子艾丽斯是英国知名哲学家，被称为当今英语世界最伟大作家之一。1994年艾丽斯被诊断出患有阿兹少默氏症，面对日益依赖的艾丽斯，贝利拒绝社工人员的探访，独自照顾她，并尽可能的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直到1999年2月艾丽斯去世。

    当贝利遇到艾丽斯，便奏响了一首深沉的爱情史诗。一个是世人公认的“金头脑”，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小说家、“布克奖”得主；一个是学养深厚的古典文学教授、文学评论家，小说、“布克奖”委员会主席。<br>    两个杰出的灵魂泰然相处，既保持了从容的独立，又在相互的交流中继续升华。贝利写他们的爱情，有时庄重，有时诙谐，有时醋意十足，有时又童心未泯。即便是谈及艾丽斯的风月情事，严厉之外，也有宽容……在艾丽斯患上阿兹海默氏症之后，夫妻之间不再有对话，贝利在爱情的甜美记忆支撑下，一路搀扶着爱妻步入黑暗的孤独旅程。

    第一部 那时<br>    1.初识<br>    大热天，闷热，潮湿。以一般英国标准来衡量，今天的天气可真热得令人难以忍受。这倒不是说，对这类事情，英国现在还保持一套标准。毫无疑问，这只是全球性的温室效应。然而，谈起“年老”这回事，人们都会说：这年头不再有一套大家可以遵循的标准了。三伏天，热得要人命哪。<br>    出外郊游寻乐（以前那可真是一种享受），我心里却尽想着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多年来，每逢三伏天，在家待着觉得受不了，我们就会出门兜兜风。我们开着车子，沿着那条通往牛津城外的旁道，行驶了一两英里后，倏地调转车头，冲到路边草地上——相信我，这样做需要一点技巧，因为后面有一大群飞速行驶的汽车跟随着你。他们纷纷踩煞车、按喇叭、扯起嗓门吆喝叫嚷，但我们不理睬，自顾自把车子开到路边草丛中，颠颠簸簸停下来，锁上车门，蹲下身子从篱笆上的一个缺口钻过去。<br>    记得，我们第一次这样做是在45年前。那时我们骑脚踏车，优哉游哉，溜达在当时还没铺上柏油、往来车辆非常稀少的小路上。河流究竟在哪儿，我们并不清楚，但凭着年轻人的热情和血气之勇，我们不顾一切，匍匐着钻过那一丛丛茂密的蓑草，钻着钻着，噗通一声，整个人几乎掉进了河里。蹲伏在河畔芦苇丛中，我们脱掉身上的衣裳，溜进河里，就像两只水鼠。然后我们静静躺在阴暗的、缓缓流淌的河水中，一动不动。就在这当口，一只翠鸟蓦地窜出来，从我们鼻子旁边飞掠而过。泡够了水，我们爬上岸来，并肩躺在艾丽斯的衬裙上晒太阳，晾干身上沾着的河水。这时，一艘巨大的游艇转动着引擎，轧轧轧，在距离岸边只有数英尺的河面上行驶而过。船上的舵手戴着白帽儿，只顾凝视前方。他嘴里咬着烟斗。袅袅烟雾混合着芦苇根部散发出的泥水气味，飘散在河流上空。<br>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条衬裙。前几天我打开衣柜，发现它被塞在抽屉一角，硬邦邦的，上面沾着一团团已经干燥、变成粉状的泥巴。收藏了这么多年，这件衣裳早已褪色了，看起来黄黄的；那条缝在衬裙褶边作为一种装饰、原本是蓝色的丝带，如今也皱成了一团。一时间，我不敢相信，出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人，竟然穿过这样的衣裳。乍看之下，这条衬裙就像是从玛丽?安托妮特 的衣柜里拿出来的。那天从河边回来后，我没把衬裙还给艾丽斯。我想，她已经把它给忘记了。<br>    总之，那天我们非常忙碌。我们跟别人约好一块儿吃午餐——无论如何，我们都得赶回城里赴约。骑着脚踏车回到牛津镇，沿着伍斯托克路奔驰时，我们早已汗流浃背，浑身燥热，就像那天早晨刚出门时那样；那时，我们还没钻过河畔那一片苍翠茂密的矮树丛，也还没发现那条沁凉的河流。一身汗湫湫，我们站在贝赛尔坊一间公寓门前，伸出手来拂了拂头发和身上的衣裳，然后按了按门铃。等待主人应门的当儿，我们绷着脸孔对望一眼，忍不住噗哧一笑。<br>    我们的主人正准备午餐，在厨房里磨蹭了好一会儿才出来应门。他名叫莫里斯?查尔顿，是一位才气洋溢的年轻医生，拥有一双碧绿色眼眸。刚出道时，他在牛津大学赫特福学院担任导师，讲授古典文学，被公认为全校最好的导师之一。他教书实在太棒，以至于三年后他就放弃了教职，改行学医；如今他在雷德克里夫医院担任研究员。听说，他对艾丽斯颇为爱慕。这就是他今天邀约艾丽斯共进午餐的原因。艾丽斯告诉他，今天早晨她跟我约好，结伴骑脚踏车到城外参观卡辛顿教堂；她问莫里斯，能不能让她把我带来，大伙儿聚一聚，共进午餐。<br>    面对这种要求，莫里斯表现得挺像个男子汉：他答应了。他已经准备好一顿丰盛可口的午餐。这间公寓并不是他的。真正的主人是一位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任教、家道颇为殷实的导师。莫里斯和这位比他年长的男士，彼此之间究竟有没有某种暧昧关系，外人不得而知。看来，莫里斯随时都可借用这间公寓，因为他那位朋友不常住在这儿——这位导师如果不出国到意大利或希腊度假，大部分时间都会待在学院里。<br>    50年前，牛津大学的生活非常讲究形式和礼节，显得比较拘束，但同时却也比较舒适、自在。对我们来说，这一点都不诡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遵循既有的行为准则和传统礼节，几乎没意识到它的存在，但同时也拥有各自的私生活。我们都很用功——至少，艾丽斯非常用功；我天生比较懒散。<br>    根据我的观察，莫里斯比我和艾丽斯更用功，甚至比我们两人加起来还用功呢。但他显得非常轻松自在。一看到我们，他那两只碧绿色眼睛登时一亮，闪烁出愉悦的光彩，仿佛事先跟我们串通好，共同参与某一项阴谋。这种亲密的感觉——我们随时都可以变成三个调皮捣蛋的孩子似的——在这间摆满善本图书、上等家具和玻璃器皿，气氛显得非常阴森肃穆的公寓中，变得格外的强烈。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些绿色和白色的高脚玻璃酒杯；那天中午，我们手里端着这种杯子，喝了不少冰冻白葡萄酒。我猜，在那个时代，人们流行喝白酒。<br>    如今回想起来，我打心坎里佩服莫里斯那天中午的表现：他已经察觉出艾丽斯和我背着他相好，但却装得若无其事，依旧谈笑风生，甚至有意无意地怂恿我们，把他纳入我们两个人的圈子。我们告诉莫里斯，早上我们并没去参观卡辛顿教堂。天气实在太热了，我们累得半死，骑脚踏车回城里来;这会儿，窝在阴凉的公寓里喝酒，感觉好极了。我们两个一唱一和，宛如表演双簧一般，但却刻意避开彼此的眼神。艾丽斯倏地站起身来，跑过去亲了莫里斯一下。这个动作看起来很恰当、自然，惹得我们三人都笑起来：两位男士瞅着艾丽斯，哈哈大笑；艾丽斯一面陪我们笑，一面转动脖子，开心地浏览着这间阴森森、看起来颇为神秘的豪华公寓。看她脸上的神情，仿佛她就是那个漫游仙境的小姑娘爱丽丝，正准备展开一连串新的冒险旅程。<br>    我们一面谈笑，一面吃午餐——我顶记得主人特别为我们烹调的龙虾，以及极为可口的大蒜美乃滋——但我却一直提心吊胆，担心我那湿透的裤袋（里头塞着艾丽斯的内衣，卷成一团）会滴出水来，把餐厅里那张铺着某种锦缎的椅子给弄湿了。三个男女聚在一块儿，开心地吃午餐，愈来愈像一家人。几杯白葡萄酒下肚，一时目眩神迷，我竟然把艾丽斯看成慈爱的姐姐，对两个弟弟一样亲切、一样疼惜。莫里斯还真有点像我和艾丽斯的兄弟，但仔细观察，我发现他更像一位家长，端坐在餐桌前头，笑眯眯，神态显得十分慈祥、和蔼。<br>    莫里斯英年早逝。20多年前，他生病——听说是癌症——死了。据我所知，他一生未娶，但这点还有待查证。那天中午，我亲眼看见他睁着他那双碧绿色眼瞳，含情脉脉地瞅着艾丽斯。我猜，那天他向朋友借用公寓，亲自下厨准备一顿丰盛的午餐，是为了向艾丽斯示爱，而我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却让他的计划全都泡了汤。果真如此，现在回想起来，他那天中午的表现就更值得我们敬佩了。原本会变得非常尴尬的局面，在他妥善处理下，并没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br>    这儿，我特地提起多年前的这顿午餐，以及那个迷人的星期天早晨，我跟艾丽斯第一次结伴郊游，在河里戏水，倒不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很重要，而是因为事隔多年，至今它依旧存留在我的记忆中，历历如绘。虽然我跟莫里斯见过几次面，非常欣赏他的为人，但那天的午餐聚会，却是我们俩在“社交场合”中唯一的一次聚首。往后他继续在牛津镇工作，但我们失去了联络，因此，我并不清楚后来他出了什么事情，只晓得，他去世时已经是一个非常杰出、非常有名望的人物。那时，我跟艾丽斯的关系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她生命中的其他人物，我几乎一无所知，更不清楚他们在她心中的地位。这大概是由于初次坠入爱河的人都沉醉在自我中，无视他人的存在。对我来说，那确实是我的初恋，虽然那时我并不很年轻。那年，艾丽斯34岁，莫里斯的年纪跟她差不多。我28岁。我们之间年龄的差异，在学校时确实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在往后那些年，却变得愈来愈不重要。不过在那天中午，年龄的差异只是午餐聚会气氛的一部分，因为那时我们三人仿佛变成了一家子，而在一个家庭中，这种差异往往被视为当然。<br>    然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时我对艾丽斯生命中其他人物几乎一无所知，更不清楚他们在她心中的地位。我想，艾丽斯并不是刻意隐瞒我；对她来说，这是一种本能，因为在那个时代中，隐私是一切人际关系的要素。一个“开放”的社会，是我们如今追求的目标——也许这只是我们挂在嘴皮上的一个理想——以提升我们的社会，让它变得更民主、更没有阶级差别。在20世纪50年代，我觉得我们并未刻意地反民主；我们只是珍惜我们的隐私，认为那是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在牛津这个学术重镇，情况更是如此。生活在这儿，你跟一大群人保持良好的关系，几乎天天见面——在学校、餐厅、讲堂和实验室——但对他们的家庭、社交和性生活却一无所知。别人的私生活固然会引起我们的好奇（这正是“隐私”这种东西好玩的地方），但大体上，它是一个被尊重的、让人感到舒适自在的禁地。<br>    由于某种情感上的自相矛盾，爱上艾丽斯后，我不但没有对她的私生活更加好奇——至少最初是如此——反而更加不感兴趣。那时在我心目中，艾丽斯是一个美妙的、孤单的女人。第一次看见她大约是在半年前。那时，我住在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有一天，我看见她慢吞吞地、挺吃力地骑着脚踏车，经过我的窗口。我放下手边的功课，抬起头来，懒洋洋地望出窗口，观赏伍斯托克路上变化不停的风景——那时，伍斯托克路还是一条相当幽静的林阴大道，不像现在挤满车子——望着，望着，忽然看到骑脚踏车的这位女士（不知怎的，一看见艾丽斯我就把她当成女士，而不是女孩）。我心里想：这个女的究竟是谁呀？我能不能跟她见个面呢？也许，那时我已经爱上她了。爱情的纯真和无知，一时使我耽溺在不切实际的幻想中：她一辈子从没恋爱过；今天，她骑脚踏车在校园里溜达，等待我的出现。这个女人看起来，并不像拥有过去或未可知的现在。<br>    那时在我心目中，艾丽斯是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现在的女人。<br>    她看起来很不开心，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样。也许因为天气的缘故——那天下着毛毛雨，到处湿漉漉的，让人觉得心烦。也许因为她那辆脚踏车太过破旧，一路嘎吱嘎吱响，骑起来挺费劲。也许因为她还没遇到我吧？她垂着头，心事重重，自顾自朝向某一种情感的或知识的目标，一路奔驰过去。记得，有一位朋友初次跟艾丽斯见面后，半开玩笑地（也许带着些许恶意）告诉我：“她真像一头小公牛。”<br>    这个观察可能是正确的，尽管我从没看见艾丽斯表现出她的公牛脾气——毕竟，我从不曾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她。如果说，我们每个人的个性中都有一个层面，可以用某一种动物或鸟类来做表征，那么，我可以承认，艾丽斯确实很像一头小公牛。它并不凶恶，但个性非常坚毅果决，行为不可预测；它总是垂着头，挑起眼皮若有所思地瞅着你，一步一步朝向你走过来。<br>    艾丽斯发表的第一部小说《 网下 》（Under the Net）中，有个人物提到女主角时说，她从不曾向任何一位朋友透露，她跟其他朋友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多么的亲近。这些朋友，彼此之间甚至互不相识。艾丽斯对待朋友也是如此。这点，对小说中的女主角来说，自然很重要，但在艾丽斯看来，却一点都不会影响她的人际关系。生病前，她常亲自写信回复她的读者。这些信通常写得很长、很认真，不像是写给一般读者的客套函，反而像是写给知心朋友的信，尽管她从不曾见过——这一辈子也许不会见到——收到她这封信的人。如今艾丽斯生病了，我只好代替她写信回复她的读者；当然，我不能像她那样做，但从读者的来信，从他们对他们心爱的这位作家的仰慕之情，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一位读者收到艾丽斯的来信后，会立刻回复说：现在他觉得，他们两人已经成为“终生的好朋友”。<br>    就像跟感情有关的其他事情，爱情所造成的自我中心主义也有它荒谬的一面，虽然，有时它也相当感人。就拿我自己来说，刚爱上艾丽斯的那段日子，我竟然认定，她是一个“单纯的精灵”，把自己的生命全都奉献给哲学和工作，心无旁骛，在学院的一个小房间里，过着与世无争、修女一般的生活，不像我那样成天跟别人勾心斗角，胡思乱想，惶惶不可终日。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个非常清高的人，而我知道这种人不会有像我那样的心态。<br>    ……

国外书评<br>第一部  那时<br>1.初识<br>2.心的距离<br>3.她曾经如此不同<br>4.在彼此身上看见孤独<br>5.友谊的祭坛<br>6.香柏居岁月<br>7.在荒芜的花园里<br>8.生命渐渐流失<br>第二部  现在<br>9.仿佛航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