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首先要说明我以什么身分、什么资格来讲这个题目：
第一个条件，我是胡适的学生。胡氏是教育家，授徒半世纪，桃李满天下，生徒数万人——良莠不齐，拥、反、左、右、独（独立思考）各派，皆人山人海，门生遍天下——我也是个门生和小门生之一，千万人中之一而已。今天只是学生谈老师的“一‘生’之言”，请众“生”指教，此其一。
但是，在这个有队伍上万的学生大队里，如果说傅斯年、罗家伦、张国焘、毛泽东等等北大学生是胡老师的“开山门生”，什么俞平伯、千家驹、吴健雄、苏梅算是“第二代”学生……等而下之，则有四、五代乃至六、七代之多了。我不能不承认我也是胡适之的学生。胡老师生前一直是这样替我介绍，我也从未否认过。做胡老师的学生，不是什么名誉学位；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光荣，但也算不了什么缺陷或负担。但是我这个学生，除追随他去听他讲演之外，我没有正式拿他的学分，但是我却单独上过“胡适学”大课在一千小时上下，这是胡适所有的学生之中，前所未有的事，我不是去替胡先生提皮包、延宾客，我是真正的在上课——这一点我得感到师恩独厚!——做了胡老师收山的小门生，此其二。
我是胡氏最失意时期，最孤独时代的学生——胡氏自幼“暴得大名”，一生荣华富贵，平时得意非凡，意气风发。但他一生却有个最低潮，那就是五十年代初、中期。老实说，那时他老人家很惨，大陆上正在批胡适。——那时与现在不同，那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正诚心诚意的洗心革面，来接受一套新东西来救国。胡适那套太腐朽，要丢到茅坑去——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诚实的看法。那时台湾亦无力扭转这局面。海外的老胡适，在海内亦不太受欢迎，任他去“自生自灭”。我那时和我老师比，我觉得在海外，我绝对可以“自生”，我可以打工、开计程车，洗盘碗；而可怜的胡老师，那时贫病交迫，心脏衰弱、胃溃疡……十分可怜，又受洋人忌妒，他再无法自生，却在等着“自灭”，情况是十分凄凉的。他虽然有点养老金，但那养老金，抵不了一场大病。社会是冷酷的。一个学生带一个西瓜、半只板鸭，去看一个贫病交迫的老师和师母，和一个鞠躬如也，透过三重秘书去看一位特任大官、太学祭酒的老师，味道是不一样的呢!换言之，我是胡适最失意、最穷困、最灰溜溜的时代、最孤独的一个小门生。胡先生那时很需要我们，我对他老人家，读得太多（家庭也有点关系），礼敬甚重，交情是自然发生的，不是哪个机关、哪个政党派我去的。后来我和胡氏合组个计划，我变成哥大的研究员，那时哥大财多势大，把我胡、唐二人的合作的小研究计划吃掉了的缘故，胡先生被吃得老大不痛快，痛心的说，我们在讨饭吃。胡先生那时同我的关系，是一个穷愁潦倒的乞丐老和尚，和一个乞丐小和尚的关系。这两个老幼乞丐的关系，不是马融绛帐，或程门立雪的关系。在那种关系之下，老师高坐讲台之上，小学生只有站着的份儿、叩头的份儿。偶尔老师赐坐，也只坐半个屁股，另半个屁股还要悬空，才能表示敬意。这和老幼乞丐一同箕坐草窝内的情况就大有不同了。传道的语调内容也就大有不同了。我讲的和胡先生其他的学生所讲的如果略有不同的话，那也由闻道的方式不同所致，此其三。
历史虽然被科学瓜分了，幸好历史中还有文学的一部分，使我们有饭吃，有兴趣继续搞下去。然而，我并不是说科学不重要。所以历史虽然向科学靠拢，但没有科学也没有历史。而历史如果完全走向科学，那么历史就要自杀了。学历史的人他的人生也没有意义了。所以现阶段历史中还有口述部分是很有生命的，我写了不少口述历史的东西，尽量把这些书的可读性提高。当年我为顾维钧先生编写回忆录，他与我谈了许多外交上的轶事；我请他尽量详细的讲，尤其他当袁世凯秘书时所见闻的一些逸事。顾先生起先不肯讲，经我再三追问才勉强讲出来，结果后来发现都是很有味道的历史文学。这一类的口述历史是保存文学成分较多的历史。不是数目字也不是科学，将来可读性之高一定超过一般历史，因为看历史的人并非都是史学专家，多数只为了得一点历史知识而去阅读，如果没有可读性就没有人看了。我想凡是够资格做口述历史的人，都应该有几分文学的素养。而且凡是够资格写的人都会讲，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德就是有技术（写史的技术）。我与胡适先生谈，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可惜我没那么多时间去搞。胡适、顾维钧、黄沈亦云（黄郛夫人）都很会讲，所以他们的回忆都很有可读性。因此，十几年前我回台湾，想到曾兼任过中央大学校长的老总统，如果可以请到他老人家做个口述历史，一定很有意思，可惜没有如愿，总统就过世了。我一直很难过，这么好的口述历史竟没有传下来!
如今学历史的百分之八十向科技投降，我也投降了百分之七八十。还好有百分之二三十，我们可以抗战到底。所以写历史必须用文学来写，并与新闻合作（新闻是当前的历史），才能把未被科学征服的百分之二三十保存下来。现在搞口述历史要像桃园三结义一样，把历史、文学、新闻三位结成一体变成刘、关、张三兄弟，就可以写成很好的历史了。
我近来最羡慕柏杨。
羡慕他，不是因为他名满天下、稿费如潮、美眷如花。
我羡慕他已经有这把年纪，还有此“勇气”、“决心”和“机运”，来“啃”一部有二百九十四卷之多的，世界第一流古典名著《资治通鉴》！
离开沙坪坝不久，我在美国就遇到另一位老师，那位反对古文的老祖宗胡适之了。那时最使我瞠目结舌的便是发现胡老师，居然也是读《通鉴》起家的。“历史”原是他的“训练”，而他受“训”期间的看家本领，便是《通鉴》!
胡适也是“我背一句、他背一段”的“大书箱”——他读《通鉴》是从十一岁开始的；他“啃”过《通鉴》。
胡博士——（今后我当拚命叫我老师“博士”，以免人家误会）——觉得奇怪的，是我这个“小门生”也读过《通鉴》，而且也是幼年期读的。我告诉他我未读过《续通鉴》，因为我那位老爸爸把《续通鉴》藏起来了，不让我读。
胡老师闻言，连说“可惜、可惜”，但是却又说“不晚、不晚”。后来我这位恩师大人——（我现在是叫他“恩师”呀!）——终于把他书架上整套《通鉴》、《续通鉴》和《明纪》，都送给我了。书内还有恩师亲批的手迹；还有恩师亲书的读《通鉴》札记呢!
可是那时令我奇怪的便是，我的恩师十一、二岁时，便“啃”过《通鉴》（显然获益匪浅），为什么他啃过的骨头，却偏不让那些可以啃、也情愿啃的青少年后生去啃呢？我自己如果不是贪着《捉知了》，不就连“读”的机会也没有了吗？
所以我以后和我的恩师抬了好几年的杠。我认为“中学国文教科书”里，白话和文言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白话文不应该搞“民主专政”!
我为什么要重违“师训”呢？理由很简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我个人读《通鉴》，是爱读其原文的。
可是近些年来教读海内外，我也觉得倒霉的“古汉语”太难了。要青少年们再去享受点古典文艺训练，简直是不可能。那种诘屈聱牙的怪东西，连他们的老师——乃至好多名震一时的海外名学人——已经很难应付了，何况他们。
未碰而先怕，这种“先怯症”一般青年是很难克服的。“古典文艺”岂真如此难哉？胡适之辈十一、二岁就可通晓，岂真“神童”哉？非也!免再惹是非，且说句洋文遮盖、遮盖，那只是damage already done而已耳。
搞“古汉语”既然连老师、学人都要傻眼，那就至少要读点“名著今译”。真读了“今译”，再回头去翻翻“古本”，“古汉语”往往会豁然而悟的——咱们方块字、文言文，就有这点玄妙，它可无师自通。
读“名著今译”——我承认这是个人成见——第一部巨著，应该就是《白话通鉴》。各界职业仕女、知识分子，周末少打八圈麻将，看看《通鉴》，是会变化气质的。
麻将不必“戒”嘛，少打一点!抽空看看有趣味而又有用的书。稍稍变换变换山外青山的社会风气；这才叫做“有文化的国家、有文化的社会”嘛。同时也可为儿女做做榜样。
在学的青少年大中学生，课余之暇、情书情话之暇，搞一点学术性的“鬼拉钻”，也不是坏事嘛。年纪大了，你会发现它的好处的。
至于学在下这行，靠历史吃饭的——尤其是终日“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大学者和旅美名学人——倒真要把《通鉴》这种大部头“温习温习”呢。
胸无丘壑、腹无名著，只是终日捡垃圾，到头来，还是难免不通的。笔者浅薄一生，午夜梦回，每每悚汗不已。谨以个人感受，质诸同文，不知以为然否？
不过话说回头，读古典名著今译，亦非易事。古文亦有古文的局限性。如果把它毫无技巧地直译为白话，则其诘屈聱牙的程度，或有甚于原文。
所以搞《通鉴》今译，为着让大众读起来有兴趣，则译者表演点“文字秀”，也是绝对必要的。
吾友柏杨，饱学之外，搞“文字秀”也是天下少有的。以他的博学，以他的彩笔，司马光之力作，将重光于海内外，是屈指可待的。
我羡慕柏杨，这大把年纪，还能搞“为己之学”，来啃这块大骨头!
我更敬重柏杨，在“为人之学”方面，能把《通鉴》这部世界第一流巨著，译成白话，以飨大众，真是为中华民族子孙造福。
笔者噜噜苏苏搞了这半天，问良心实在不是为好友柏杨伉俪拉生意，作推销员。天日可表，我讲的实在是肺腑之言。
一九八四年三月九日写于美东春雪封校之日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