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文学，在今天看来，小说为最；但在当时，士人所重者，仍在文章。因此，从历史上看，明清之文，不仅作者甚多，数量甚富，而且流派层出，为前代所未有。当然，一般说来，明清之文，成就之高，不及先秦、汉魏、唐宋几个时代，但也自有特点，不可一概而论。以明代而言，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便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文章。例如开国之初，大乱始平，人心思治，几个易代之际的人物，如宋濂、刘基等，都有歌颂新朝的文章。其中宋濂所作，是最有代表性的。杨维桢为《宋学士文集》作序所称道的“馆阁之文”，多属这类作品。其中的《阅江楼记》，就是善歌善颂的文字。这样的文章在当时是最合时宜的。虽写阅江一楼，却反映了国家初建，百废俱兴，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虽属颂圣，却非凭空虚构。李慈铭说：“金华文气，从容而博大，故有明推为一代之冠。”可能即指这样的文章。当然，李慈铭又说：“然颇乏精彩，故罕警策可传诵者。”这话说得不错。自古以来，歌颂之文，精彩者本来不多，可传诵者为数亦少。宋濂此文，比较起来，尚属可读之作。此文之外，还有《秦十录》、《送东阳马生序》等，也都为世所称。与宋濂并称的刘基，精彩之作，是写于元末的《郁离子》讽刺时弊，很有特色。但入明以后，所撰歌颂之文，亦乏精彩。如《甘露颂》之类，无足称者。在宋濂、刘基之后，政治形势开始变化，大狱屡兴，人不自保。法禁日严，言路曰窄，连颂圣之文也难写作。在这样的政治形势之下，便产生了台阁之文。作者有杨荣、杨溥、杨士奇等。这类文章，不仅颂圣，而且粉饰太平。黄茅白苇，更不足称。在这以后，一些文人学者对于现实，日渐不满，对于台阁之文，亦多不满，于是产生了李梦阳、何景明等“七子”的复古之文。“七子”在文学上主张复古，政治上反对宦官专政。复古虽流于形式，原因却在不满现实。况且，正当八股文盛行之际，提倡“文必秦汉”，使一些学子知道“《四书》之外，尚有古书，八股之外，尚有古文”。这在当时，亦未可厚非。以何景明为例，他虽有拟古之作如《敌中篇》，步趋韩非《说难》，固不足取，但他另有一些文章如《上杨邃庵书》、《上许冢宰书》等，却既有气势，又有感情；既有辞采，又有胆识。继“七子”之后，又有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他们主张“文必西汉”，也是提倡复古。他们的文学主张和政治倾向，也和前“七子”一样。在后“七子”中，王世贞的著作甚富，所撰《弁州山人四部稿》为一代巨著。《四库提要》说：“考自古文集之富，未有过于世贞者。其摹秦仿汉，与七子门径相同；而博综典籍，谙习掌故，则后七子不及，前七子亦不及，无论广续诸子也。”在后“七子”之文中，王世贞的《题海天落照图后》、宗臣的《报刘一丈书》，都是有代表性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