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叙我生平的这部书里，我自己是主人公呢，还是另有他人扮演这个角色呢，不妨细细读来，书中自有交代。为了从我一出生来开始记叙我的一生，我提笔写道：我出生在（别人这样告诉我，我也这样相信）一个星期五的半夜十二点钟。据说，时钟开始当当敲响的时候，正是我呱呱坠地的时候。
见我出生在这样的日子和这样的时辰，收生婆和街坊邻舍一些年高望重的太太们（早在几个月前，尽管她们无从与我本人结识，却已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纷纷传言，说我这个人，一来命中注定一辈子命途多舛；二来天赋特异功能，肉眼看得见鬼魂。她们相信，凡是不幸在星期五半夜三更生下来的婴儿，无论是男是女，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这两种禀赋。
关于第一点，我用不着在这里说三道四，因为那预言结果是应验了呢，还是证明纯属子虚乌有呢，没有什么能比我这部自传表述得更清楚的了。至于第二个问题嘛，我只能说，若不是我在襁褓中就把这份遗产挥霍光了，那就是直至今日我还没有承受到。但我一点也不抱怨这份财产没有我的份儿；不但如此，如果有谁眼下正享有这份财富，我倒衷心希望他好好地保存呢。
我出娘胎时带着一片头膜，这片头膜在报纸上登过广告，以十五个金币的低价出售。我不知道那时航海的人缺钱呢，还是缺少信念，宁肯买软木做的救生衣，也不肯买这张头膜，图个吉利；我只知道，仅有一个人出价，而且是个与证券交易行业有关的代讼律师。他只出两镑现钱，余数用雪利酒补足，宁可不接受头膜准能使他免遭溺水之祸的担保，也不愿多掏一文钱。这样一来，我们只好赔上广告费，将广告撤回；因为，说到雪利酒，我那位可怜又可亲的母亲她自己的雪利酒还堆在市场上求售呢。十年以后，那片头膜，在我的家乡一带，用抓彩的形式脱手了：抓彩的人有五十个，每人出半克朗，中彩的出五先令。我本人当时也在场。我记得，看见我自己身上的一部分以那样的方式出脱，浑身觉得不得劲儿，心里不是滋味。我还记得，那张头膜给一位手提篮子的老太太抓走了。她无可奈何地从篮子里摸出那规定的五先令，都是半个便士的零钱，而且还短半个便士。费了好大工夫，帮她算来算去，说她的钱不够数，到底她也没明白过来。她倒是真的不曾被水淹死，而是硬硬朗朗的活到九十二岁高龄，寿终正寝。过了好多年，我们那一带的人还不断提起这件被认为了不起的事呢。我现在知道了，那老太婆一直到死都在吹嘘，说除了过桥，一辈子从没有凭临过水面；并且，一直到死，喝茶的时候（她极爱喝茶），老愤愤地指责航海的那一类人，说他们对上帝大不敬，竟胆敢天涯海角的“闲逛”一气。你要是跟她说，一些日常离不了的东西，也许茶也包括在内，都是这帮人“闲逛”的结果，她怎么也弄不明白。而她总是以斩钉截铁、不容置辩的口气回答你：“咱们不要闲逛。”
现在我也不要闲逛，转回来接着说我出生的事吧。
我生在萨福克郡的布兰德斯通，或者，照苏格兰人的说法，“就在这一片儿左右”。我是个遗腹子。我的父亲闭上眼睛，不再看这个世界的光明六个月之后，我才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光明。即使现在，一想到他从没见过我，就感到有点奇怪。更奇怪的是，我朦朦胧胧记得，墓地里父亲那块白色墓碑，常在我幼稚的心灵中，引起种种联想；我们的小客厅里炉火熊熊，烛光煌煌，我们家里所有的门却都上了锁，下了闩，把父亲的坟墓孤零零地屏于冥冥黑夜之中（我有时觉得，这简直是残酷），每当此时，我总对它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怜悯之情。
我的父亲有个姨母，那自然就是我的姨婆了，她是我们家族中特殊的大人物，关于她，容我在以后慢慢道来。她叫特洛特乌德小姐，而我可怜的母亲管她叫贝齐小姐，不过那是在她克服了对这位令人生畏的大人物的畏惧心理，敢于指名道姓时（这种时候是罕有的），才这样叫的。我的姨婆曾嫁过一个丈夫，比她年轻几岁，那人倒是个美男子，只不过不是古训说的“行为美才是美”那个意义上的美男子——因为，他大有打过贝齐小姐的嫌疑，有一次因为买东西争吵起来，他甚至狠下心，要把贝齐小姐从三楼窗台上，扔到楼底下。这些事儿证明，他俩性情不合，水火不相容。贝齐小姐无法可想，只好付给他一笔钱，经两人同意，两下里分居了。他带着这笔钱，去了印度。据我们家里的一种荒诞无稽的传闻，曾有人在那里看见他和一只大公猴共骑一头大象。不过，依我愚见，因为“猴子”之“猴”与“公侯”之“侯”同音，传闻系以讹传讹。和他同骑一头大象的，绝不会是一只公猴，而是一位公侯，或许是一位公主呢。不拘怎样，他走后不到十年，一命归阴的消息就从印度传来。我姨婆听了这消息作何感想，那就不得而知了；因为他俩分居以后，她立即又起用了她做姑娘时候的姓氏，在远处海滨一个小村子里买下一所小宅子，雇用了一个女仆，自立门户，过起独身女人的日子来；从那以后，据说她便与世隔绝，闭门却扫了。
我相信，我父亲曾有一个时期很得她的宠爱，但因婚姻一事触怒了她，因为她不赞成这门亲事，嫌我母亲是个“小蜡人儿”。她从没见过我的母亲，可她却知道我母亲那会儿还不满二十岁。打那时起，父亲再没和贝齐小姐见过面。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两人的岁数相差一倍，而且父亲的身子骨本不壮实。婚后一年，他就去世了，像我刚才说的那样，他去世六个月之后，我才出世的。
在那个多事而又重要的星期五下午——请恕我冒昧地这样说——情况就是这样。因此，我不能武断地说，彼时的情况我早已知晓；或者说，下面讲述的情况是根据我彼时所见所闻追忆起来的。
那天下午，我母亲坐在壁炉前，身体虚弱，心力交瘁，眼里饱含热泪望着炉火，对于她自己，对于那个尚未谋面的失怙婴儿，失去了希望、勇气和信心；在楼上的抽屉里，早就预备下几大箩别尿布的别针，准备欢迎婴儿到这个对他的莅临漠然视之的世界上来。我刚才说过，在那个天气晴朗、寒风料峭的三月下午，我母亲坐在壁炉前面，满怀凄恻，惴惴不安，不知道自己能否活过这场即将临头的大劫难。她擦拭眼中泪水时，抬起头来，忽然从窗口望见一位不相识的女客走进庭院。
我母亲把女客又看了一眼，便产生了一种确信不疑的预感：来者是贝齐小姐。落日的余晖洒落在陌生女客身上，洒落在庭院篱栅上，只见她径直朝着门口走来，那挺得僵直的腰板儿，紧紧绷着的面孔，是不可能属于别人的。
她走近房子的时候，又提供了一个证据，叫人断定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她本人。我父亲生前常常风言风语地说，姨婆这个人，做起事来，总和普普通通的规矩人不一路；喏，现在她没有拉门铃，便一直跑到我母亲对着的那扇窗户跟前，把鼻子尖儿使劲儿贴在玻璃上，向屋里张望，据我那可怜的母亲后来说，她的鼻子一下子挤扁了，变白了。
她把我母亲可吓了一大跳，我一直深信不疑，我之所以能在那个星期五下午出生，那得归功于贝齐小姐呢。
我母亲慌忙离开椅子，躲进椅子背后的墙角里。贝齐小姐用探询的目光，慢条斯理地环视这个房间。她先从屋子的一头看起，眼睛就像荷兰钟上撒拉孙人的脑袋一样，一点一点地移动，最后终于落在我母亲身上。然后，就像一个惯于支使别人的人那样，对着我母亲皱一皱眉头，打一个手势，叫她过去把门打开。我母亲走过去，开了门。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齐小姐说道。她把“想”字加重了语气，大概是看见我母亲身着丧服，且又大腹便便吧。
“不错。”我母亲有气无力地说。
“有一个特洛特乌德小姐，”来客说道，“我想你听说过吧？”
我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闻名已久了。可是她颇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因为她话里似乎没带出那是不胜荣幸之至的意思。
“你面前就是那个人。”贝齐小姐说道。母亲低下头，请她屋里坐。
她们进了刚才我母亲待着的那个房间，因为过道另一头那间最好的屋子里没有生火——说实在的，自从父亲殡葬以后，那里就没生过火；她二人落座以后，贝齐小姐没有说话，而我的母亲，试图控制住自己的情感，不料白费力气，不由得放声大哭起来。
“噢，得啦，得啦！”贝齐小姐连忙说道，“别这样！行啦，行啦！”
但是我母亲忍不住，一个劲儿哭下去，直哭到再也哭不出来时才算罢休。
“摘掉你的帽子，孩子，”贝齐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我的母亲怕贝齐小姐简直怕极了，不敢不顺从她这个古怪的要求，即使有心这样做，她也不敢。因此，她按照吩咐做了，摘帽子的时候，手哆嗦得厉害，把头发弄乱了（她的头发浓密而秀美），披散于面前。
“哦，我的天哪！”贝齐小姐喊着说，“你简直还是个吃奶的娃娃呢！”
毫无疑问，我母亲看上去的确异乎寻常的年轻，看样子甚至比她的岁数还要年轻；她耷拉着脑袋，可怜的人呀，仿佛长相年轻是她的过错似的，一边呜呜咽咽地哭着，一边说，恐怕她的确就是个还带孩子气的寡妇呢，如果活得过去，她也就只好做个孩子气十足的妈妈了。接下来冷场片刻，她仿佛觉得，贝齐小姐的手在抚摸她的秀发，而那个动作却不乏轻柔；然而，当她战战兢兢，满怀希望，抬头去看贝齐小姐时，只见那位小姐坐在椅子上，裙子下摆撩起来，双手交叉抱住膝头，两只脚踩着壁炉的护栏，对着炉火直皱眉头。
“天哪！”贝齐小姐突然说道，“干吗要叫个‘鸦窝’呢？”
“你说的是这所房子吗，姨妈？”母亲问道。
“为什么要叫‘鸦窝’？”贝齐小姐说，“叫‘安乐窝’不是更合过日子的道理？这就是说，要是你们俩有一个能懂一丁点过日子的道理的话，就会看出，还是‘安乐窝’更有道理。”
“这个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起的，”母亲回答说，“他买下这所房子的时候，总希望这儿附近有乌鸦。”
恰恰在这时，晚风乍起，在庭院尽头几棵高大的榆树中间引起一阵骚动。母亲和贝齐小姐都禁不住朝那儿望去。只见那几棵榆树，先是枝柯低弯交错，犹如巨人执手窃窃私语，这样的平静延续了没几秒钟，枝柯便狂暴地摇动起来，好似刚才的密谈过于粗野，它们于心不安，因而攘臂狂挥。将高处树枝压弯的那几只久经风雨、残破凋零的旧乌鸦窝，就像惊涛骇浪里的破船，在风中飘摇。
“那些鸟儿都到哪里去了？”贝齐小姐问道。
“哪些……”母亲心里正想着别的事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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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姆
★也正像《哈姆雷特》一样，由于《大卫·科波菲尔》）是作者的作品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因而受到了损失。
——美国当代文学评论家乔治·H·福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