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伟：资深商业评论人，资深新闻工作者，东北大学机械学院工学学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硕士，《21世纪经济报道》战略与管理版负责人。曾著有畅销经济管理书籍《长大》，并且在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出版英文、韩文和中文繁体版，同时著有地产业专业高端管理书籍《营运力》。

　　《灰商》一书构思奇特，背景宏大，内容亦波澜壮阔。该书细致讲述了一个商贾家族的三代和六十年的发迹与传承，是一部深刻地挖掘与反思生意场漫长演进的长篇巨著。同时，这部作品深刻地探寻了生意场的某些深层次的本性和价值观，以及商贾阶层的本性和价值观。作为一部著作，它也侧面地映射了复杂和深邃的商贾文明和生意文明。在一个虚构的生意年代，诸多的阶层因为生意而紧密地关联起来，诸多的阶层又因为生意而酿造出人间喜剧、人间悲剧、人间闹剧、人间丑剧。该部小说纵跨六十年时空，描绘了一个商贾家族的三代传承，故事以祖辈的一场生意争夺开始，并且在家族内部和外部埋伏下了深刻的恩怨，然后又以孙辈的一场生意争夺结束。在漫长宏大的故事背景，以及所有的生意争夺背后，潜伏的却是数十年的一个阴谋和骗局，从而深刻反思生意场上不同角色的人性演变轨迹，并且映射出他们各色各样的生意价值观。

　　《灰商》：一部中国商贾阶层反思巨著
　　《灰商》：一部中国商贾阶层反思巨著　　
　　《灰商》一书具备了四个方面的价值：
　　一是“历史之镜”，即中国商贾阶层推动下的经济进程。 其创作根基是建立在60年的宏大历史之中，是商贾历史的局部也是经济历史的框架，即自1943年的民国时期一直到2003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其中对经济进程有重要转折的历史印记往往都是作品隐约的背景，在这个背景下传递的却是对“灰色”的反思。
　　二是“阶层原罪”，即对所谓数十年“灰商”现象的挖掘与反省。虽然大多数的民营公司完成了原始积累，然而一批又一批的商贾富豪却同样因为原罪问题纷纷落马，伴随落马的还包括一大批的腐败官员。在长长的名单中，许多都是那些显为人知的人物：牟其中、杨斌、仰融、周正毅、张海、黄宏生、郑俊怀、唐万年、赖昌星、张恩照、陈久霖、王雪冰、朱小华、王怀忠、成克杰、慕绥新……数量众多的中国民间富豪走过《灰商》的道路，并且由此逐渐在《灰商》的道路上覆灭掉，也由此牵涉到同样数量众多的腐败官员被覆灭掉。事实上，对商贾原罪问题的正视以及由此出台的一系列动作，恰恰体现了政府的态度和力度，以及今天与未来创建透明商业社会的期待。
　　三是商贾文明，即书中处处体现出的中国生意场及生意文明的道、法、术、理。在奇特构思的故事之中处处体现出了生意场上为商、为事、为人、为世之道，而且不乏中国生意文明的特殊智慧。书中处处闪现了绝妙的警言妙语，对从商之人皆为有益的借鉴，例如：商道必随政道，政道必随世道；平衡是一切生意的基础；宁可输事，不可输心；巨大的生意能够改变一切；伟大的投机首先是天意，其次是人意；如果注定要做商人，就随时准备接受被贪婪打败的命运；创业靠胆，守业靠脑，传业靠心，故心有多大，生意有多大；赚钱需有术，花钱需有道；生意场上没有个人问题，都是大家的问题；生意就是冒险和谨慎之间的战争；生意多是资源变现，暴利源于巨大变革；有欲则商，有变则商；“给面”与“识趣”是生意关系的基本原则等等。因此，诸多工商界人士认为《灰商》既是一部小说，也是一部商务指导手册，还是一部特色的、实用的《商贾兵法》。
　　四是“新闻体文学”，即一例融合新闻体与文学体的长篇作品。整个作品中有一条独特的主线，即新闻事件主线，即在数十年的历史中，对中国生意场有价值和有影响的重要新闻事件，大多若隐若现地穿插在作品之中，而又巧妙地组合在一起，丝毫不显生硬。　　

　　《灰商》里的两性交集
　　女人只有开在自己静谧的荷花池里，才能在男人的梦中摇曳。　　
　　那些男人和两个半女人
　　——《灰商》里的两性交集　　
　　这是一本男人写给男人看的书，也是一本非常男人的书。我不懂生意，只说些与男人、女人有关的话题；我也不太了解男人的世界，幸亏书里还有男人与女人的交集。
　　书里的男人都是生意场上的英雄——跑马圈地、驰骋纵横、声色犬马，他们有智慧，更有阴谋和圈套。但因得了“灰”字，却落得了同样“灰败”的下场——入狱、被杀、暴死……，似乎只有孔天引还算寿终正寝，但是不是因了他还有一个白荷花的梦？
　　那两个半女人有意无意地走进了这个男人的世界——因血缘、因爱情、因欲望和名利，与那些男人有了交集。两个半女人：林禾和孔涵依，她们是真、善、美和爱在男人世界的化身；邱亿亭、那三个男人的妻子以及风月场中形形色色的女人，她们，只能算半个女人。前者更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或说女性的世界里，她们是被动的或者是坚持的：林禾深爱着孔天引却最终无奈，最后与孔则同保持着尴尬的关系，在爱情上她是被动的；孔涵依热爱艺术，也爱那个死于艺术与金钱两难选择的神经质大学同学，在人生观上她是坚持的（至少到书结束时）。而后者是那么主动地走进了男人的世界：邱亿亭，为了名利、为了欲望的放纵，把媒体做了捞钱工具；那三个男人的妻子，或者是因为欲望、或者只是男人的佣人；还有不时出现在生意场、风月场中女人，丰满的胸脯、浑圆的屁股和惹火的身材就是她们的名字，她们和书中送礼用的那幅假画一样——同样是生意人流通金钱、联络感情的绝好工具。
　　林禾只是男人一个遥不可及的梦。孔天引只有一辈子把她掩埋在心的深处，她无法也不会融入他的现实和他生意，孔则同虽然得到了她的身体，但她依然是梦，是一朵娴静优雅的白荷花。作为高雅符号的白荷花，不论是古人笔下“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的荷花，还是莫奈为之着迷的有变幻莫测的光影的荷花，她们都有摇曳生姿的外表和雅致动人的心境。楚楚动人的林忆莲叹息着：“男人久不见莲花，开始觉得牡丹美”，但生意场上的男人，即使见了莲花，也还是觉得牡丹美，或者他们已经没有了评判的时间、能力和权利。孔天引匆匆结婚把林禾当作他心中永远盛开的白莲，这是他的聪明，这结局太完美了。而孔则同费劲心思得到林禾，但里面又搀杂了太多不甘心或说与孔天引较劲的成分。林禾没有卷入生意场中，没有嫁给他最爱的男人，也是她的幸运。纯净的爱情太脆弱了，孔天引的生意场稍不留神就会把这个唯美的女人吸进去，像后来的孔涵依一样。女人只有开在自己静谧的荷花池里，才能在男人的梦中摇曳。
　　孔涵依，从一个可爱的孩子变成了一个个性的少女，最终会因为一场婚姻卷入她生平憎恨的生意场。她想把象征友谊的“四色贝”送给父亲的朋友，但这个朋友却给他的父亲设了一个大圈套；她想让他的艺术家男友专心艺术，但最终他却被名利所困；她相信爱情太美，爱情却对她太不完美；她爱艺术厌弃生意，但她的婚姻本身就是一个大生意；孔天引尽力为他制造一个纯净的真空，但生意的力量太大，一不留神就要被抛进生意场——她的家族生意和他丈夫的生意。真善美很脆弱，它们陨落的碎末令人伤感却又无可奈何。正应了那句老话， “恶是生意场的通行证，美是唯美者的墓志铭”，最不忍心的结局往往是最合理的结局，上帝在和人类开玩笑呢。
　　说邱忆亭、那三个男人的妻子以及风月场中形形色色的女人加一堆是半个女人，其实她们还不到半个呢，她们只能是半个弱。因为她们只是生意场上的女人。那半个女人也许会是别的男人的梦和荷花，但在这个生意场中，她们不是。他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或者说生活让他们不得不这样——她们这么主动地走向了男人的世界，并且还是为了欲望和名利！更致命的一点：欲望和名利也是生意场上的男人的需要，他们哪个不是为了这个拼命呢？所以，她们和他们去争夺，最终，等待她们的还能有什么？邱忆亭，贪婪、纵欲，但不比他们更贪婪；她也参加了利益的分配，但只不过是拿了他们的小头，然而，她就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只有出车祸死去，谁让她进了男人的世界呢，谁让她和他们争呢。崔嘉伟的小护士妻子为了青春不可遏止的欲望出嫁了，这欲望比起生意场的欲海来，太渺小了，在她的利用价值被榨干后，等待她的只有是被抛弃。其他呢，孔天引的妻子扮演了一个贤妻良母，也就是佣人的角色，她始终活在一个叫林禾的荷花的阴影里，竟然一直都没有露面。而那些丰满的胸脯、浑圆的屁股和惹火的身材，不说也罢，因为他们和其他礼品一样，有什么可说的呢？

　　灰商：一个阶层的属性
　　“恶实用，美不实用”这句话，出自上世纪资本主义最敬仰的经济学大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之口，这是对资本主义在原始积累期间更贴切的一个反思，并且较之卡尔?马克斯所谓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与肮脏的东西”这个概括更为务实一些，事实上比凯恩斯更早提出“恶是资本发展与发源的源动力”的哲人有许多，这包括康德。
　　由此，我们反思甚至可以理解一下中国在过去30年的原始积累历程，以及在这个历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工商阶层，既包括国有资本的代表，也包括民间资本的代表，我无法用完全统一的标准概括他们，但是这其间有大概率的一致性。我用五个字粗略地概括他们共同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当然这个矛盾不是永久存在的，而是特定时期的特定问题。
　　这五个字是——赌、藏、骗、庸、难。
　　中国原始积累的商贾大多都有“靠胆量”的成分，可以定义为“投机家”也可以定义为“赌手”，这是因为中国的国有经济改革和民营经济开放是渐进式的，并且伴随着政策影响下的极大不确定性，在变数和不确定性的幕后企图完成资本积累的商贾，必须要冒险和赌博，而不是循规蹈矩地操作，因为之前没有经验、路径可循。成功的投机家和赌手就能顺利地软着陆，其它的则就结局大异，包括入狱、送命、破产、自杀、逃亡……等等。
　　第二个特征便是“藏”，这既受到赌的影响，也受到中国商业文化的特定约束。“不透明”是商业原始积累的必然性，因此就需要藏匿一些涉及到原罪的东西，这种藏匿包括很多层面，比如黑金交易和贿赂，多是与监管的政策或法律法规打“擦边球”的事情，还有的藏匿是为了生意的需要，不必要让公众知道太多的真相。另外一个要素就是中国商贾的文化是“保守”型的，而不是开放型的，因此“藏而不露”是中国商业阶层的重要文化。
　　其次一个重要的要素便是“骗”，这并非起源于“无奸不商”的传统文化，而是在不规范市场中的必然产物，信用制度的不健全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商业的根本问题之一。因此，在信用体制缺乏的环境下，“骗”不仅意味着进攻，还意味着防范，当然也造成了商业成本的居高不下，比如商业契约的信誉低下，导致了交易成本的高昂，这是违背经济学道理的。不便举例证，也不必举例证，就足以说明中国的商业界“骗字”无处不在，并且成为常识和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