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四川省城都市，1950年后定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1958年发表第一篇文章，1977年11月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发轫作，引起轰动，走上文坛，短篇小说代表作还有《我爱每一片绿叶》、《黑墙》、《白牙》等，中篇小说代表作有《如意》、《立体交叉桥》、《小墩子》等，长篇小说有《钟鼓楼》、《四牌楼》、《栖凤楼》、《风过耳》等，1985年发表纪实作品《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再次引起轰动，1986-1987在《收获》杂志开辟《私人照相簿》专栏，开创图文相融的新文本，1999年推出图文融合的长篇《树与林同在》，1992年后发表大量随笔，结为多种集子，1993年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还一直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代表作有《我是你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善的教育》等，作品多次获奖，如长篇小说《钟鼓楼》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短篇小说《班主任》获1978年全国首居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此外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和儿童文学《看不见的朋友》、《我可不怕十三岁》都曾获全国性奖项；长篇小说《四牌楼》还曾获得第二届上海优秀长篇小说大奖第二名，至2004年初在海内外出版的个人专著以不同版本已达122种，1993年出版《刘心武文集》8卷，若干作品在境外被译为英、日、法、德、俄、意、韩、瑞典、捷克等文字发表、出版。

    《四牌楼》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刘心武继《钟鼓楼》、《风过耳》之后的又一部长篇佳作。作者用一种冷静、略带忧伤和孜孜求索的语调，通过蒋氏家族及相关社会群体的悲欢离合生死歌哭，折射出本世纪中国历史的嬗递变迁，既熔铸了许多寻常与不寻常的情感历程，又不留情面地去撕开、拷问大体上清白的凡人灵魂，以一种大悲悯的情怀促使读者在探幽发隐的过程中加深对自我、他人的心灵透视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也是一部揭露和控诉极左路线的形象白皮书。

    那一年北京没有名额，都知道阿姐在北京有达野哥等着，都不让她去离北京远的地方，而阿姐又自动放弃了天津，因为天津是双名额，恰好有一对从天津考来的同学，理应让他们回天津去，这样阿姐就去了河北的一所农业专科学校任教。
    阿姐不再把生活看成一朵开放中的玫瑰，不再快活，不再能听到她唱《小乖乖》或者别的什么歌子，不再弹吉他，并且同家里人团聚时不再有活泼的言谈，都始于去了那所专科学校之后。
    很久以后，阿姐同他谈过一次，那时他也已经工作，记不得是什么触因，总之阿姐同他谈了，他憬悟出，阿姐是家族众人中最早彻底冷下来的人。
    那所农业专科学校设备很简陋，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这对于阿姐来说都算不了什么，她读过苏联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她作过更加远离北京更加艰苦的思想准备，而她青春的火焰本也是一定可以战胜地域的穷僻和生活的艰苦的……使她冷下来的原因是她忽然遭遇扑面而来的生活利爪和人性的狰狞……
    那是一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教职工合起来只有一百来个人，阿姐报到后头一回到食堂打饭，见到别的教师自然都甩着小辫欢快地打招呼，而刚涮完饭盒回到宿舍，同宿舍比她早分配来两年的王老师便神色紧张地告诉她：“你可不能这样！你怎么能和右派分子打招呼，还凑到一块儿吃，还说笑……”阿姐吃了一惊，忙向她打听哪些人是右派分子，并牢牢记在心中：那个看起来慈眉善眼的老头儿是，那个衣衫上打着补丁总戴着顶旧制服帽子剪短发的胖女人是，那个白净脸的戴眼镜的是，那个看去像个农民身坯粗壮的原来教政治的竟然也是……
    阿姐刚去那学校时，反右斗争刚卷过第一波，还没教完一个学期，便紧接着有第二波、第三波，最惊心动魄的是同宿舍的王老师有一天在批判别的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也被校领导点了名，虽然没有立即宣布她是右派，但那无异于政治上的死刑判决，散会后回到宿舍阿姐不知道是跟她说话好还是不跟她说话好，而王老师一张脸不仅变为了抹布般的污灰色，也简直不敢让自己眼光同阿姐接触，两人同处一屋，只有坟墓般的寂静……阿姐心里怦怦乱跳，走出宿舍，怀着一颗求救般的心去找校领导，一个高瘦的右眼皮上有个疤痕的牙齿发黄的男人，问他自己该怎么同王老师相处，那男人厉声地指示她：“监视她的一言一行，随时向组织上揭发汇报！”阿姐一步步仿佛脚踝上拖着铅块般地走回宿舍，心里想：王老师这人是很愿意革命的呀，她过去的言行我不知道，来学校以后她的言行我实在找不出右的问题，而从今天起她根本就没有了言和行，我又如何揭发她汇报她？……阿姐到了宿舍门前，拉开门——她发出了一声无法忍住的尖叫……
    那王老师是教电工学的，她用完全符合电学原理的万无一失的方法电死了自己，她那张凝固着极度恐怖和痛苦表情的脸如一道凌厉的闪电，击碎了阿姐心中由《幸福生活》之类的东西构筑成的心灵支柱，大概就在那一瞬间，阿姐结束了她纯真的青春期，她的内心里后来究竟是些什么，变得深不可测，而显露出来的，则是遍体清凉后的沉静与冷漠。
    阿姐直到1960年调离那所小小的专科学校，总算没有被划为右派或准右派（内控右派），据她自己后来讲，简直要算一个奇迹。因为到后来那位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简直根本不需要你有什么言论表现，他就像到菜园子里拔大葱一样，需要几根便拔出几根……他是按上级规定的指标拔“右派”大葱，并且由于他本人对拔“大葱”有着特别的嗜好，因而他还要尽量地超额，更可怕的是尽管全校教职工一百多个人，按说根据敌人只占百分之一、二、三或顶多到五的估计，被拔出的几率只有二十分之一，但他却把眼光单集中到有大学学历的那二十来个知识分子身上，因而阿姐置身在这个范畴内，被拔出的机率便跃升为高达四分之一……
    阿姐那几年一直生活在一种极度的内心恐怖之中，而开会时上课时劳动时乃至走路时吃饭时上厕所时还都不能从脸上从嘴里从身姿上透露出丝毫的内心迹象。她记得有一天傍晚，她打完开水提着热水瓶往宿舍走，在甬路上望见那主持校政的高个子男人正在二十步开外同人事干部交谈，她忍不住朝那边一瞥，而手里弹着烟灰露出黄牙喷着烟雾的领导也恰好朝她一瞥，那目光的短暂交接之中，她的心不禁猛地一紧，因为她觉得对方分明是一种类似揣一揣肥瘦的屠夫的眼光，阿姐后来跟他讲到这细节时一再申明，她说屠夫不是一种隐喻，不带反抗或控诉的色彩，甚至不带贬义，那是指作为一种正当职业的屠夫，那样的屠夫本应具有那样的职业性眼光，她感到恐怖，是因为她深感自己作为大学毕业生（不仅是本科还是研究生）的罪孽深重，或者换个比喻，她自知是菜园子里已经无可奈何地长得粗大的葱，要拔它的人望它一眼并不意味着罪恶，倒是它自己应深知自己的命运本应如此……
    如今再回头细想，他就理解阿姐假期回到北京家中时为什么寡言少欢，为什么无论做什么事都缺乏兴致，为什么晚上洗脚一双脚泡在水里许久，其实水都凉了，她却还坐在小板凳上，两只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双手托腮，就那么样一坐坐许久……在大的社会境域之中，每个人所处的小社会境域倒并不都是一样的情形，犹如一场大雨过后，有的地方积着很深的水，多日不干，有的地方变得泥泞不堪，而有的地方却只不过湿上一阵，很快干燥如初……他记得，表姐田月明她们那个设计院，似乎就没那么恐怖，至少从表姐的谈吐和情绪上，可以看出来她自身没有什么危机感，也对院里所发生的事情能够比较松弛地认同。有一个星期天她又摇摇摆摆地来到舅舅家，他和母亲——就是她舅母——都对她说：“真不巧，崩龙珍才走……”她便毫不大惊小怪地对他们说：“怎么，她自己说了吗？他们还都不知道吗？她怎么还往这儿跑？她们学校已经把她划成右派了呀！”说完又嘻嘻哈哈地说别的，问舅母要卤肉和泡菜吃。事后他回忆起这一幕，很是吃惊，吃惊的不仅是崩龙珍，更在田月明表姐，她对反右斗争，对多年来一块儿玩得那么好的同乡、同窗被划成右派，都并不感到惊奇与遗憾，当然她也并不积极投入斗争或从此真对崩龙珍另眼相看，她有她的具体处境，并且有她特有的应付处境的天性……
    鞠琴在反右初期，遭到两张大字报的批判，针对她的一句言论，是什么言论他记不清了，总之鞠琴姐又有鞠琴姐的遭遇和应付办法，她坦然地对待那两张大字报，记得有一回她送票给他们全家去看她们文工团的演出，演出的剧场离她们文工团驻地很近，演出结束她便带着他们全家去文工团，径直把他们带到那两张大字报前，当着团里的人，自自然然地说：“批判得对啊！警钟敲得好啊！你们都看看，都来帮助我，监督我啊！”结果反右的火就只燎到她那么一下，运动过去她安然无事，并且几年后还终于被吸收入党。当他的阿姐冷下去以后，鞠琴却依旧是乐乐呵呵的，对社会、人生怀着不见衰减的热情，或至少是温情，当然后来他终于知道，其实在鞠琴内心深处，也一直翻卷着困惑的波涛。
    他和他的父母直到田月明跑来戳穿之前，真的不知道崩龙珍在反右一开始便陷了进去。崩龙珍确实有长篇大套的鸣放言论，还同大学里当时的一个什么民间油印刊物有关系，根据当时的政治坐标，把她划为右派那是一点儿也不冤枉的，所以那场斗争反映到她内心中的，恐怕就不是阿姐的那种无辜的恐怖感，而是别的一些情绪……田月明表姐揭穿她以前，她确实多少显得有些古怪，那一阵她不仅每逢星期天必从西郊一大早就来到他家，而且总是要吃完晚饭才返回学校，一玩就是一天，而且他记得清清楚楚，那一年的10月1日，他作为少先队员参加了游行回到家中，发现崩龙珍却已经坐在他家中了，少先队员队伍总是先接受检阅、先通过天安门的呀，大学的游行队伍且排在后头呢，她怎么已经游行完了并且早就到了他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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