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文化偶像。他可以是一本书、一部电影、一个人、一份报纸或者一所大学，等等。
　　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承载了过重的道德化精神的分量，在历史、文化与道德的场域中充满张力，并在大众传媒的合力策划中被推上历史文化的顶峰。
　　我们只是怀抱着一个简单的信念：时代所给予的道德光环必然得接受时代的严正评判。在这个信念下，每一个人都可以坚强地说：“我不害怕你们剥我的皮，因为那下面，都是鲜红的血肉。”……　　
　　金庸是个神话，他被网络评为20世纪“文化偶像”之一不是偶然的，既然在一个商业化时代，他的武侠小说在大众中有着广泛的市场，借助电视连续剧的推波助澜，他的娱乐作品几乎已被主旋律化，成为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旗帜的样板。何况他又是两岸三地的座上客，足迹所到之处无不冠盖云集，风光无比。这样的金庸不被神化才是一件怪事。分享金庸大餐正成为世俗化中国的一道风景，从形形色色的金庸文化产品到尚未面世的“金庸酒”，金庸产业化的进程正在加快……

　　一个在皇权下匍匐了数千年之久，没有经历过长期启蒙洗礼的民族，即使作为其精华的知识分子，要想在人格层面步出中世纪也绝非一件容易的事。从古代到近代的精神转型实际上没有最终完成，“五四”还是一个未结束的题目。金庸的选择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成就现代人格是何等艰难。他曾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守护“文人论政”的理想，但最终没有脱出儒家民本思想的窠臼，只能在传统思想资源中寻找内心的平衡。他是个典型的人世的儒家文人，却喜欢出世的道家、佛教，在道的逍遥、归隐和佛的空无、超脱之间，不断地寻求精神世界的平静、自足、自得和超越。
　　他熟读《资治通鉴》等中国历史典籍，对专制权力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他的武侠小说在寻找人间正义时，曾把希望寄托在“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身上，但最终他意识到拯救苍生的使命只能由康熙这样的开明君主来担负。他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人民有着天然的同情，他经历过刻骨铭心的乱世痛苦，他向往太平盛世，他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读书人，他要在传统中为苍生寻找摆脱苦难的道路，既然不食人间烟火的大侠是虚构的，那么除了康熙之类的明君，还能指望什么来普度众生呢?最近他对记者说正在以“人民性”的观点来写一部通俗的《中国通史》，他对宋朝皇帝不要宰相在宫殿上下跪津津乐道，对盛世充满向往。对爱民如子的好皇帝、好官的赞美是他的“人民性”最生动的体现，他对奸臣、昏君的恨和对明君、清官的爱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他所说的“人民性”不是指每一个独立的活的生命个体，与一切具体的人无关，　“人民”在他这里无非只是一个个抽象的符号，类似于长城上的那一块块砖，是相对于朝廷、王室而言的芸芸众生，是“民为贵”的“民”，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水”，细读他的武侠小说，也常常是以儒家温情脉脉的人性关怀取胜。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的悲哀不是孤立的，或许也是多数没有走出传统的知识分子们群体的悲哀。

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
—一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
另一个李敖
张元济：力倡“中华民族的人格”
“羊性”、“狼性”与心中的“鬼子”。
——我看《鬼子来了》
打翻的五味瓶
—一中国人走近诺贝尔文学奖的历程
向继东和《湘声报》“文化·沧桑”副刊
——兼说影响过中国历史的副刊
亵渎神圣
——对两次王朔现象的一点思考
“那是揭开就会流血的伤疤”
吕旋是一面镜子
文化的底气
毋忘史家的传统
一个中断的学统
过去的中学
原谅与忏悔
“死别幽梦已茫茫”
有多少书可以重读?
出版界需要道德承担吗?
卖书岂能不知书?
学术论文“新八股”
爱因斯坦怎样走近中国?
诗人流年不似水
那盏灯熄了
何兆武的《文化漫谈》
废除科举制百年祭
苏珊·桑塔格的意义
“不能不喜爱‘傻瓜’和‘学生腔’”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读《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贫富之间的个人所得税
和余世存关于《非常道》的对话
比二0六个县无律师更重要的
重要的是培育社会理性
——与崔卫平对话
大学生“陪读”现象的忧思
大学生平均年消费超万元背后
丘成桐呼唤大学生做学间的热情
“高校改名热”的误区
研究生失业不是偶然的
“有知识、没文化”现象之忧
高校学费岂能不顾国情
公众为什么厚“丘”薄“杨”?
“象牙塔”为何沦为“重灾区”?
——从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的感慨说起
“艺考热”背后的“明星梦”
呼唤人的教育
——一读《沙坪岁月——重庆南开校园回忆录》
高考：莫把手段当目的
“救救孩子”：教育不公成为众矢之的
是谁夺走了孩子天真的童言?
金钱可以买来道德吗?
“创建文明城市”能靠背诵吗?
两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迷信
“县一中模式”还要行多远?
语文不是脑筋急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