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魁夷，日本画家。1908年7月8日生于横滨。受业于东京美术学校日本画科，1934年留学德国。历任日本画院展审查员、常务理事长、顾问等职。擅以西方的写实眼光捕捉日本风光之美。他大胆探索，用西画技巧和表现手法改进日本画，使日本画在保持平面性的同时增强了画面的空间感。他的风景画中不出现人物形象，却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和对人生的强烈情感。代表作有《春晓》（由日本政府赠送给毛泽东）、《京洛四季组画》、《唐招提寺壁画》等。另有文集11卷出版。

　　本书是东山魁夷的世界中的《德国纪行》分册。书中收录了日本作家东山魁夷的大量散文作品，这些作品以作者的德国行迹为主题。构思精巧，文笔生动优美，具有较高的文学性及艺术性，读后使人有一种美的享受，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文学的驾驭能力，非常值得一读。

　　东山魁夷的世界（代序）
　　在金秋一个天晴日朗的日子里，国岚同志来访，约我主编一套东山魁夷诗文全集并配画。真让我高兴，因为我刚刚拿到近日面世的拙译东山魁夷著《与风景对话》的样书，现在又一次有机会与东山魁夷邂逅，又一次承受东山澄夫人的恩泽，有机会抚触东山先生的整个诗文世界和绘画世界，我不由心潮澎湃。
　　多年前，我第一次选译东山魁夷的随笔和参阅他的诗画，就被他的文、他的诗、他的画之美所魂牵梦萦，完全陶醉于他的艺术世界。那时候，从他的文集中，我每读一篇文章、一首诗句，都感受到内里蕴涵着一种无穷的魅力，深深地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译毕，便以《美的情愫》作为中译本的书名，与读者见面。
　　也许有了这份书缘，有一年作为访问学者旅日期间，我有幸再次会见了这位日本伟大的画家和随笔家。与国岚同志倾谈的时候，当时东山先生和我们在千叶县市川市会面的情景又像过电影似地一一浮现在我眼前。当时我们一踏进中山东山宅邸的门槛，迎面的是东山夫人的亲切笑脸和撒满庭院小径的鲜艳玫瑰花瓣。听东山夫人说，这是东山先生为欢迎亲密友人而特意精心设计的。从这一时刻开始，我就已经沉湎在欢乐之中。穿过林阴掩映下的清幽的日本式庭院，跳入我眼帘的是立在客厅门前的东山先生慈祥的面影。先生将我们迎进客厅，让我们在朝窗的位置落座，我面对庭院的落地窗，窗外茫茫的绿，映着背窗而坐的东山佛爷似的豁达的睑，我立即浮现这样的念头：这不正映现出这位巨匠的明净心境吗?
　　我们是第二次见面，又有了多年文字之交，话匣一打开就收不住了。从他的温和的谈话中，我仿佛更贴近他那颗在书画卷中探索日本美、东方美的深邃的心。东山是风景画家，先志向日本画，后来他留学德国，历访欧洲，对西方文化艺术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最富西方色彩的地方开始北欧风景画的艺术创作。他虽身居西方，却心怀故国，正是这种对西方的憧憬和对故国的乡愁，形成了他的文学艺术的东方传统的现代精神。我们从他的北欧风景画，或日本和中国的风景画中，不是可以发现这种艺术的精神吗?不是从他的相关随笔中也可以听到他这种声音的回响吗?他说过：他的美术是不断地以西方文化的刺激为纬线，以日本传统文化性格以及对其眷恋为经线编织出来的。
　　在与我的谈话中，他也说：他是“先倾斜一方，然后再取得平衡”，是“通过西方来眺望东方经过这样——一个迂回”的。我心想：他从西方凝视日本的美、东方的美，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日本和东方的民族艺术的特质，增加对日本民族传统的认识和自信。所以，他的求美之心，是建立在对乡土炽烈的爱和对西方的亲和感情的基础上的。我们从他的画文中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在选择汲取西方艺术精华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明确地把握住日本，将艺术的根，植于日本的土壤上。
　　在他的一些艺术随笔里，常常可以读到类似这样的话语：
　　我成长在东西方的结合点上，对异国的憧憬和对故乡的依恋，就是我的宿命。
　　濑户内海的这片土地、山和海……传递着生命的根本。它对我来说，不仅是一种拯救，而且直到后来还深深地隐藏在我的内心深处，成为我精神上的指引因素之一。
　　……

　　田野中耸立着巨大的风车，宛如荷兰版的风景画一般。车子沿着平坦的大道从沙尔湖畔的塞多夫村庄驶向格罗萨·采夏的村庄。
　　沙尔湖的地形错综复杂，风景平淡无奇。但是，这里是与东德交界的地方，国境线从小湖的正中央横穿而过，假如在这里划船或游泳一不留神越过了边界，真不知后果会是怎样。另外，一旦东西之间的紧张形势变得一触即发，这里就难逃顷刻间成为战场的厄运了。这不能不令人忧虑和平，难道和平注定会时时受到威胁的吗?
　　五月的森林
　　我们从饭店出来，沿湖畔的小径朝与城市相反的方向走去。路上覆盖着厚厚的山毛榉落叶，除了我们以外不见任何路人。路旁干枯的芦苇丛中卧伏着一只白天鹅。
　　不论是山毛榉还是白桦树，几乎是在同时冒出了嫩芽，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生气勃勃。小鸟也欢快地歌唱着。
　　五月万木复苏
　　倘若喜欢忧郁最好留在家
　　如云一般在空中漫步
　　我的心飞向遥远的地方
　　我一边走，一边轻声哼唱着这首以“DerMaiistgekommen”为起始句的德国民谣。这是一首轻快的班达利特曲子。然而此时此刻唱起这首歌却给人一种忧愁倦怠的感觉，也许是我唱得太慢的缘故吧。这首歌本来是以活泼轻快的节奏演唱的。
　　年轻的时候，我常常与德国友人一边在柏林郊外的森林里散步，一边唱这首歌。不知我的那位友人在战争中是否幸存了下来。或许他已有了家庭，在德国的某处与妻儿正共享天伦之乐呢!不，恐怕不会，他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里说是加入了机枪连队，而且还是在柏林……
　　人会在难以抗拒的命运中幸存下来吗?总之，不是生便是死。
　　在山毛榉林中的小路旁，有的地方放有简陋的长椅，在那里可以将对岸的风景一览无余。我们坐在长椅上小憩片刻。对岸山丘与泛紫的树林和B艮前翠绿的嫩叶相映成趣，我们沉浸在这片美景之中。
　　那是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秋的事情，迄今已经三十六年了。从美术学校毕业以后，我为了欣赏西方美术作品、体验西方的生活而来到了柏林。起初，我借宿在诺伦多夫广场希恩拉特夫人的家中。当时的广场周围十分繁华，剧场、影院、饭店、商店等鳞次栉比，但一进入小巷则被开着一列方窗的灰色墙壁所包围，还有静谧的后院。
　　希恩拉特夫人的家在四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失去了丈夫，独生子海尔姆特是她一个人拉扯大的。她脸上刻满厂辛劳的皱纹，看上去令人有些畏惧，然而她却是一个和蔼町亲的人。夫人的姐姐也很不幸，丈夫死于一次意外事故，她同夫人住在一起。
　　楼梯口住着海因茨·克拉伍泽一家。海因茨是政治大学的学生，他的父亲曾经做过木匠。他的家里挂着一张父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身穿军服头戴尖钢盔的照片。他的父亲秃顶，脸上留着两撇仁丹胡子，身材短小精悍，看上去十分神气。幸运的是爱尔泽小姐和海因茨长得像母亲，都是金发碧眼，这是典型的北方人的特征。海因茨是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最亲密的友人。
　　正当我遍访博物馆、如饥似渴地汲取欧洲美术的精髓时，日德两国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我荣幸地成为了第一批交换留学生中的一员，进入了柏林大学。从那以后，我搬到了位于巴哈大街的昆采先生的家，在那里租了——间屋子。昆采先生与其夫人没有子女，所以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
　　在德国的两年中，这几个人与我—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临到回国将要离开柏林时，我在车站紧握着前来送行的海因茨的手说：“奥夫一比达泽因(再见)!”我想，今后恐怕不会再有机会来德国了。
　　如今，我又故地重游，但却是在经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及一场破坏力极大的战争之后。我还去巴哈大街看了看，那里已是面目全非，找不出一丝昔日的影子。
　　诺伦多夫广场亦是萧条了许多，我对U班(既有高架线路亦有地下线路的电车)车站的外观尚有依稀的印象，电影院依然还在老地方，名字叫梅罗波尔影院，遗憾的是我已记不得从前是不是这个名字了。我走过了一家又一家寒酸的小店，猛然间，出现在眼前的东西令我清晰地记起了从前的事，那就是通向后院的小巷入口处摆着的两块挡车石。石头上刻着“第六街区”的字样。“诺伦多夫第六街区”，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从前住过的地方的入门。我顺着小巷向后院走去，然而已寻不到昔日的那栋房子，但肯定是在这个地方。那座静谧阴暗的后院已面目全非，周围的建筑物也低矮了许多，而且显得杂乱无章。我见路边——个男人正在修理房子，于是便走上前去打听道：“战前住在这里的人还在吗?”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个问题太幼稚。
　　“你是说战前?”那人惊讶地望着我。
　　“那时候的人已经都不在了。”
　　我又环视了—一遍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小院，然后才悻悻地离去。
　　库尔费斯滕达姆
　　在库尔费斯滕达姆的大街上，教堂那遭到严重毁坏的巨塔依然凄惨地高高耸立着。西柏林经过战后重建，几乎看不到任何战祸的痕迹，然而在这条繁华大街上却依然保留着这座烧得残破不全的教会巨塔，也许这是为了告诫人们永远不要忘记战争的残酷。
　　战前，堪称柏林的银座[注：日本东京最繁华的大街]的大街是横穿菩提树下大街的腓特烈大街。库尔费斯滕达姆类似于今日的新宿[注：战后日本东京新建的商业中心区]，是现在柏林最为热闹繁华的地区。
　　昔日万国电影公司的鼎盛时期，其旗下的专放首映电影的万国影院及曾上映过法国和美国等国的优秀电影的格罗利亚影院都集中在这里，并先后上映过《跳舞的会议》、《华尔兹大战》、《未完成交响曲》、《最后的中队》及《黄昏中的维也纳》等电影。我和海因茨等其他一些朋友常常来这里看电影，而且在这一带还有我常跟朋友们一起喝酒的酒店。
　　记得那是在一九三五年，德国宣布重建军队，与此同时，大批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编队飞行通过了柏林的上空，市民们都大吃一惊。其实，这些飞机早就秘密准备好了。后来，又首次进行了灯火管制的防空演习。市民们都十分惊奇，纷纷汇集到了平日灯火通明的库尔费斯滕达姆等繁华大街上来。我和昆采夫妇也出来凑热闹，在昏暗的灯光下悠闲地喝起啤酒。当时尽管战争已迫在眉睫，人们仍心存侥幸。
　　如今的库尔费斯滕达姆的繁华景色更胜从前，商店华丽的橱窗里摆着琳琅满目的商品，咖啡店和饭店里也挤满了人。呈现在我眼前的是高达二十二层的欧洲中心大厦、富有时代气息的新教堂、车水马龙的大街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惟有围绕着钟楼建有四座尖塔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的残垣断壁似乎说明了对战争的反省及目前的不安。
　　我记得战前，这座教堂的旁边有一块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上面刻着一个裸体青年挺身迎向箭雨的浮雕，下面还写着“世界上所有的一切曾飞向我们”。
　　我上柏林大学时的校长是威根·费夏教授，在开学典礼上讲话之后，他同新生一握手，并将自己签名的入学证书亲自发给每个学生。美术史专业属于哲学系，这个专业的新生是单独集中在一起举行的开学典礼。倘若日本的综合大学也如此行事，真不知会变得怎么样，这是无法想像的。校长虽然要与众多的学生握手，但决不是敷衍了事，而是认真地看着对方用力一握——那种德国的握手方式。当时，我感到了从校长手上传递过来的温暖。这是在曾为德国首府柏林最有名的大学里发生过的事。当然，我所在的哲学系及其美术专业与实际生活关系不大，这也许只是一个特例，另外现在时代也不同了。
　　今天，大学所面临的困难，可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问题。德国的情况与以前相比恐怕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但体制与战前基本相同，不像日本那样上大学的竞争十分激烈。
　　去年(1968)德国也发生过大规模的学生运动，不过，我这次旅行所见到的情况却十分平静，没有发现被打破了玻璃的学校。
　　海德堡之夜(一)
　　我们住的饭店叫豪斯·茨姆·利塔(骑士之家)，是一五九二年建造的古老建筑。它紧靠着中央大街，对面就是圣灵教堂。这座饭店的正面装饰为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由此叫可以证明，在一六八九年和一六九三年与法国军队的战斗中，这是惟一免遭战火的民房。
　　吃罢晚饭，我们便去上面提到的那个圣灵教堂听音乐会。
　　我们沿螺旋石阶拾级而上。在这晚期哥特风格的教堂内的高处难道还有叮以听音乐演奏的地方?我半信半疑地一步步向上走去。在最上层的穹顶上，也就是靠近高窗附近的地板上摆了约五十把椅户——这时已坐满了听众。演奏员们则隔着穹顶下的空间与听众们遥遥相对。音乐会开始后，首先演奏了两支巴赫为长笛所作的G大调奏鸣曲，接卜来又演奏了亨德尔等人的作品。
　　透过演奏员背后的彩色玻璃：叮以望见夕阳下的山峰。不久山峰渐渐变暗，天慢慢黑了下来。
　　海德堡之夜(二)
　　饭店前的叶，央大街朝俾斯麦广场方向是一条长长的繁华街，而往相反的方向走则是夜深人静的街道。但是，我们走了不久就听到从‘栋房子里传出了歌声和喧闹声。那栋房子窗户紧闭，几乎不透一丝亮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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