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坛高层动态》围绕着这些传奇人物，以及那些历史重大事件展开讲述，通过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对于国家高层人物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书中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历史铁幕开合，高层人物沉浮。本册为中国当代历史纪实系列其中一册《政坛高层动态》。

　　毛泽东三失兵权
　　1923年6月，广州。正是骄阳似火时。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政治报告。他说自己在一年来的工作中犯了不少错误，各地的同志工作也没有做好。他的语气很沉重。后来他说：“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陈独秀表扬了湖南，毛泽东是湖南区委书记，实际上是表扬了毛泽东。
　　毛泽东和陈独秀相识于1919年，那时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已名扬四海，毛泽东仅是一个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他们第一次相见，虽然地位悬殊，彼此却留下了深刻印象。陈独秀很赏识毛泽东的聪敏才干，毛泽东对陈独秀也非常敬仰，称陈是思想界的明星。此后两人经常有书信来往。在陈独秀的指导下，毛泽东在湖南组建了共产党。1923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几乎全遭敌人镇压，惟湖南未受损失，蓬勃如前。因而陈独秀对毛泽东更另眼相看。由于陈独秀的青睐，也由于毛泽东的工作很有成绩，他在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局委员。陈独秀是党的总书记，毛泽东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秘书，在党内的实际地位几乎仅次于陈独秀，进入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核心。
　　1927年，国共合作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老师”陈独秀感到力不从心，变得软弱无力，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学生”毛泽东却顶风而上，站在斗争的前线，迎着蒋介石的挑战，第一个站出来热烈赞颂湖南的农民革命，写出了语言铿锵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说，湖南的农民革命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全中国都应该像湖南一样，发动农民起来，摧毁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陈独秀对毛泽东的言行大加反对，认为毛泽东年轻气盛，过于偏激，担心这样做会使本来就很敏感的国共关系更加复杂化，提出湖南农民运动的后果要由毛泽东负责。毛泽东也就是从这时起与陈独秀产生了裂痕，并在后来的岁月中越走相距越远。
　　1927年4月下旬至5月初，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毛泽东未能进入中国共产党的决策圈，仅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1927年夏，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中国共产党人人头落地，血流成河。党的领袖们痛苦地反思着。在这时有些同志开始认识到毛泽东在农民问题上的远见。
　　蔡和森说，毛泽东一向反对中央的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所痛恨，又为一切农民所欢迎。
　　李立三说，革命失败前，毛泽东就有这样的意见，国民党已经“死”了，但当时很少有人去注意这个意见。
　　瞿秋白说，党内惟一有独立思想的就是毛泽东。他们共同地感到，大革命中的毛泽东表现了很强的预见性，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革命的要点，代表了革命的方向。因而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由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又一举成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志们还请他留在中央工作。毛泽东则要求，今后党的上级机关应该尽心听一听下级的报告，并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军事问题。
　　的确，当时的毛泽东有自己的想法。大革命期间他虽然力倡全党要重视农民问题，但却忽视了枪杆子的作用，这使他痛心疾首。湖南那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在他看来任何人也阻挡不住，扼杀不了。结果事情却完全相反，许克祥仅用一个团的兵力，一个夜晚的工夫，就把共产党全部打入地下。大好的革命形势荡然无存，这不能不引起忧虑和深思。毛泽东因此重新考虑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得出一个新的结论，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要夺取政权，没有武装力量的拥卫，那是自欺欺人。他感到掌握枪杆子非常重要，心里萌发着拉起一支革命武装反抗蒋介石的决心。他不愿留在中央，要求到基层去组织、领导农民真刀真枪地和敌人干，用枪杆子打出个天下来。所以在会上，他力争去湖南，去组织农民暴动。同志们为他的真情所动，批准了他的请求。
　　告别了娇妻幼子，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继南昌暴动之后，在湖南发动了秋收起义。起义的队伍除从国民党方面起义过来的一个警卫团之外，其余全部由地方农民武装组成。他们缺少训练，毫无作战经验，但他们攻打的目标却是敌人的中心城市长沙，所面对的敌人数倍于己，所以起义一开始时就注定了失败的命运。结果六千人的起义队伍尚离长沙很远，就被敌人打散。
　　打散的队伍很是难带。队伍向何处去？领导层中意见纷纷。毛泽东主张，敌人力量强大，不能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坚持部队作战略退却，退到湘粤赣边境上去坚持农村斗争。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则坚决主张回攻长沙。一路上争争吵吵定不下来。那时人们对毛泽东尚缺乏信心，因为他从未带过兵。卢德铭是警卫团团长，他在起义队伍中很有地位，他表示支持毛泽东，毛泽东因此才千辛万苦地把队伍带上了井冈山。
　　毛泽东把队伍带上井冈山以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炸了窝。当时中央的方针是发动群众，组织秋收起义，在湖南实行土地革命。因而派给毛泽东的任务是攻打长沙。长沙未克，毛泽东应该重整旗鼓，发动群众再攻才是。谁知毛泽东却把队伍撤向深山。所以在他们看来，那是畏敌逃跑，是右倾，是单纯军事投机的表现。于是有人指责毛泽东一向骄傲自大，喜欢自作主张。为了表明中央的政策不能动摇，1927年11月，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被撤销，从中央政治局开除出来。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再次下沉。毛泽东在井冈山，以为连党籍也被开除了，自叹加自嘲地说自己是“党外人士”。
　　队伍上了井冈山，开头的日子很是艰难。一切都是重新开始，包括毛泽东本人也不懂战争的规律，更无经验可谈，需要在战争中慢慢摸索、体验与总结。红军应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确定？红军和地方应建立怎样的关系，党和军队应建立怎样的关系……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无一定的原则。
　　探索中，红军的领导者之间常常产生一些不同的意见。1929年春，有一个叫刘安恭的受中央派遣来红四军工作。刘安恭是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到苏联留学，学了些马列主义本本，看到些苏联红军的做法和条条。他来四军后，不下工夫了解红军发展的历史和斗争情况，却对四军一些原则问题，轻率地大发议论，指手画脚，主张套用苏联的经验。刘安恭的主张，自然遭到了毛泽东的严词拒绝。刘安恭则认为，毛泽东只强调了一切都要从四军的局部利益出发，而不按中央的决议和国际的指示办事。本来，四军党内就有同志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和做法不大理解，刘安恭的到来，很多人立刻被他的理论弄糊涂了。于是四军党内发生了争论。
　　很多天了，毛泽东辗转反侧，彻夜失眠，为解决争论，纠正各种错误思想而焦急思虑。他激动地对人说，你们为什么只相信“远方”的话，而不相信自己面前同志的话？然而这些是非曲直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以分清。因此，在红四军召开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改选前委，结果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本来前委书记由中央指定，地方代表大会无权改选，但毛泽东还是落选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失去了军权，他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前委，同贺子珍等一起到上杭县的蛟洋做地方工作。由龙岩出发，马也被扣留了。事隔60年之后，当时和毛泽东一起到蛟洋的江华回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点灰溜溜的样子”。毛泽东因为心情不畅，离开前委不久，就病倒了。
　　过了一段时间，红军打了败仗。陈毅到中央汇报工作，这时的中央是周恩来主持工作，他表示支持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和建党建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7月离开前委，12月陈毅就根据中央的指示把毛泽东请回部队，继续主持前委工作。
　　在蛟洋期间，毛泽东对部队和党的建设进行了更深入更仔细的思考。他一回到部队，就把他的意见系统地起草归纳成文，拿到古田会议上，由大会讨论通过，这就是著名的《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案共分八章，写得很细，极端具体，上至部队首脑应该遵循的原则，带兵的方法，下至伙夫的职责，都有详细的规定。从此以后，同志们的思想通了，心里也比较信服毛泽东了。
　　这一段时间毛泽东深受本本即教条主义之苦，感慨万千，因此他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从理论上说明和总结客观实际和本本的关系。他告诫人们，一切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只从本本出发，只从本本出发，必将置革命于败境无疑。
　　自此，毛泽东、朱德团结一致，领导红军转战于江西、湖南、福建交界地区，尽管有立三“右”倾错误的干扰，红军仍不断发展壮大。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第五军发展成一个方面军，人数达到3万多。蒋介石为除心腹之患，先后派10万、20万、30万兵力“围剿”这支红军。每次蒋介石都扬言很快能将这支红军“剿灭”，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
　　然而事情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1931年夏，红军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在红军的领导层中就红军的发展方向又产生了意见分歧。从上海来的中央代表团——这些曾到苏联朝过圣的年轻人，提出了和毛泽东的见解根本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证明红军已十分强大，因此就应积极贯彻中央的进攻精神。在他们看来，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很快就要到来，红军没必要休整补充，要一直进攻，要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毛泽东坚决反对，在他看来，这显然行不通。他认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说，蒋介石正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着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进行第四次“围剿”；从红军方面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县城或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苏区。而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固守，我们这个多有步枪鞭炮，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决无战胜攻取之可能。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中央代表团认为毛泽东右倾保守，有碍红军的发展壮大，有碍贯彻中央的进攻路线。
　　毛泽东心情沉重，认为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他们不顾客观情况，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天下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毛泽东失去了耐性，湖南人的辣椒脾气又上来了。
　　中央代表团提出第一个要打的大城市，就是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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