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边一有新精神，村干部就行动起来，他们要么骑着自行车，要么骑着摩托车，反正要骑着车就是了。因为村干部一有事就是急的，开会不等人，不抓紧时间是不行的。有了新精神，村委会要开会先研究，因为凡是新精神，老百姓接受起来都有点难，必须先研究对策。比如征收农业税，种地本来就没多少油水，这个费那个费的，粮价又那么低，打心眼不爱种，你还要收农业税，如何说得过去?再如退耕还林，尽管种地没有油水，可是已经种了多少年多少辈了，多少年多少辈了就鼓励开荒种地，恨不能把沟都填了也种上地，突然间又要把地平了，让它荒起来，种上树，这想一出是一出的，谁能想得通?村委会研究个一两天，把凡是老百姓能想
到的拒绝的办法都想出来，然后制定对策。谁要是不交费，明年开春就不分给化肥，谁要是抵抗上边，坚决不退耕还林，年末缴公粮，就罚他缴双倍。把个屋子弄得烟气腾腾，再把村民组长找来，让他们上传下达。
所以，上塘拥有两个心脏，北京，是他们晚上的心脏，歇马山庄，是他们白天里的心脏。不管他们夜晚里为北京的事怎样揪心，怎样激动，一觉醒来，推开家门，
村子里摊派下来的事一下子就覆盖了北京的事。想要的，不想要的，想拒绝的，无法拒绝的，一并而来。
若是春天，你最不想要的，就是树苗了，可是，清明刚过，满载银杏树树苗的卡车突突突突就从乡道上开过来了。本是不想要的，可是一听车响，还是要挤破风门往外跑，因为你看定一个结果，不要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可能不要，还不如早点要，要好的。
分树苗的，往往是村民组长，比村长还小的官，也根本不是什么官，村长的一条腿而已。上塘人叫他弯狗腿子，因为他的一条腿有点弯，实际上都是村干部的亲戚或本家。上塘的村民组长，就是村长的本家兄弟。他一直争着要当村长，每届选举他都去演讲，讲如何帮大家致富，谁不知道，他只是想为自个偷懒找借口，自个穷得房子都盖不起，帮大家致富，岂不可笑?！你不投他村长的票，他就夜里放火烧村长的草垛，他的本家兄弟当上村长后，为了草垛安全，就让他当了村民组长。他咀真是没有面包饼子也不嫌弃，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里边记着上边规定下来的罚款条例，车开到人群时，他就翻开本子，站在一边，大声念着。因为是上边的政策，念时，就吊着眉头，抻着个刀削脸，很有狗仗人势的威严感。
不过，同是砸自己脚，这砸脚和砸脚造成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他父亲砸脚，是自己从此威风扫地，鞠文采砸脚，却是他从此在粮库树起威信，人人都夸好样的，是条汉子。不但在粮库里树起威信，回家不过半年，又把威信移到上塘来。那威信移到上塘，当然是借助了那个秉公办事的故事，那个故事被大家口口相传时，越传越神，简直就是神话了，说什么他煽了镇长耳光子，把镇长煽得鼻口渗血。试想，他要打了镇长，还不得关了禁闭，还能让他这么逍遥法外?！
人们习惯造神，是觉得人间该有公平，人间没有公平，就要造一个神出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也是可以理解的。
鞠文采把自己塑造成英雄，上塘人就没有理由不在英雄身上，增光添彩。不拘生活中出现各样难题各种扣子，都要去找鞠文采，要他去解。什么婆媳不和、邻里纠纷，什么夫妻打架、父子分家、上塘后街一个后生在外头领回一个野女子，被老婆现场摁住，也要把他找去。你让人家看到那样难堪的场面，事后不找一个机会酬谢，怎么说得过去?！
所以，上塘街上流传这样的顺口溜：杀猪不请鞠文采，等于不知胳膊肘朝哪儿拐。
朝哪儿拐，当然既要拐到村长，也要拐到鞠文采。
实际上，将村长和鞠文采弄到一起，村长是不大自在的，村长的不自在，不是因为他俩地位不同，而是因为鞠文采和镇长当年的故事。那故事告诉村长，弄不好，哪一天鞠文采也会揭他的老底，官向官民向民，这句话是没错的。其实，那故事本身，就等于把两个人置于了对立的位置，一个是官方，一个足民间。试想一下，在上塘的民间里长出那样一双眼睛，——直盯着你，别人看不见摸不着，可你一睁眼，它就在你眼前闪亮，多么不自在！
所以，杀猪请客的酒桌上，村长的架子是越端越足的，虽然也笑，但那笑往往是虚浮的，就像水泥地上的霜，里边藏着坚硬。仿佛在说，甭想在我这里下刀子，没缝儿。
那鞠文采，也并不因为和村长拥有相同待遇，就张牙舞爪，就忘乎所以。他是聪明的。他上桌，总要把重要位置让给村长，端起酒杯，总是先敬村长，说话，总让村长先说，平素的三寸不烂之舌，打了麻药一样，变得非常呆板。脸上的笑，也是虚浮的，也像霜，但是，是棉花上的霜，给人的感觉很绵软。
在家里，若跳墙头，轻手轻脚，轻得仿佛一只蝴蝶，可是再轻，也是有动静的，人毕竟不是蝴蝶。有了动静，狗也没叫。不但没叫，还在堂屋呼呼大睡。狗之所以不叫，是女的早就将它弄进堂屋，喂了安眠药。他们为这样的相见不被人看见煞费苦心，可是一旦相见，完全忘了今朝何夕，今年何年，此处何处。嗷嗷的呻吟声，把深睡中的狗吵醒，狗呜呜嗷嗷地就叫起来，跟人比着赛似的。听到狗叫，男人不得不赶紧穿衣，破门爬墙，将原来只在两个人心里的交通张扬个满坦，人脑差一点就打成了狗脑不说，那心里的交通，一下子就成了公共的交通。
做学生的，即使自己不把自己当成宝贝，也并不反对家里人拿自己当成宝贝。因为中学的课程，实在是太多，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它们你方唱罢我登场似的占领着他们的大脑，确实是太累。
实际上，那些上中学的孩子，心里是非常矛盾的，他们既希望家里人待他们奸，又不希望家里人待他们好，待他们越好，越心里没底。
一个学生上了中学，即意味着已是少年，一个少年，从童年里脱胎换骨的最明显标志，就是懂得了父母的艰辛，轻易不肯打破父母的指望。再说，他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已深探懂得他们的父母实在是没有多少可指望的，所以，他们一旦读上中学，放学和星期日在家，父母不让干活，他们就坚决不干活，不管他们多么不忍心看父母劳累。父母给他们煎鸡蛋吃，他们就坚决厚着脸皮吃鸡蛋，不管吃鸡蛋时，看父母干巴巴就着咸菜下饭，心里多难过，他们宁愿让自己难过，也决不让父母难过。因为他们如果不学习而去干活，或者不吃鸡蛋而去吃咸菜，就意味着他们不让父母指望。有时候，父母还要告诉他们，说不要怕浪费电，想熬夜读书，就熬夜
读书，于是他们即使头昏脑涨，不想多看一个字了，也还要把灯开到半夜，刺得他们想睡也睡不着。
这些做学生的，就不知道，他们越是不想父母难过，越是想给父母希望，自己反而压力越大。大学生的母亲鞠桂桂，在他父亲死后的当年嫁给了他的叔叔，生下两个男孩。那两个男孩，前边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大学生在那比着，从不敢在学习上松懈。他们不松懈，只是一种意志，毅力和意志却往往不能同步，学着学着，往往要自觉不自觉地就松懈下来。毅力松懈，多体现在晚饭后，他们吃了晚饭，看不一会儿书，就不想干了，就眼皮发紧大脑发涨了。可是他们的父亲酣酣地睡子一觉，醒束发现，西屋的灯还明晃晃地亮着。都十二点了，他们儿子的屋子还亮着灯，欣喜得不行，第二天就到街上嚷嚷，说：“俺那老二老三，要是考不上大学，天老
爷也不能让，半夜半夜地学。”
那父亲非要出来说，是因为高兴。他高兴，是因为他对自己孩子念不念大学太在乎，他的在乎，当然不是儿子将来能否将自己接走，而只是面子。他的女人和他哥哥生的孩子念了大学，而和自己生的孩子要是成了笨蛋，不是太丢人现眼?然而，那“半夜半夜地学”这样的话，传到做学生的耳朵，就是给学生套上了枷锁。
就说那光阴，它先是让她们怀孕，生产，让她们与婆婆耳鬓厮磨，碗边碰盆边碰出动静，然后再让她们从公婆那里分出来，或自己盖房，或住分得的一间两间房。不管是自己盖还足分，反正有了自己的院子，自己的鸡鸭猪狗。她们眼看着登上一艘小船，风来了，雨也来了，她们一点点驶出了她们原有的生活轨道，她们要为孩子的小病犯愁，要为稻田放不进水犯愁，为水道沟没掘好冲了别人家的房屋犯愁……这时，手里的网，便再也织不下去了。因为毕竟织网的活太静了，太容易让人胡思乱想了，太容易凸现忧愁和惆帐了。
所以，当上塘的新媳妇被时光磨旧，心里渐渐装满惆怅，生活里渐渐装满现实的内容，就没一个再愿意织网了。那李明柱媳妇，织了三挂网，就怎么逼也不织了，三挂网，九个月时间，正好是从怀孕到生产的时间。孩子生出来，还没满月，婆婆就逼她自己过。她除了织网，家里什么活也不伸手，婆婆看不惯，就只有让她另立门户。另立门户，不蹲灶坑就吃不成饭，不下地也吃不成饭，你又要做饭又要下地又要侍候孩子，时间变得七零八落，网刚拖到手，还不等找到扣子，就又得放下，这且不说，你有了孩子，身子抹得不成样子，若是抱孩子来到人群，你和从前变成两个人，怎么说也不好意思，那么，你不上人群，就在自家炕头，可静静的一个人，从前城里做销售员时的风光和屈辱不由得就浮出脑海，那些东西浮出脑海，再加上眼前的零乱无序，心情要多坏就有多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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