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儿歌长大的孩子。比我年幼的八十年代出生的“新人类”，也许不再拥有这种记忆与经验。但我想，那些比我年长的人们，大概都对这首歌曲耳熟能详。
天安门不仅是童年的记忆，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地点，近代以来中国最为重大的事件，几乎都与之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辛亥革命之后，皇帝逐渐从中国人的生活中隐退，但是皇帝所代表的权威却残留在了几经整修的天安门。天安门迎接过走马灯般变换的新主人——军阀、政客、日本人以及革命领袖。对于美国著名汉学家史景迁来说，他所关注的并不是天安门后面的深宫大院里所发生的一切，而是天安门前面的广场上所发生的一幕幕的悲喜剧，正如他在《天安门》一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天安门的前面，“成了政治活动家、学生和工人们集会游行的场所，他们抗议徒有其名的共和政府在外国的侵略面前的软弱无能，却每每被棍棒和枪炮所驱散”。《天安门》这本富于激情的史学著作，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们在改良与革命的选择中的心灵痛苦与内心冲突。
治史的快乐就在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史景迁在描述中国那难以描述的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选择了天安门作为不变的背景和道具。在这一永恒的道具面前，变化的只是那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演员。这一次，史景迁将主角与配角的位置作了调换：在其他历史著作中长期充当主角的政治领袖，如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被他放在次要位置；相反，他将一批原来处于配角地位的文人推到了灯光之下。
《天安门》以三个人物为主线：第一位是作为十九世纪末激进改革派代表人物的康有为，匪夷所思的是，他在晚年居然成了保守派的象征；第二位人物是作为二十年代痛苦的大学生和农民的杰出代言人的鲁迅，他取得了中国现代文学最高的成就；第三位是作为新女性代表的、集作家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丁玲，她对自己的创造天赋同国共两党相继制定的艺术标准之间的巨大不和谐有着深切的感受。围绕着这三个中心人物，作者还为我们勾勒了秋瑾、沈从文、瞿秋白、徐志摩、闻一多、老舍等著名知识分子的肖像。
对于这些伟大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化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史景迁用一种学者少有的伤感的笔调写道：“尽管这些有教养的中国人声音有时似乎太刺耳，他们的姿态有时似乎太过于形式化，可他们还是同传统的合唱班不一样，仍拥有离开自己的既定位置走向舞台中央的巨大力量。不过，这样做的人往往比别人早些死去。但无可否认，他们常常表现出惊人的智慧，已经看出来这种特殊剧目的潜在方向，明白了这决不是那种可以让置身场外的人平安无事的戏。”这些知识分子好像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把一块注定了要落下山的石头往山上搬。
当我欣喜地读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演说文集》的时候，我的心中突然出现了“人类群星闪耀”这一意境，辉煌而庄严。《人类群星闪耀时》是奥地利作家斯·茨威格一本著作的名字，他在那本书中描述了人类历史上若干个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和平与战争对决的关键时刻。在那些千钧一发的时刻，每个细节都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然而，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演说文集》更配得上“人类群星闪耀”这种称号和荣誉。在这里，几十名获奖者深情诉说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梦想；在这里，几十个崇高而纯洁的灵魂在闪烁，他们用光芒吸引光芒，用笑容感染笑容，用爱心传播爱心。正如本书的译者王毅所说：“他们在获奖之时或大声呼吁或吐露心扉的致词和演说，又构成了我们人类智力财富和精神资源的一部分——质量极高的一部分。”
在这本书中，我见到了那些我最尊崇的名字——萨哈罗夫、特蕾莎修女、瓦文萨、图图大主教、门楚女士、曼德拉、昂山素季……书中既有他们的生平简历，也有他们的作品索引；既有委员会的颁奖公报，也有他们自己的答词和演讲。这些宝贵的材料向我们立体地展示了每个人丰富饱满的生命历程。阅读他们当中单个人物的传记或者著作，当然也是一种纯粹的精神享受；但是，阅读这本文集，则是触摸结晶中的结晶、金子中的金子。这里不仅是一批伟人的思想的简单汇总，而是百川归大海般的融会——因为星星与星星之间，总是相互辉映的。这本书堪称获奖者们的“精神之盐”。
我听到了萨哈罗夫苍老而坚定的声音。这位杰出的物理学家是苏联的“两弹之父”。他本来可以享尽荣华富贵，把勋章挂满自己的胸膛，但出于对人类前途的忧虑，他毅然上书苏联最高领袖，要求终止军备竞赛和核试验。他为那些集中营里的无辜的囚犯呼吁，也向那些受迫害的作家、艺术家伸出援助之手。于是，他的生活发生了剧变：所有的待遇被取消了，当局将他流放到遥远的高尔基市，克格勃们像苍蝇一样聚集在他的门外。他没有屈服，他痛苦地指出自己国家的现状：“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我们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
萨哈罗夫挽救了科学在当代世界的名誉——多年来，许多所谓的“科学家”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专制制度的帮凶，他们用他们的智慧和知识巩固着专制制度。为希特勒和斯大林服务的“科学家”就多如过江之鲫。萨哈罗夫认为，科学不可能是中立的，在科学之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正义规。那些用“纯技术”来为自己开脱责任的科学家，最终无法逃脱道义的审判。这样的科学家虽然可能在技术层面一枝独秀，可是在人性的层面却连白痴也不如。因此，萨哈罗夫十分看重教育和启蒙的作用。由于苏联政府的阻碍，萨哈罗夫没能出席颁奖典礼，但是他亲自撰写的演讲稿由夫人萨哈耶娃代为宣读。其中，萨哈罗夫精辟地指出：“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的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萨哈罗夫在苏联崩溃的前夕去世。去世前，他的名誉已经恢复，他的人身也重获自由。是否亲眼看到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崩溃，对他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他早已经
预测到了将要发生的一切。
谁能踢动黄金球?
震惊中国足坛的“渝沈之战”早已尘埃落定。然而，两千零一年五月十日刊登在《深圳都市报》上的一篇题为《渝沈之战大起底》的采访文章，却又石破天惊，风云再起。
此文的采访者李宏文，曾经担任深圳平安队的副领队；被采访者是一名前深圳足球俱乐部的官员。当时，面临一九九九年甲A联赛的最后一场，平安客场对全兴，隆鑫主场对海狮。只要隆鑫不输给海狮，无论全兴输赢，都肯定保级。于是，一场卑劣的幕后交易开始悄悄地上演了：隆鑫俱乐部的总经理程鹏辉与深圳俱乐部的该名官员通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明确表示，沈阳海狮队要买与重庆隆鑫的这场球，如果平安能出三百万元，他们就会全力以赴死打海狮，绝不放水；如果隆鑫输了球，就不收一分钱。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笔肮脏的交易没有成功。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当时确实存在过这样一次流产的交易。而企图卖假球的主角程鹏辉面对媒体和球迷愤怒的指责，仅仅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不负责任的炒作，我已经懒得理他们了。”近年来，许多被媒体曝光的主体，都是采用此种反戈一击的方式：避而不谈事件本身以及证人证词的真假，反倒煞有介事地斥责媒体的“炒作”。殊不知，顾左右而言它，只能更加暴露出当事人内心的虚弱和恐惧，其结果自然是越描越黑。
中国体育行业的腐败，与其他行业相比，近年来有“异军突起”之势——当然，它不过是“行行皆腐败”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而已。作为在诸多体育项目中独领风骚、观众最多、赚钱也最多的足球，则更是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的“最中之最”。此次“渝沈之战”内幕的曝光，仅仅是冰山上的一角而已。那些依然隐藏在黑幕后面的“成功案例”，假如有朝一日遭到曝光的话，将更加让人感到惊心动魄、难以置信。
三百万的贿赂，虽然没有成功，但是这种行为本身就触犯了法律。如果我们能够搜集到进一步的证据，完全可以将当事人“绳之以法”。在西方国家，对“体育黑金”的调查，是司法机构工作的一个重点。但在我们这里，这方面的司法工作远远没有展开。从贿赂到逃税，充斥着这个行业的每一个角落，而法律遥遥地作“壁上观”。这个空白什么时候才能得以填补呢?
小小一个足球，简直就是一个黄金球。不，其价值远远超过黄金——就以这场微不足道的“渝沈之战”为例，三百万人民币转换成黄金，将是多少克呢？以六十元价值一克来换算，三百万人民币就是五十公斤黄金。这么重的一个“黄金足球”，即使是球王贝利以及马拉多纳、罗纳尔多等著名球星，即使是北宋时代那个以“足球王子”的身份人阁拜相的高俅先生，也没有神力来踢动它。要踢动这个几乎等于一个普通人体重的“金球”，非得让齐天大圣孙悟空出“脚”不可。
然而，球赛背后的那些“长袖善舞、多财善贾”的黑暗势力却能够游刃有余地遥控操纵这个黄金足球。那些一本万利的财主们，才是左右球场胜负的、真正的“球员”。现代足球比赛，与其说是球员体力、技术和魅力的较量，不如说是商业运作的较量。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国很大一部分著名的球星，其身价之高，恰恰与其品质之恶劣成正比。两干零一年六月，沈阳金德足球队四名球员因酒后杀人而被捕。金雷、马欧、王子等球员违反球队的规章制度，晚上私自外出到一家饭店喝酒，一直喝到凌晨两点。他们吆喝老板去买烟，老板去了没有买到。他们不满意，再次让老板去，但老板没有答应，双方发生口角。四人拳脚交加，活活将老板的弟弟打死。在这四个流氓球员中，王子闯下命案后还悍然逃跑，完全就是一个活脱脱的法盲。当记者追问他为什么要逃跑时，他居然口口声声地说：“主要是家里为自己付出这么多，对不住家里也对不住教练，自己对自己要求不严格，没脸回家。”看来，他的逃逸还满有道理的。目前，此案正在审理之中。这样的丑闻，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在中国“足坛” (假如确实存在着这么一个“坛”的话)诸多怪现状之中，最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还有一点：各俱乐部都在不断地引进所谓的“外援”，“外援”已经成为某些球队的
支柱。相反，本国球员的作用却一步步地降低。既然如此，我建议财大气粗的老板们不如整个引进一支接一支的高水平的外国球队——我们高贵的中国人就可以安然地坐着欣赏他们的龙争虎斗了。
……
展开
一
一八一九年一个阴晦的清晨，一个十四岁的少年只身从偏远的家乡来到哥本哈根，他的口袋里只有十个铜板，这是母亲最后的积蓄。
这个少年就是安徒生。三年前，随着父亲的去世，他们贫寒的家境雪上加霜。他再也不愿依靠母亲的洗衣和祖母的乞讨来维持生活了，他要去首都，去那座北欧最辉煌的城市，去实现他那舞蹈家的理想。
在很小的时候，安徒生并不知道自己洋溢的热情该往哪里投放，只知道——“我想当‘艺术家”’。这个鞋匠的儿子经常站在河边的大石头上放声歌唱，和着浪花冲击礁石的声音和母亲悠长的捣衣声。他经常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画童话里的宫殿，或是用碎布剪贴成玩偶的剧场，用鹅黄编出“围裙”打扮成故事里的村姑。别人交待他去跑腿，他唯一的交换条件是揪
住对方倾听自己朗诵诗歌……可以说，小安徒生尝试过所有他能想象到的艺术形式：歌唱、绘画、剪纸、诗歌、戏剧、芭蕾。当然也少不了写作，准确地说，那时还仅仅是“编童话”——那时他还不知道，这是上帝留给他的最终的幸福。
安徒生的父亲汉斯是一个鞋匠，他不可能给儿子什么艺术方面的培养和熏陶。但是，幸运的是，父母给予这个“古怪出格”的孩子以底层人家所能够给予的最大的支持、理解和祝福。母亲并不知道孩子的天赋在哪里，却为孩子的“异想天开”感到骄傲。哪怕，在母亲眼里，手拿剪刀制作玩偶的安徒生只是一个未来的好裁缝，母亲还是感到骄傲。
而父亲的影响更有决定意义。父亲和儿子一起制作玩偶，给儿子读《一千零一夜》和《拉封丹寓言》。父亲也许不知道儿子想做什么，但他知道儿子不想做什么。这个“想人非非”、“不务正业”的孩子就像他童话里的那棵云杉树或是那棵小春黄菊一样，蓬勃自得地生长着。
那时父亲还在世，有一天，父亲收到一名舞蹈演员的订单，开始做一双美丽的芭蕾舞鞋。从来没有玩过任何一件贵重玩具的安徒生，紧紧地把舞鞋抱在怀里，爱不释手。当顾客来取鞋子的时候，父亲几乎是从他的怀里夺走了舞鞋。为此，安徒生还伤心地哭了好久。
从那以后，他就有了当舞蹈家的梦想。
然而，当他来到哥本哈根的时候，冷冰冰的现实很快就击碎了他美妙的梦想。在专业演员的眼里，安徒生相貌丑陋、身材单薄、四肢笨拙，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材料。剧院经理刻薄地嘲笑他说：“你简直就像一根木头，连飞过的小鸟也不愿在上面栖息。”
在这沉重的打击面前，安徒生没有绝望。在一帮艺术家朋友的帮助下，他进入教会学校补习文化。学校的气氛像乌云一样压抑，让他痛苦不已。不过，他在学校阅读了大量的文学名著，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毫无同情心的校长不断地虐待他，并且强令他停止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于是，他给在首都的赞助人——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了一封诉苦的信。
没有想到，对方的回信是如此的残酷：“你麻烦起朋友来真是不遗余力。你认为自己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的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人歧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