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1950年9月28日生于贵阳。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务农，并曾在各级各类学校任教，198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1997年至1998年在哈佛大学任访问研究员。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宗教学、宗教哲学、基督教神学等领域的研究。 著有《多元化的上帝观》、《神圣的根》、《何光沪自选 集》等；译有《宗教哲学》、《现代基督教思想》、《基督教神学原理》、《全球伦理》等；编有“宗教与世界”丛书、《基督教文化评论》、《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蒂里希选集》等，以及《有心无题》。什么叫“有心无题”？“有心”，是因为还是一个活人，还没有死心。“无题”，是因为题目太多，多得无从说起。

    现在的问题太多，而解决问题的心却太少。所以作者觉得，可怕的倒是“有题无心”！但他相信，只要有心，问题就会减少。试想，假如世上多一些关心、诚心、耐心、热心、爱心、信心……，多一些同情之心、责任之心、宽容之心、悔悟之心、公义之心、仁爱之心……，那么，将可以化解多少难题！那样的话，问题当然还会有，却不致令人绝望灰心。那样的话，题目当然还会有，却可以写得轻松自如。

    小枫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并非“两处茫茫皆不见”。他体察人生苦难，正视那“没有眼睛也能看见的”（莎士比亚语）世间丑恶；他坚信终极救助，仰望那只要有心总得依赖的绝对价值；在二者之间，他还发现了一条七色彩虹，那就是神圣的爱。小枫所说的“拯救”，是正视苦难，宏扬爱心，迈向超越；小枫所说的“逍遥”，是漠视苦难，冷却爱心，自求超脱。于是，他当然肯定拯救，否弃逍遥。
    于是，苦难、超越与爱；就成了这本书的三大主题。
    佛教之革新，要在消除“消极出世”的形象，变彼岸之“逍遥”为此世之“拯救”。而这，正是池田先生在这本书里反复宣说的观点。修行者不应该“只是把‘自利’即自我解脱作为目标，而应当积极完成教化广大民众的‘利他’之行”。“即使牺牲解脱自身的修行，也要投身于大众之中”。在论及大乘小乘之别时，池用和野崎都谈到，小乘脱离政治，实为逃避现实，其结果是立场暖昧、自我封闭。而大乘则冲破传统，与国教（婆罗门教）积极论争，得以将佛法推广于社会。“大乘各种经典，有的论说了政治统治者即‘王’应有的姿态，有的则从佛法的理念即‘法’的立场出发，在政治上加以论述。”小乘派只考虑“对政洽的关心反而会招来政的镇压”，大乘派却不顾镇压面“有着奋不顾身向社会挑战的精神。”池田先生指出，“尽管政治与宗教确实处于不同的层次，但并不是说宗教徒与社会就没有关系。菩提树下成道韵释尊，并未满足于自己个人的觉悟”，所以“除了自己的佛道修行，还广泛教化沉溺于苦恼中的大众”。“决意为大众的幸福而献出自身”，这才符合释尊本来的精神。
    “自我”作为人的那一点精神，那一点心性，不就是这么一种谈论，或者不如说，这么一种默念、这么一种沉默、这么一种聆听，这么一种俯视、这么一种内省，这么一种仰望吗?康德说，头上有星空，胸中有良知；海德格尔说，面临虚无之深渊，人才会想起存在，才会聆听存在；维特根斯坦说，对不可言说者，我们只有沉默。
    “东方”，本是个方位和地域概念，后来加上了文化涵义，但还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随着眼界拓展而拓展的。中周人曾自以为居天下之中，那时候居中才算老大，“东方”人只能称作“东夷”，与“西狄”，“南蛮”之流并列；“东方”文化连文化也算不上，叫做“化外”。从中原来到海边，才有了“东瀛”、“东洋”等语。尽管后来明白了有些“夷人”是来自“西洋”而非“东洋”，国人心目中与“洋”相对的“土”还是稳稳地居中——木金火水土，东西南北中，“土”从来居于五行之中！没有土就没有国，像荷兰那种国家，靠围海造就国土，“什么可敬，煞是可怜！”所以中原又叫“中土”。
    在欧洲，远古不说，就说基督纪元以来，“东方”一语的变化也颇可观。先指罗马帝国的东部行省；后来又指东罗马帝国，在基督教会内，希腊传统教会被称为东方教会，它同罗马教会分裂后的名称本为“正教”，汉译还在前边加个“东”字。这几个“东方”都只包括现在的东南欧和小亚细亚，外加一个埃及，但也是希腊化的埃及！当时的“东方”一语，已有文化涵意，但所谓东方的拜占庭文化，其实有“西方文化”的老祖宗希腊文化的血统。伊斯兰教兴起以后，扩展到上述地区和西亚北非，于是欧洲人说的“东方”，又有了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的意味，不过那只是与神秘未知的“远东”相对的“近东”，在中国人看来还“西”得很！即令属于“远东”的印度，也是比“西域”还西的“西天”。—至于后来，不多说了，只需记住一点：那些“向往东方”的航海家，凡大彻大悟者都知道向西走可达目的，而有大发现者（如哥伦布）、有大通达者（如麦哲伦），都是南辕北辙欲东故西的家伙！当然，还有一个不算小的讽刺值得一提：火车向西跑一星期才能到达的莫斯科，曾经自诩为西方传来的主义“正宗”，所以可以做“东方”（和“南方”）的老大哥，甚至是前苏联歌曲所唱的“世界的希望”！
    不知从何时起，这样一个被“中土”视为边缘的概念，占据了我们视野的中心；这样一个被古人轻蔑的概念，变成了今人的骄傲；这样一个颇有欧洲中心论色彩的主要出自西方的概念，竟成了我们用来界说自己的概念！这同我们的传统被“踏上一万只脚”踩得粉碎之后又被举起来作为旗帜一样不乏讽刺意味。如今，本该是相对的，中性的“东方”概念，几乎成了专指“我们的好东西”的褒义词。“东方主义者”和这种时尚的追随者们该知道，倒是西方语言中的“东方”一词（orient）才含有褒意，他们对这个词韵用法其实是西方式的。当他们把伏尔泰和叔本华之类西方思想家对东方或中国文化的赞美作为“我们最好”的证据时，他们是否想到，伏尔泰对中国的颇多主观臆想的认识，远不如来华经商的普通阿拉伯商人，而叔本华对佛教的赞赏不论如何由衷，他的生命意志学说却同佛教的“法我皆空”主旨相去甚远?
    面对现代世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实，面对信息时代文化交流走向融合的趋势，我们当中不少人还在一心一意大谈华夷之辨——中西之别、东西之分等等。这些既非世界学术主题，亦非民众关切要务的概念之争，难道就是我们的学术事业?对那种谈论文化时只看往昔的书本，不看今天的生活的思路，我也常常感到惊讶。举例来说，从欧美人对虐待动物者提出起诉的日常行为中，即使能考据出其在老庄哲学中的依据，对曾经大铲草皮如今还迷信熊胆的民众来说有何意义?对一些“学贯中西”却大谈“东西歧异”的现象，我更是只能慨叹：姑不论中西典籍中深蕴的人类精神本为一体，真“学”则必“贯”，只看看《三字经》第7～12字是如何“微言大义”就行了——性相近，习相远，可改的是习俗，难移的是本性。说到底，地
    域文化只是人类精神的不同象征体系（符号体系）而已，其关系正是佛学所谓“月映万川”，道学所谓“理一分殊”。对文化歧异或文化冲突的强调，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已经够多够惨的了，今天应该多谈的是“同”还是“异”，是“和”还是“争”，不是十分清楚吗?
    我这些话倘能登在《东方》上，已足够显示这份杂志的多元或宽容，但我还想说两句可显现编者雅量的话，把创刊号封面上那个圆球视为我们这个“小小寰球”，至少也是一种“视法”，它因为圆而美丽。下边那个椭圆似可视为地球投影图，那条白线可理解为东西方的界线，判然如鸿沟，不可逾越；也可理解为太极图中的曲线，阴阳两者唇齿相依，相反相成。若意在后者，则为高明，若意在前者，则为不智。就人类而言，和不仅贵，而且善，而且美！一个扁平而无质感且裂为两半的影子显然不能真实地反映那美丽的地球。而人所画的地图，分界线也已经太多了！
    宇宙间本无东西之别。所谓东方，不过是人为地球的自转方向所取的名称。因为地球的自转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的，所以东即是西，西亦为东。若论方位，美国在西乎?在东乎?若论政经，日本为东乎?为西乎?
    还是恢复古老的说法罢：东方，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而太阳给人以光和热，是一视同仁，不分彼此的。
    这就要谈到处理人际矛盾的一种方式，即暴力的问题。在制止暴力方面，使用暴力常常有效，这会使人误以为有些暴力是值得赞扬的。但是实际上，对暴力的臧否针对的是使用暴力的目的，而不是暴力本身。例如，人们赞成处死杀人犯和击毙侵略者，实际上是认为这种行动有助于维护公正秩序和保障基本人权，而不是在赞成杀人，恰恰相反，这种“赞成”实质上是在谴责杀人和侵略等暴力行为。（与之相关，反对死刑者绝不赞成杀人犯的暴力行为，而只是认为死刑无助于制止这种暴力行为。）从心理和教育方面来看，对暴力行为的耳闻目睹之增加，会导致对暴力行为的敏感反感之减少，甚至会产生某些示范作用（从战争片流行时代的儿童模仿机关枪声和“敌人”应声倒地的热烈情绪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这正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有识之士都反对影视中暴力镜头增加的原因。我们难道可以说，今日波黑战争和昔日“文化革命”中一些年轻人杀人不眨眼的行为，同他们从小受到“杀敌即英雄”的宣传教育毫无关系吗?对这种宣传教育的一大讽刺是：这些“英雄”转眼就被视为违反国内法或国际法的罪犯，而且随着“敌人”的末日来临的，并不是祖国的自由解放，而是祖国的混乱和人民的灾难！这是因为，有一种自我牺牲，实际上会把自己和别人，把绿色的草和“美丽的花”全部糟蹋和毁掉。这是因为，杀人者杀的不论是加了什么定语的人，都不能违法（划为“敌”者不等于都犯了死罪，战争中杀人也不能违反国际法），都必须负责（否则“文化革命”后就不必清查打砸抢和有血债者）。这是因为，不论是波斯尼亚人还是塞尔维亚人的祖国最需要的，是摆脱暴力的“自由”，是摆脱战争的“解放”，而这种自由和解放，都只能通过同敌人谈判来获得。从柬埔寨到南非，从巴勒斯坦到安哥拉，现代世界日益证明，美好生活的条件，不是靠消灭敌人，
    是靠与敌谈判来取得的。
    这又要谈到处理人际矛盾的另一种方式，即对话的问题。显然，要解决个人之间、集团之间、民族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理性的对话，耐心的对话。这里需要的首先是善意，是“我活，也让你活”的态度。因为，正如恶意和“你死我活”的态度会引起对方的惊恐，慌乱和非理性行动，善意和“友好共存”的态度，最终会唤起自己和他人的理性，会带来解决复杂问题的耐心，会激发作出重大让步的勇气，会使人更上一层楼，禀有超越自我而兼顾“你我他”的远见卓识。生活一再证明，自己的生命、权利和自由，不能以他人的生命、权利和自由为代价；“你死我活”的态度导致的最终是你死我死大家死，即使看起来“你死”了“我活”了，那也
    是杀人着的活、非人性的活，无异于死的活。因为活的“人”之不同于死的物者，在于具有人性；而人性的要素之一，是人不只作为“我”而活，而须同时作为“我们”而活。对人来说，可怕的不是成为并立的“敌人”之二，而是成’为自绝于人类的“非人”之一。
    人类生存的最高境界是“爱”，最低条件是“和”。由于“和”也指对规则之共守，所以“和”甚至是“争”（竞争）的条件。也可以说，和平是爱在社会关系中的起码表现，是爱对人际关系的最低要求。和平常常需要强力作用支持，这体现出了爱的另一面，那一面不是争，更不是恨，而是正义。所以，以争战或仇恨为目标的暴力，古往今来都受到谴责。
    ……

序
书
“我与你”和“我与它”——读布伯《我与你》
西方文化的源泉——读艾峰特《基督教与文化》
悲剧、诗与宗教信仰
“这个世界最需要爱”！——《拯救与逍遥》读后
人生十大层面——《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读后
“人正论”与“神正论”——记人类思想史之一页
科学的维他命与荷尔蒙！？
从地涌出——读池田大作《我的佛教观》
“爱这一个错”——读蒂里希《存在的勇气》
一场寓言论战
生，还是死?人，还是非人?
从?“我”走向“我们”——读何怀宏《良心论》

雨
耕耘与收获
“透明度”与“知情权”
谈书三忆
从绝对命令到社会生态
我们的精神家园何在?
德育之正误
“难得糊涂”乎?“难得清醒”乎?
笔谈“东方”
敌人，暴力·对话
漫谈“现在”
有心无题（五则）
“工商”不离“人行道”
《走出囚徒困境》序
“道德滑坡”与改革开放
“世纪末”散论
“国家”抑“邦国”?“大统一”抑“大一统”?
心忧，何求? ——《何光沪自选集》代序
忠实，有益?——《何光沪户选集》代跋

风
读傅伟勋谈中西宗教哲学
自恋、气功、迷信、宗教及其他
“生死苦乐”三问
梦与现实——访日．韩归案谈宗教·改革
一个亟待解决的老问题
尼采变成女人之后
妇女与宗教
蜻蜓点水
“东方”与“西方”?“文化”与“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