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感到报国无门，一腔热血不被人们理解的时候，有牢骚、有抱怨、有叹息、有软弱、有彷徨、有感伤、有沉醉于爱情和逃避到大自然怀抱中的幻想，甚至也有过病态的自我嘲弄。他憎恨无爱的人生，犹如厌弃无花的沙漠。在黑沉沉的铁屋里他带着觉醒后的悲愤和惶惑，大喊过爱的饥饿，反抗压在青年们头上的封建层岩，反抗冷漠、愚昧、狡诈、贫困的旧时代。他从不同流合污，只是面对严酷的现实，在看不到光明的时候，绝望颓唐之情不断来冲袭他。然而，作为抗菌素的现实主义精神又不断地诱导他穿过沼泽，走向坚实。记得在达夫遇害十周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忘年交关山笛，写下过悲壮的悼词：斑白犹存稚子心，人间名利一尘轻；今朝痛觉诗人梦，血奠神州头作樽！
这便是对诗人郁达夫公正评价。至于那些咒骂他“品质恶劣、作风浪漫，不足以为人师”的政客，和那些姬妾成群而道貌岸然的封建卫道士、认贼作父的汉奸、吮痈舐痔的帮闲、制造谣言含沙射影的小丑、随波逐流的变色龙，今天已全部被老百姓推人遗忘深渊；而为当时统治者深恶痛绝的达夫，则砥柱中流，知音信增。历史无情又有情，这一切不是泾渭分明吗？
达夫很真诚，也坦率得惊人。他把锋利的解剖刀忍痛插向自己的胸臆时，苦笑中带着自我陶醉；当热血流人砚中，他又用彤笔泼洒成彩雨，让绅士们的伪饰、淑女们的面纱受到淋浴，使那些传统意识凝结成的骷髅们又怕又气，暴跳如雷。于是风波和误会便和达夫形影不离，结缘终身。朋友们关切注视着他，也为他感到不安。如果说过于坦白可以使童心不泯的人受害，在亡友中，达夫可算第一位。
达夫小说中有一些不纯净的笔墨，是变态心理的产物。当他控诉旧时代对他太不公正的时候，有些情调不尽健康。我们不应漠视，也不应夸大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历史上将有不少大家的著作要被束之高阁。
达夫笃于友情，和沫若相交几十年，他们自称为“孤竹君二子”。在小阁楼上，在风起云涌的广州，相濡以沫，人所共知。他对鲁迅的认识，高于同辈人很多，一九三六年底，他在日文刊物《改造》第十九卷十三号上写道：
“鲁迅的小说，比之中国几千年来所有这方面的杰作，更高一步，至于他的随笔杂感．更提供了前不见于古人，而后人又绝不能追随的风格，首先其特色为观察之深刻，谈锋之犀利，文笔之简洁，比喻之巧妙等，又因其飘溢几分幽默的气氛，就难怪读者会感到一种即使喝毒酒也不怕死似的凄厉风味。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要了解中国全面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
达夫酷爱自由，仇恨压迫与剥削。在南洋，他也曾谈起过自己和左联的关系：“替穷人说话是我的夙愿。左联的很多作家和我都是至友，尤其是鲁迅，我们之间无话不谈。他和左联的关系，是由我做的媒介。我的个性不适合做那样工作，所以左联成立一月之内便宣告退出了。不管人怎么议论，我不辩解，而在暗中营救左翼作家的事，做得并不少。自问比挂空名不做实事的人，心里踏实得多。我对共产党的长征是很关心的。鲁迅去世，我说过：‘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人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夜阴’和‘新月’指的什么是很清楚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他又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捐款一事奔波，并在自己编辑的副刊《繁星》上刊出秋远的《记鲁迅艺术学院）一文，把这所延安学府向海外读者作了介绍。爱爱仇仇，毫不含糊。
达夫个性有其极刚毅的一面，这一点不大为人所知。他在福建同日本人松永一起吃饭，席上痛斥日本军国主义者不该侵略中国，正气凛然。他虽然嗜酒成性，在苏门答腊因怕贪杯误事。曾长期戒酒，律己甚严。
达夫感情饱满细腻，观察深切，才思敏捷。古典文学、西洋文学根基都雄厚。从气质上来讲，他是个杰出的抒情诗人，散文和小说不过是诗歌的扩散。他的一生是一首风云变色而又气回肠的长诗。这样的诗人，近代诗史上是屈指可数的。在新文艺作家的队伍中，鲁迅、田汉而外，抗衡者寥寥。沫若兄才高气壮，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应当退避达夫三舍。这话我当着沫若兄的面也讲过，他只是点头而笑，心悦诚服。
达夫无意作诗人，讲到他的文学成就，我认为诗词第一，散文第二，小说第三，评论文章第四。
他的诗，得力于黄仲则、洪北江，对清代名家吴伟业、王士祯、袁枚、朱竹坨、赵瓯北、王昙、龚定庵都有过涉猎。在唐诗中，他酷爱白乐天和刘禹锡。为了畅而不滑，外秀内浑，他还认真研究过阮籍、嵇康、陶渊明、谢腕、鲍照的著作。作词不多，偶一为之，如楷书大家放笔写行草，言情状物，略倾柳永与纳兰容若，而沉郁过之。
一九七七年间，黄葆芳学弟从新加坡回国观光，我见到他第一句话便是：“达夫辞世二十多年，我总不相信是事实，他若能和你们一道来，该多么好啊！”接着谈起南洋的岁月。他说：“老师，当年达夫先生编《繁星》，对我的稿子特别垂青，总是稍加修改，便作为花边文学刊出，使我很感激。我们三人不是到林霭氏先生家谈艺，便是到胡载坤大夫家中，我看您作画，郁先生捧着茶杯在屋里徘徊，有时低头敛眉，猛抽着香烟，等到丹青落笔，他的诗已想好，于是走笔题画，并称双绝。可惜星州沦陷之后，这些寓意极深、宣扬民族气节的作品多被收藏者销毁，不敢留下，真是叫人难忘的大憾事。”
这段话引起我亲切的回忆。记得有天晚上，我和达夫躺在期颐园中的草地上，碧天如水，寒月如霜，这时天上一颗亮星拖着火光刺眼的尾巴，在远远的树梢后殒落了。达夫说：“海粟兄！那不是徐志摩吗？多么有才华的诗人，英年早殒，千古同悲！”我们谈到在上海的朋友中，他与志摩都和我同庚，不免唏嘘。后来言及时局，达夫愤愤地跃起，带着人之子的柔情，仰天喃喃地说：“海粟！万一敌军侵入新加坡，我们要宁死不屈，不能丧失炎黄子孙的气节，做不成文天祥、陆秀夫，也要做伯夷叔齐。”我觉得是达夫心中流出的最佳诗作，听来感人肺腑。难兄难弟，相对无言。谦和质朴的达夫，眉宇间现出平时罕见的金刚怒目之气，从鼻翼到嘴角边的长纹变得坚韧了。我推想：诗人在夜色的环抱中走向永生的时刻，脸上也是这样的表情。我们长时间地握着手，良久，泪花涌出他的眼眶，巨大的热力从他的臂膀流人我的全身，血像汽油碰上火种。是夜，我和诸友合作，画了一张《松竹梅石图》，他奋笔写上一绝：松竹梅花各耐寒，心坚如石此盟磐。首阳薇蕨钟山菽，不信人间一饱难。
此诗痛快沉着，托物明志，朗润含蓄，其信念之坚强，更在豪迈之外，可以代表他晚年诗风的一斑。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