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群体的力量
北京对于我，小时候，只是土墙上的一张画片，里面有一座蝴蝶状的桥
，跑着一群群的小卧车，姥姥常常指着那画说：“看看北京城，多好啊！你
好好读书，长大了有本事也到北京去看看。”而我觉得那只是画片，好看，
但与我眼下的乡村生活，没有任何关系。
多年后，我却真的来到了北京城，读书，打工，生活……我亲眼看到了
画片上的蝴蝶样儿的桥，一群群的小卧车，它们离我如此真切地近，却又依
然没有任何关系地远……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那些穿梭在这个都市里的乡
下人，我终于明白，这座城市，这座城市的每一座桥，每一辆车，每一天的
日子，每一分的钱，它的历史、现在和未来，都和中国的乡村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然而，我们往往只看到了繁荣的结果，忽略了结果背后的成因。
这本书，如同当年的画片，表面上来看，是由李真和李涛一个个文字、
一幅幅图片亲手码起来的，而实际上，这只是出版的结果，而在结果的背后
，是一个群体的智慧和力量，是我们自己的劳动创造了历史，是我们自己的
生活让这本书的每一个文字可以充满力量，每一幅图片能够记录感动。
作者，只不过通过其掌握的文字与摄影的技术，予以记录罢了。
如果从写书的角度来衡量，本书的大部分内容早在2004年初就已完工了
，这之后，我们将其束之高阁，总感觉还有太多的东西，为书所不能承载，
那就是没有因为文字而停滞的生活……
孙文娟，书中那个身患尿毒症的打工妹，2003年8月，单位和其终止劳
动关系后，她被迫出院，之后，在“协作者”与香港《南华早报》的多方呼
吁下，为她筹集到了进行第三次手术的费用，她一边等待换肾，一边开始通
过法律途径向单位索要没有给付的社会保障费用。2005年到来之际，她又被
查出因血液透析感染了乙肝病毒……这年“协作者”元旦晚会上，这个命运
多舛的姑娘，眼含泪水祝福所有的打工者：“我们要坚强地活着。”
孙进勇，2004年国庆节，由于老板没有为其配备保险绳，他在从事高层
保洁作业过程中，不慎从25楼坠地，昏迷二十多天后，居然奇迹般地苏醒。
而老板却拖欠医疗费不见踪影，正当“协作者”协助他开始法律索赔时，他
的母亲又因癌症不幸去世，2005年元旦，孙进勇在哥哥的搀扶下，回山东老
家“再看娘一眼”。
易本耀，那个气愤得满脸通红的办学者，在2004年迎来了“迟到的春天
”，他的一所分校终于合法注册，而其他的五所分校，以及本书中提到的其
他打工子弟学校，依然处于“合理不合法”的尴尬状态。
张雪英，一个从未在本书中出现的女人，一个收养了两个孤儿的打工子
弟学校创办者，“非典”赈灾的时候，“协作者”只有两间狭小的民居兼做
宿舍办公室，是她将学校的库房腾出来替我们存放抗“非典”物资，也是在
她的帮助下，孙文娟的弟弟免费入读初中。她的学校一直没有注册，而她本
人荣获了2004年度“首都创业青年优秀奖”。
那些拾荒人家，那些养猪人家，依然在四处奔波……
这个世间，可写而不可不写的东西太多了，多少沉默者在历史长河中如
过隙白驹，如果我们掌握了文字，而不去记录，实在是愧对那些可以记录却
无法握笔的人。
这本书的工作得益于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全体参与“非典”救援
行动的工作者及志愿者，他们是崔宇、卢群玲、程建伟、王海英、申丙电、
崔永华、赵丽萍、王成、王向芬、阿叶、田文娟、司英民夫妇、邵刚、杨皓
、李莉、刘辉、达林太……感谢我们共同走过的那段生死与共的艰难岁月。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以及历任的灾害管理项目官
员、劳工项目官员对我们的成长予以的信任和激励，从1998年“l·10”张
北地震那天起，到六年后“协作者”在春天里萌芽。感谢我们建基于共同目
标而走过的那段难忘岁月。
本书的调查工作还得益于给予我们“非典”救援活动大力支持的单位及
个人，他们分别是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疾病防控中心、中国人民解放军30
9医院、丰台区妇联景素菊部长、大红门街道办事处、北京市建委《建设市
场报》、张北县政府、尚义县政府……以及众多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者李素
梅、李网、冯全福、牛万仁、马建军、张书杰……
在这里，请允许我特别感谢四个人。
首先是林明贵医生，之所以称他为医生，是因为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09医
院副主任医师。我认识他是在李真病危的时候，这之后的六年时间里，他先
后帮助我们家三个亲人度过了生命危机，而在我因公出差的时候，我的母亲
几次病情恶化，都是由他化险为夷。后来我发起成立了“协作者”，他又义
务担任了“协作者”的医学顾问，“非典”的时候．是他从小汤山“非典”
定点医院半夜打来电话，为我们几个第二天准备奔赴抗“非典”前线的同事
召开电话会议，仔细地叮嘱我们自我预防的知识。于公于私，我都没有理由
不感谢林医生。
第二个是王平同志，之所以称其为同志，因为他是中共河北省尚义县县
委常委、农工部部长。我在1998年初前往坝上参加抗震救灾时认识了他，六
年了，我目睹了他从当年的乡长到乡党委书记到农工部部长的整个历程，他
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敢于讲掏心窝子话的基层干部朋友，他让我真正了解了
中国基层乡村的治理，并且对我们的采访调查提供了大量帮助。还记得1998
年那个零下30多度的冬夜，我们在颠簸的破吉普车里发出的感慨：“凡事就
怕具体，一具体了，干部就要受罪，老百姓就会受益。”我记得，王平同志
同样记得！
第三个要感谢的是马洁云记者，之所以称其为记者，因为她是香港“狗
仔队”的职业“狗仔”，我认识她也有几年的时间了，这是一个因为职业而
怀疑一切，多少还葆有一些良心的人，通过她的报道，孙文娟得到了部分维
持生命的捐助。当我们开始本书调查的时候，只有一台老掉牙的机械相机，
而且摔坏了镜头，不能对焦。她将自己刚买来几天的一台Minolta数码傻瓜
相机借给了我们，就是这台像素并不高的“傻瓜”，记录下了您现在看到的
大部分的图片。当我们终于有了一台Nikon5700的时候，本书中的很多场景
已经成为昨日往事。
我还要感谢我的姥姥，一位84岁的乡村妇女。多少年来，我一直有个梦
想，那就是接姥姥来北京，看看天安门。谁知，百事缠身，实现的时候，却
已是2002年冬天，姥姥病危，我将她从乡下接到了北京治疗，度过危机出院
后，正是“非典”肆虐，这之后，我们又投入到赈灾工作中，有家难回。当
“非典”过去后，姥姥想家，要回乡下。那天，我找了辆车，拉着虚弱的老
人家围着天安门广场转了三圈，那一刻，我发现，姥姥并没有仔细瞧天安门
——她的眼，自始至终没有离开我的脸啊……
最后，谨允许我们再次感谢每一位接受我们的调查，与我们并肩前行过
这段岁月的农民工兄弟姐妹，当你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
经离开了他们在城市的租住地，而他们的笑容连同他们的故事，却留存在本
书的记录中，每每想到这一点，我们总有无法言语的惆怅……
李 涛
北京市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首席统筹
2005年阳春于北京城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