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感觉就像是在麦田里，你不是农民去收麦子，你想这次我不抬头只管一镰一镰地割下去，当我数到二百下的时候总该到头了吧？二百下过去了，你可能觉得漫长极了，长得就像你整个的人生一样没完没了，现在总算过了二百下了，你抬起头来一看那麦田仍是渺无尽头，也许你会想到这国家真是他妈的大，大得你连一块歇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就这么低着头骑在车上，每次抬起头来张望过后都发现前边的路仍是笔直平坦，我有点儿恨这一点儿变化也没有、好像无休无尽地伸向前方的路。上路以后我才发现经过自己精心选择的这一条路并不像想像的那样诗意，公路几乎在我行程的起点直至终点都在扩宽，路两旁的树全部砍光，被住在路边的百姓蜂拥抢去，太阳直勾勾地盯着我，那样子贪婪极了。我浑身脱光，只穿着一条三角短裤，两只细腿逃命似的蹬着脚蹬。有一段公路和铁路平行约有十几公里，一群铁路工人用立着的大扳手把铁轨上用来固定枕木的大螺丝钉拧下来，他们大概在进行什么竞赛，一个工头模样的人一吹哨子，几个人一组的工人们马上忙活起来，那认真劲儿挺逗乐儿，好像他们是在给放满黄金的保险柜钻眼儿一样。
我边骑边开玩笑地向他们喊着：
“快！快！快！”
一个光着膀子的汉子怪幽默地向我挤眼睛，操着一口河北口音大声说：
“快？快啥耶？快光腚哩。”
我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我莫名其妙地从我那破车上横着摔了下来。我扶起车来琢磨着我怎么会摔下来。心里万分诧异，也许我不该大笑？我骑出来在全国各地遛弯儿，就是为了找一块能让我像刚才那样开怀大笑的地方，要是我一笑就摔跟头，那恐怕真是不幸地证实了那个关于笑的、无耻的真理。
我就这么琢磨着，那边也传来一阵疯疯癫癫的笑声，原来是那个光膀子的汉子在幸灾乐祸，他妈的！你在这个世界上真难找到一个不愿意看到别人倒霉的人。他笑得前仰后合，忘了手里的活计，那工头走过来劈头盖脸“日”这“日”那地大骂他一顿，他赶快收起笑容又垂头丧气地忙活起来。这回轮到我笑了，不知哪个家伙曾英明地论断过：笑到最后的才是英雄什么的一类人，我不记得了。我开心地手舞足蹈一路骑开去，原来我也是个看着别人倒霉心里就乐呵的混蛋。
黄昏时分到了Ｓ市，我找了一家饭馆儿，灌了三大碗六毛钱一碗的啤酒，然后跑到邮局去给西庸打长途电话。他睡意蒙眬地“喂”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是我在八百多里地以外给他打电话。他睡觉不分昼夜，高兴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还说自己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弄得就跟他妈的林妹妹似的。这家伙那些天兜里老放着一瓶高效安眠药，要是那些天他被人推到河里淹死了，我估计公安局准会根据这瓶药判定他为“非他杀”。
我想我得和你说说西庸，我总叫他“西二哥”，虽然他并不比我年纪大，但这“二哥”一点儿也不严格地用年龄来加以限定，就跟天津人叫小姑娘也是“大姐”一样，或是有一天你在大街上和别人摆了个棋摊儿，正杀得热火朝天的，有个唐山什么地方来的五大三粗的汉子看得性起，耐不住在背后大喊一声“儿锅，工卒哇！”（ 二哥，拱卒哇！）意思差不多。
西庸一天到晚迷迷怔怔睡意蒙眬，但这人天生有种喜欢别人点拨的长处，也就是学名叫“谦虚”的那种。西庸的谦虚可不同于随处可见的、让你有点儿牙碜的那种，他是万分真诚地认定自己骨子里有着全人类所有的无能、无知和无事忙以及游手好闲，我是唯一能在他睡觉的时候打电话而又不至于被他臭骂一顿的人。一般说他除了睡觉和受人点拨以外就是骂人，当然有时也骂自己。
“我也想去。和你他妈的一块儿去。”
西二哥平静地说。
“行。”
我想西二哥来了以后我这一路上一定会妙趣横生。
“行。”他说。
然后他告我，他和他的自行车同乘一列火车将于明天到达我前方的某地，我们约好在车站广场见面。
打完电话后我就骑车出了城，在明天将要启程上路的公路边找个干净地方准备睡觉。
我知道城市里是不让“暂住”的人睡觉的，一夜被打扰几次的情况可能是最好的， 也许第一次就会把你连同你的破自行车、臭烘烘的睡袋一起扔进收容所，然后再把你作为“盲流”和那些流鼻涕的老太婆、捉虱子的老头儿一起遣返回故乡。多年前我在山东那一带转悠的时候，曾因为没钱回家到收容站去自首过一次“盲流”身份，就那一次对我来说已经太多，那时我就发过誓，今生今世不能再被收容一次了，虽然我深知自己的“盲流”本性难改。
我找了一块干燥地方铺开雨衣，再打开睡袋，在睡袋里脱下全部的、本来也不多的着装，就势用脚把他们蹬在脚下，再把两只鞋脱下来摞在一起当枕头躺了下来。我仰望着繁星点点的夜空，怎么也睡不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婴儿的哭声，听起来万分美妙，我觉得很惬意，我就想像着那小家伙踢蹬着两条红嫩的小胖腿，哭着、闹着、无所顾忌地表达着仇恨、欲望、不满和牢骚。在如此美好的夜空下，有人在自由地表达着纯洁的感情，这一切让我觉得满足，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一向认为躺下来睡觉是莫大的幸福，所以每当我躺下来的时候总会陶醉地傻笑一阵，现在也不例外，虽然我躺在坚硬的水泥路面上。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徐星：1956年3月20日出生于北京，1975年北京市第七十八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赴陕北延安志丹县插队。1977年入伍，先后在兰州军区第二十一军、甘肃天水、平凉和陕西宝鸡服役。1981年复员回京，被分配在和平门烤鸭店，先后做过服务员、清洁工。1983年辞职无业，至今。其间，先后在《华人世界》、鲁迅文学院做编辑，1986年开始在北京师范大学和鲁迅文学院读硕士研究生，1989年毕业。
文学简历
1981年开始写作。
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7 )。
1986年发表中篇小说《城市的故事》(《中国文学》1986.4 )。
1986年发表部分短篇小说《殉道者》、《无为在歧路》等(《人民文学》 1986.12 及其他刊物)。
1986年与山东电视台联合执导电视剧《他们的地平线》，并饰演了片中的角色。该片获当年度的“民族团结奖”。
1988年发表中篇小说《饥饿的老鼠》，短篇小说《帮忙》等(《收获》1986.1 及其他刊物)。
1989年发表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第一部，短篇小说《爱情故事》等(《中外文学》1989.2，《上海文学》 1989.7等)。
1989年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出版(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9年11月，接受联邦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邀请，离开中国暂居德国。
1990年获得国际笔会瑞典分会图霍尔斯基(KULT TUCHOLSKY)文学奖。
1991年接受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邀请, 住在伯尔家中写作。
1992年发表短篇小说《我是怎样发疯的》(《今天》1992. 1)。
1992年发表短篇小说《失去了歌声的城市》(《今天》1992. 3)。
1992年发表剧本《国王和马的故事》(《今天》1992. 4)。
1992年发表剧本《一出戏是怎样完成的……》(《今天》1992. 5)。
1992年小说集《Le crabe àlunettes》法语版出版(1992巴黎Julliard出版社)。同年意大利THEORJA出版社出版意大利文版。1994年从联邦德国返回中国。至1996年继续文学写作，完成部分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在中国大陆尚未出版。部分作品被台湾、香港转载 (《中国大陆现代小说选》辑1、辑2，1986，中国台北，圆神出版社等) ，部分作品被译成日语 (《现代文学》1989， 东京， 苍苍出版社)，部分作品被译成英语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出版社，1996)。
1991—1996年完成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 。
1997年出版英文版小说集《Variations Without a Themeand Other Stories by XuXing》(美国Wild Peony 出版集团)。
2002年独立制片完成制作纪录片《崖畔上画下你眉眼》DV。
2003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法国出版(《Et tout ce qui reste est pour toi》)(Editions de l’Olivier出版社)。
2003年获法国文化部授予的“文化艺术骑士勋章”。
2004年小说集《无主题变奏》在法国出第三版(《Variations sans thème》)(Editions de l’Olivier出版社)。
2004年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德国出版(《Was bleibt,ist fuer dich》)。同名长篇小说年内将出版意大利语版和西班牙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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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怀旧：评《剩下的都属于你》/吴慧
我在《新小说在1985》(吴亮、陈德培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目录上急速搜寻，一眼就看见《无主题变奏》，一排小说题目里，第四个。在此之前，我对徐星和他的《无主题变奏》一无所知———虽然我曾一度紧追刘索拉。追着刘索拉也不过只是因为她是个读起来显得比较特别的女人，或许可供当年的未成年少女仿效学习。至于如今出现在不同版本文学史上的“刘索拉和徐星先后发表的《你别无选择》和《无主题变奏》被视作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作”等诸如此类的说法，我从未得知。20年前，我刚坐进小学一年级的教室学习汉语拼音，“徐星”好像只是一个和我同班的小男生的寻常姓名。
我带点未知的好奇去询问身边的人。20年前，他也是握着一支钢笔在印着某个纺织厂名字的公用格子纸上一笔一画地认真誊写着自己小说的文学青年。他如遇故人般地在电话里急急问我从哪里看来的这个名字？我告诉他说，这个叫“徐星”的人要出新书：《剩下的都属于你》。他在电话那头叹一口气，说你一定没有看过他的《无主题变奏》，那是20年前的一股狂风，比起这个夏天更热。
在看完小说《无主题变奏》及整本《新小说在1985》之后，我发现对我来说，20年后徐星携新作重出江湖引来的各方关注，其间怀旧意味也许比起新作本身更加浓厚。徐星成名的1980年代距离现在已如此久远，而那个年代的文学状况以现在看来又充满着各类变数带来的新鲜。
只要略微翻一翻《新小说在1985》，就完全可以了解为何20年后徐星重新浮出水面会引来如此浓厚的怀旧感情。在小说目录开出的16个作者名单上，排列在“徐星”名字之前的，是“韩少功”；之后依次排列着“何立伟、刘索拉、莫言、扎西达娃、马原、张承志……”贾平凹是第9个名字，紧跟其后的才是王安忆，最后一个是“刘心武。”在徐星四处肆意任性地过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的这20年里，曾在1985年与他并列甚至落于身后的那些作家，已然跻身或知名或主流的作家行列。对于当下名家的同代之人保持一样的浓厚兴趣，也不失为时下这个娱乐年代里八卦精神的致力体现。看完小说集后，我只想着，不知道当年同样名列其间的“陈放”、“郑万隆”或者“叶蔚林”这些人如今都在哪里？如果时下里是他们携着新作出现，那么也许和徐星出现的意义并无二致。除此之外，对于徐星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的评价，则当属于另外一个范畴里的事情。
这样看待徐星和他的新作，会和徐星所追求的生活一样，比较简单和快乐。而对于那些曾经视徐星为偶像的人们来说，无疑还要沉重许多，他们不得不为20年后偶像的重出江湖担心“廉颇尚能饭否”的问题，虽然徐星本人对此也许觉得毫无意义。
“先锋文学”，是可爱的文学评论家送给徐星们的一个文学标签，无论他们接受与否，高兴与否。20年前已经这样，20年后同样如此。但是法国荒诞派先锋戏剧家欧仁·尤奈斯库说过：“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对照着徐星这20年来随性快乐的生活，也许他会冲着这个意义，不安心地承认自己的“先锋”身份。
“我要唱就独唱”先锋派作家徐星重出江湖
“我要唱就独唱”先锋派作家徐星重出江湖
作家徐星1956年生于北京。1977年，当兵，开始写作。1981年，复员，半年后到全聚德烤鸭店工作。就是在这半年中，他创作了小说《无主题变奏》。1985年，处女作小说《无主题变奏》由《人民文学》杂志刊发，被视为中国当代文学由传统转入现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1989年，赴德国西柏林艺术大学讲学。
1992年，赴德国海德堡大学读博士学位，后放弃。1994年回国。1995年，徐星被法国《观察家》评选为全世界240位杰出小说家之一。
新作《剩下的都属于你》描写了两个“堂·吉诃德”式的中国漂泊者，在世界各地为生计在电影里跑龙套、赌钱碰运气输光了路费、卷进人贩子团伙等一系列离奇经历……
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
●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记者：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在《记者》连载之后，你听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反馈吗？大致是些什么？
徐星：打电话来要书的很多。说是外面买不到，可又等不及连载完。我问过出版商，估计最近几天就差不多上架了吧。朋友们的评价很高，说是这么文学的东西，多年来很难看到，这大概是朋友们捧我的场吧。
记者：在这之前你有多少年没有发表小说？这些年你在做什么？有没有写东西？
徐星：我大概有10多年没发表过小说，这些年也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东西，但我从不会主动去发表东西。人家可以说你爱写不写，但我也可以说，你爱出不出，我从来没把这个太当回事儿。所以，我也从来没有过要出版的压力，因为我不靠这个生活，我不是专业作家，要是从作品数量的角度说，我大概连业余都算不上吧。
记者：这部小说能不能看成是你的复出，你是不是打算开始新一轮写作？
徐星：我不敢说，因为在这方面我不了解自己，我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疯，我写作完全是凭兴趣的，所以，不能用“轮”来说。
记者：我听说《剩下的都属于你》是你在1980年代的一个中篇扩写而成的，为什么要将一部中篇扩写为长篇，而不是重写一个新东西？
徐星：不是一个扩充，是一个继续。1989年写完第一部分，作为一个中篇它成型了，但我没写完，因为它本来的计划是个长一点儿的故事。
记者：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觉得这部小说跟你以前的作品一脉相承，风格变化不大，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部新长篇小说，仍然是你以前小说的一个延续？
徐星：这部小说成熟多了，语言表达也聪明多了，幽默也更加深刻了。
记者：你曾经说过这部小说采取的反讽态度更加犀利，你认为导致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徐星：老了。激愤少了，白眼儿多了，演戏的冲动少了，做挑剔观众看戏的享受多了。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
●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写什么。
记者：无主题变奏》是1981年写的，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可以说是横空出世，展现了一种新的价值，你想过自己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吗？
徐星：我要唱就独唱，我不喜欢大合唱，别人听不见我的声音，我唱它干嘛？《无主题变奏》是个很老的小说，今天看起来，从文学因素上说，它欠缺很多。它能影响了一些人，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它颠倒了当时的价值观念和价值系统。因为我的恋爱毁于当时的价值观，这可能也算是一点个人原因吧。《无主题变奏》有点儿不一样，是因为我就是要写不一样的小说，现在还是这样，要么不写，要么写不一样的小说。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但是我知道我决不会写什么。
记者：在你的小说中，对传统价值观的反叛和颠覆的意识，是不是跟当时大的文化语境有关？
徐星：是。技术可以改变一切，现在人们在生活当中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所以不像当年那么轴了。不过现在也有很多值得使劲儿颠覆的价值观，比如单一的金钱价值观，上街时我经常看到让人发笑的广告“高尚的生活理念，高尚的生活方式”。我没钱，买不起你的花园别墅，我的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就不高尚啦？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最脏的宣传被我们学来了。这也是和中国文化传统中最优良的部分冲突激烈的，可惜这些资本主义的脏东西在中国的代理人很多，市场很大。
先锋派沉寂各有各的原因
●（先锋派）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
记者：《无主题变奏》之后，你也创作过一些小说，你觉得那些作品为什么被忽略了？你认为那些小说写得怎么样？
徐星：我认为我在1986年到1987年间的《城市的故事》、《饥饿的老鼠》、《无为在歧路》都是很不错的小说，被忽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无主题变奏》的呼声太高了，这些就被淹没了。不过有的时候能零星听到一些网友网上的议论，谈及到我其他的作品比《无主题变奏》成功什么的，我还是挺高兴的。
记者：在1985年《无主题变奏》发表之后，你成为有广泛影响力的现代派小说家，是什么原因让你的写作停下来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原因让你停止发表小说？
徐星：我的写作没有压力，我不靠这个吃饭、买车买房，所以缺少动力不求进取，所以近20年写得很少。当时的“广泛影响力”纯属偶然，我没想过让它有影响力。停止发表作品除去写的东西有点儿不合时宜，还算是纯粹的个人原因吧。我也想发表，可是一想到这事儿这么麻烦，还得投稿什么的，跟人打交道，又烦。当然，在极穷困的时候，我也卖过小说，比如被盗窃一空，没钱吃饭可又没什么可以卖，我就卖了1989年以前所有小说的版权。
记者：文学界把你归入1980年代前期的现代派写作，看成是后面“先锋派”写作的一个开端，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徐星：这也不是我的事儿，说真的，我写我的，你写你的。你所说的后来的“先锋派”，我一篇都没看过。我只写小说，但我不看小说，要是真有你说的那么回事，那这不又是一个偶然的个人经验影响了历史的例子吗？
记者：近些年“先锋派”和你一样处于沉寂之中，你认为他们的沉寂和你的沉寂是否有些共同原因？
徐星：沉寂的原因可能不太一样，我有我的原因，前面说过了。别人有别人的原因，我没看到沉寂啊，我看到的不仅先锋派没沉寂，新的这派那派的不是多了去了！而且都不用等别人归类自己先把自己归了类啦……这不是一派欣欣向荣吗？
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
“今日把示君”完全是偶然
记者：《剩下的都属于你》应该是你第一部长篇小说吧，这个名字表达了你什么想法？
徐星：是，这是一个不算太长的长篇小说，你用一天时间准能读完。小说是流浪汉题材，一般来说，流浪汉的期望值不会很高，流浪汉不会为了高官厚禄流浪，那么他们得到的也就是“剩下”的吧。
记者：当年《无主题变奏》发表引起很大的轰动，你认为你的这部小说还会引起反响吗？
徐星：说实话，这真不是我的事儿。
记者：这部《剩下的都属于你》据说你是从1986年开始写，断断续续写了很多年，为什么会用这么长时间来创作这部小说？
徐星：前面说了，我没有压力，写作断断续续的完全是因为懒散，所以很慢。这和“十年磨一剑”什么的，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没有那么强烈的野心。“今日把示君”完全是偶然，因为法语、德语都出了，西班牙、意大利语也很快就会出版，可我用中文写作，我想象中的最理想的情况是应该先出中文的。好在相隔时间并不长。
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
记者：你是在一种什么状态中完成这部小说的？
徐星：20年中的状态不是一致的，不过应该说很轻松吧。实际上它没有写完，什么时候有个完，我也不知道，出了就出了吧，因为不出可能到我死也写不完。
记者：在你的这部小说里反讽仍然是你的话语方式，甚至主人公的身份也还是个流浪者，你认为这部小说跟你以前的作品相比有什么变化？
徐星：流浪不单单是一种生活方式，精神上的流浪是为了和主流保持距离。你在主流之外，你才能清楚地知道是主流或是浊流，这是在形而上的意义上所说。和我以前小说相比较，可能这个小说更加锐利，更加犀利，反讽是弱者唯一的强项，我是弱者。
记者：为什么说自己是个弱者？
徐星：因为无力改变自己，也不想改变自己。
记者：我是在不断爆笑的状态下阅读你的小说的，我觉得你的小说充分展示了这个世界的荒诞，可读过之后我也觉得我们这么荒诞下去出路在哪里呢？出路就是继续荒诞吗？
徐星：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社会学家，而且，我也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所以，我解释不了荒诞的出路。我只是一个小说写作者，我只能用小说来表述我对世界的认知，要是你一直在爆笑，说明我表述的荒诞还算挺成功，谢谢你。
“我”就是我的世界观
记者：小说里的两个人物一直穷困潦倒，居无定所，可他们一直很快乐，他们快乐的理由是什么呢？
徐星：我小说里的主人公生活当中乐趣多多，物欲横流嘛，欲望的满足是快乐的源泉，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欲望满足。比如，我在小说里写了，躺下来睡觉的时候，总是有一钟莫名其妙的满足感，会莫名其妙的傻笑，就是这么回事儿。当然，小说中表达的荒诞是比较集中和比较极端的，因为它是艺术作品。
记者：这部小说“我”的世界观是小说里的世界观，还是作者的世界观？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
徐星：主人公的世界观，实际上也就我的世界观，所以，两者之间是统一的关系。我和“我”一样是很容易满足的人，生活当中的小乐趣，老是给我满足感。比如，在超市成功的偷一包口香糖；比如，烦闷空虚的时候去和街上卖菜的农妇聊天，故意的为几根黄瓜讨价还价，争执。
记者：在快乐之中“我”的朋友，小说的另外一个主人公西庸死了，在快乐中死去，这是不是快乐的代价？
徐星：他有理由快乐地死去，因为他怀着一个美好的梦，在梦彻底破碎以前死去是幸福的，我不能剥夺他的这个权利。这不是代价，死不是为任何什么付出的代价，因为死不会也不能偿还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