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殉道者的塑像
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刘伶、阮咸、向秀，被称为竹林七贤。其实他们并非一类人物，也难共同用一个“贤”字概括。当然，他们也有共同的特点：一日：嗜酒，七人均好饮酒，而且曾经同有“竹林之游”，一起到竹林地方的黄氏酒垆喝过酒，甚或不止一次。二日：性好老庄。他们都喜欢读老庄著作，但并不是同为老庄信徒。山涛是极关心仕进的，是司马氏手下的重臣，甚至是亲信；王戎出身士族世家，后来做官直做到司徒。他们虽口谈老庄的清静无为，行动上却是依附于司马氏的权势，官越做越大。正是阮籍《大人先生传》所说的“少称乡里，长闻邦国。上欲三公，下不失九州牧”一流的士君子。山涛与司马懿的夫人是中表亲，年轻时便有意仕进，家境贫穷，妻子有怨言，他对妻子说：“你暂忍饥寒，日后我当作三公，不知你当得了公夫人吗?”一副禄蠹面目。由于和司马家的亲戚关系，便前去见司马师，司马师让司隶校尉举为“秀才”，当上郎中，进而升为尚书吏部郎。他与钟会关系密切，同为司马昭手下红人。当钟会征蜀、进行叛乱时，司马昭亲自领军平叛，又怕留在邺都的魏国王公乘机作乱，特留山涛镇邺，对他说：“西蜀的事我自去了结，后方就全靠你了。”其倚重可见，说是心腹亦不为过。山涛长期掌管官员的选用，每一官缺，他都带上好几份名单去朝见，观察上意，然后奏请，其逢迎希旨若此。难怪后来终于登上三公要位。他原来和嵇康、吕安相善，对于嵇、吕这起大冤案，山涛未敢进一言为二人辩诬，他是始终站在司马一边的。
王戎是另一官场人物。十五岁时便与比他大二十岁的阮籍相交，得到阮的夸奖，从丽得名。稍长复以玄谈知名于世。袭父爵走上仕途，做到太守、刺史、散骑常侍、建威将军，直至吏部尚书、司徒。在职无特殊能耐，靠的是“苟媚取容"(《晋书》语)，而且“性好利”，“广收八方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积实聚钱，不知纪极，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而又俭啬，不自奉养，天下人谓之膏肓之疾。"王戎不仅是官迷，且是财迷，如何当得了一个“贤”字!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既是人格独立的宣言，又是与山涛、王戎之流的决裂。山涛在司马昭手下由吏部郎升任为大将军从事中郎时，推荐嵇康继任吏部郎的职位。嵇康复书山涛，坚决拒绝，表示决不阿附权臣司马昭。
文章一开始便说：偶然听说你升了官，便产生不安，怕你羞惭于自己独自在司马门下做官，要推荐故人来做助手，让大家手上同沾一份“腥膻”。接着说明出仕与否，人各有志，“志气所托，不可夺也”。并说自己疏懒成性，不涉经学，又读老庄，“荣进之心日颓”，放任本性之情转笃，不识人情，阁于机宜。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必不堪”者是指自己无法忍受的礼仪法度；“必不可”者是不可以任用的理由：其一是常常“非汤武而薄周孔”，为世教所不容；其二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希望山涛不要背人天性，强人所难。以自己的爱好加之于别人，如自己喜欢“臭腐”，而用死鼠去喂养凤凰的雏鸟。
文中有一句与“非汤武而薄周孔”同样流传后世的名句：“思长林而志在茂草”。这句是说一头没有经过驯养的野鹿，“长而见羁”，常常不肯就范，即使饰以金笼头，给以好饲料，它仍然思恋丰草茂林中无拘无束的生活。这句话十分形象地表明嵇康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自由、不堪礼法束缚的思想。亦即《幽愤诗》中所说的“守素全真”。他之所以要与山涛决裂，是看穿山涛之流，在本质上和自己并非真正的知心朋友，他是属于司马昭那个“假恶丑”阵营的。
嵇康对于司马集团的抗争，并非由于他是曹操的孙女婿，政治上属于曹氏集团。他与何晏不同，政治上并未参与反对司马的活动。钟会向司马昭告密，说嵇康有与毋丘俭互通声气之疑，仅是恶人的谗言而已。他与司马的抗争，实际上是真善美对于假恶丑的抗争。
司马集团是一个上层腐朽集团，一个阴谋集团。司马氏是河内最大的士族世家。司马懿依靠阴谋除掉曹爽，大权独揽。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政治上的主要目标便是篡魏自立。
他们一方面清除异己，曹氏亲族、部属诛杀殆尽；一方面培植亲信，亲信中不乏钟会、吕巽、贾充、何曾之流的丑陋。钟会是十足的小人、伪君子，数进谗言，与吕巽一起，制造了嵇康、吕安这起冤案；待到兵权在握，又图谋叛乱自立。贾充只知有司马昭不知有皇帝，是弑主元凶。何曾在司马昭面前斥责阮籍：“纵情、背礼、败俗”，并对司马昭进言：“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一副道学先生面孔。而自己“日食万钱，犹日无下箸处。”生活糜烂腐朽，是t足的伪君子。司马氏意在篡国，却又要以名教礼法羁縻世人．他们不敢言忠，提出“以孝治天下”。连名教礼法也都是为其篡囤阴谋服务的。司马昭集团可谓集假、恶、丑之大成者。名教礼法正是这个阴谋集团用来制约知识分子的工具，所谓名教中人、礼法之士，多数都是借仁义道德之名以售其私的“乡愿”，本质也是一个“假”字。
“非汤武而薄周孔”，无异是一面离经叛道的大旗。政治上不肯与司马集团同流合污，坚持人格独立。思想上反对名教礼法的束缚，要求守朴全真，回归自然，回归人性，要求个性的解放。其核心是一个“真”字。嵇康“贱物贵身”，始终追求人生真谛，追求人情之真、人性之善、人格之美。难怪他对司马集团的假恶丑强烈不满，起而抗争。他不仅与上层腐朽集团抗争，还要与流俗抗争，与他处身其中的那个乡愿满天下的知识分子层抗争。并在抗争，乃至被杀中，完成人格美的塑造。他高高站在刑台上，“顾日影而弹琴”的形象，宛然是一尊真善美的殉道者的高大塑像。
四、醉乡的醒者
竹林七贤中，以醉酒闻名者有三人：阮籍、阮咸、刘伶。据《晋书》所载：阮籍“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一句话概括了阮籍、阮咸、刘伶辈嗜酒的真实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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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的来龙去脉总有轨迹可寻，而且还可能有一道风景，始终伴随着他，映衬着他。
说起沙白，在我的印象中就会浮现出一幅杏花初燃，春雨潆淞的画面，他是从杏花春雨中向我们行吟而来的。这是因为他最初引起读者惊喜的那本诗集，有着一个《杏花春雨江南》的美丽的名字。而其中发表于一九六三年的《江南人家》诸短诗，以明媚轻快的抒情色调。确实为当时被政治高温烤炙得干枯欲裂的诗歌园地，带来了一种杏花春雨般的潮润与温馨。
六十年代最初的三两年——也仅仅这三两年——文艺界出现过一度稍见宽松的气氛，因而沙白的少了些火药味的《江南人家》之类的短诗，才得以问世。但是“以斗为乐”的痼疾是很难救药的，不管读者欢迎与否，沙白的这类作品很快就被扣上了“脱离阶级斗争”的帽子．这可是一声非同小可的当头棒喝啊!前几年沙白在《答(未名诗人)问》一文中曾感慨地说：正是这声棒喝迫使他“不得不改写政治抒情诗。”但“刚写了几首，就逢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诗，都成了罪证材料”，从此“被剥夺创作权利十年。‘文革’后，再拿起笔，已是半百老人”。他继续说道：“所以我们这一辈作者，多半是实际工作时间很短而曲折反复却很多。曲折的好处是促进思考，推动探索……”
好了，当沙白说到这里，我们也就不难明白，曾经从杏花春雨中行吟而来的诗人，在他的古稀之年，为何又成为一个散文家的了。
诗与散文都是思想感情的结晶。思想感情之间虽然并不存在着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却不是一码事。两者各有门户，各自为政，而又相互渗透，互为表里，难分难离。约略言之：诗主要以感情打动人，即将感情推向正面并使之表面化；但它必须以思想为后盾，这感情才有震撼力。散文主要以思想启示人，即将思想推向正面并使之表面化；但它必须有感情流动其间，这思想才具有生动的活力。年轻人思想单纯而感情丰富，大都曾与诗同行过一段路，故有“青春作赋”之说。及至年齿渐增，阅历渐深．感情活动渐趋平和稳定，这时候思想就活跃起来。曾经吃过哪些亏，上过哪些当，宠辱荣枯，升沉起伏，以至治乱兴衰，公道天理．都想来个寻根究底。否则，稀里糊涂被人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还自以为是在完成着一桩神圣使命，岂不可悲!这就是所谓“皓首穷经”了!“经”者，经纬也，规范也，定律也，常道也，并非仅仅限于圣贤之典籍；普通人之所思所想，未必无真知灼见，又何不可以“经”视之呢!故“穷经”者，亦即屈子“吾将上下求索”之谓也。而沙白，既然命运在促进其思考，推动其探索，那不就是他在“穷经”吗?而他的这些散文，便是他“穷经”之所得了。
我不想条分缕析地谈论沙白的散文，现在我所想问的是：当沙白进入散文这一领域之际，回望来路，还看得到当年他曾倾心吟唱过的那片初燃的杏花，潆淞的春雨吗?在他现在的这些散文里，有的是充实、深刻、沉重、老辣……但那春雨的潮润呢?杏花的温馨呢?
然而美好的事物是生生不息的，是不会消失，不会被遗忘的。我总觉得沙白在他的散文中，仍殷勤地在寻觅着、惦记着他的那片杏花春雨。让我们且听听他在《画出来的窗》一文中所述说的一个故事吧：“据说‘文革’中有位画家被囚禁在一间没有一扇窗的屋子里。于是，他在墙壁上用笔画了一扇窗。这扇画出来的窗，本身就是一首感情色彩极浓的诗。有忿懑、有反抗、有期待……无尽语言，无尽感情，尽在不言之中，似幽默，却极强烈。由此我想到了中国画。”沙白指出：中国画家常常在画上题诗，而诗，就如“画中之窗，一句，两句或几句诗，开一扇小小的窗，让你进入画的意境”。在这里，沙白由画在墙壁上的窗，想到中国画上的题诗；而我，由这窗想到的却正是沙白的散文。沙白当然是因为感觉到在现实生活中，还有着某种令人窒息，令人闷塞，令人忧愤的情形，就像一堵墙壁似地横阻在前，于是他才用散文的笔在这墙上画出了一扇窗子。他可能期望着这会引进一些光亮，但，我相信他一定也会从这窗口发现另一番更美丽的杏花春雨景观。虽然它距离我们也许还很遥远，也许，并不很遥远……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廿日于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