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复观,原名秉常,字佛观,后由熊十力更名为复观。湖北浠水人。
徐复观在抗战时期曾师事熊十力,接受熊十力“欲救中国, 【1903--1982】 必须先救学术”的思想,从此下决心去正从学。其为学不 喜行而上学的哲学,以为探讨中国文化不能离开具体平实的现实世界,着重于历史时空中展现的具体世界。徐复观在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方面颇有建树。主张要在中国文化中找出可以和民主衔接的内容,力图揭示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专制政体、道德与政治的对立和冲突。强调对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传统思想文化应加以区分,认为儒家思想在长期专制压迫下必然回歪曲和变形,说明专制政体压歪和阻遏了儒家思想的正常发展,却不能说儒学就是专制的“护符”。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始于殷周之际,以人性论为其主干,而孔、孟、老、庄及宋明理学家的人性论就是中国人性思想的主流。提出一种不同于宗教恐怖绝望意识的“忧患意识”概念,认为正是在这种忧患意识的激发下产生了中国的道德使命感和文化精神,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性论史》、《两汉思想史》、《中国思想史论集》、《公孙龙子讲疏》、《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中国经学
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石涛研究》、《中国文学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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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里刊行的是徐复观自述其生命历程的文字,从中可以追寻到他的生平与学术的线索,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与时代交互在一起的震动。这是一个活的生命透出的气,是九州生气回荡的风雷。书中除极少的几篇外,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印行。对于不太了解徐复观的读者来说,初读这些文字,想必仍然能感受到一股热烘烘的新鲜气息;对于知道徐复观的读者来说,也许因此能得到更为集中地了解徐复观其人的机会。
徐复观生前出版自己的著作,约略以三类命名:一类是“专著”,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等;一类是“论集”,如《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等;再一类就是“杂文”了,如《徐复观文录》、《徐复观杂文集》、《徐复观杂文续集》、《徐复观最后杂文集》等等。此辑所选,基本上属于“杂文”。这也许会引起一些读者某种程度的轻视,也难怪,不能埋怨读者对于“杂文”钓零零碎碎的一般印象。二十世纪写作杂文的人不在少数,除鲁迅能独领风骚外,鲜能以之名家,徐复观以“杂文”命名自己的著作,正有继,其踪而上之的志向。 当徐复观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就称他为“鲁迅以后第一人”(孙克宽语,见《徐复观家书精选》第一三三页),他听了以后虽有惶恐,但也颇自欣慰。徐复观死后,有人把他比作陆贽,有人把他比作韩愈,有人把他比作梁启超,也有人把他,比作朱熹、王阳明;不管怎样比,皆是从论者注重的某些方面出发的,都各有道理,但恐怕也都不完全恰当。至于把他比作鲁迅,似乎没有人公开这样比过,因为鲁迅在台湾、香港的地位并不怎么高,鲁迅著作在台湾还一度是禁书。然而,在杂文写得好、写得精悍这一点上,两人确实是有相通之处的。鲁迅的杂文好在与时代共其呼吸,如匕首,如投枪,对恶势力作殊死的搏斗,徐复观杂文在这些方面无不表现出与其相通的精神。不过,这并不是偶然的。徐复观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鲁迅迷”,对鲁迅的著作是“片纸只字必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给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儿推荐阅读书目,还把鲁迅的著作寄了去。他晚年对鲁迅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他不赞成鲁迅把人性估计得漆黑一团,他不赞成鲁迅一笔抹煞中国传统文化,他不满意鲁迅放弃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只搅入时事的纠纷。但是,他继承了鲁迅杂文的神髓是无疑的。这里不能看到徐复观杂文的全部,但选录了他为他的杂文集写的几篇自序,从中约略知道他的杂文的大概。他说,若孔子孟子活在今天的话,也必定会奋笔写时论政论的文章。(《徐复观杂文续集序》)为什么呢?一切都是令人不平的现实的激发,所以,要了解徐复观其人其事,也不妨先把这几篇序文读一读。现在,杂文之所以受到轻视,是因为杂文失去了它的精神。鲁迅也好,徐复观也好,都是把杂文当作生命力的鼓荡,呈现个性的张扬。无边的恶势力与不平事好像大山,好像泥土,将人压向无底的深渊,通过这支笔,写杂文,好像挖开一个小孔,好让人透出一口气,以免活活闷死。现在可好,一些名作家写“杂”文,如马戏团的动物表演,有人出题有人写,随时看着驯兽员袋里的食物,全无血性生机气力,无怪乎杂文趋于绝灭了。
说到知识人责任的问题,此处最能见出知识人的生机了。社会再好,也不会真是“到处莺歌燕舞”,十全十美,总要有知识人代表民间的声音,把意见表达出来。何况我们的社会离“莺歌燕舞”差一大截呢!相传卡定河边有一个“万人冢”,波兰的老百姓认定那是苏联人杀害的波兰劳工。斯大林“肃反”时期,无数的“革命同志”莫名其妙地被捕、甚至“失踪”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在“阶级斗争”的阴影之下,在空洞抽象的口号声中,“牛棚”里关过多少有良心血性的知识人,谁能说得清呢?到现在,当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法国的德里达联名发表文章,为了世界政治秩序和欧洲前途,号召全世界的知识文化人联合起来,重新树立公众社会的形象的时候,中国的知识文化人面对自己的处境,不知该作何种回应?徐复观面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他《写给中央研究院王院长世杰的一封公开信》中,看出作为一个知识人的胆量和气魄,再看他对后来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適的批评,我们就更不能不感到“元气淋漓”的痛快。在本辑“忆往记人”的追念雷震、新亚书院诸人的文章里,在“观点写真”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们可以领略到徐复观对于政治思想文化界病痛的抉发,对于中国文化精髓的认识及对于中国知识人的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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