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在上海西区里做了几十年人家，各式各样的人家她都见识过，所以她真的是很有阅历的。她曾经在一个越剧女老生家做过，女老生是拿包银的，收入颇丰。她的先生则是个美容医生，开私人诊所。两人没有孩子，住一套外国侨民的公寓。公寓的看门人是印度人，开电梯的也是说洋文的。所以，奶奶她便也学了几句洋文，“早晨好”，“谢谢”，“来”和“去”什么的。她不用烧饭，也不用洗衣服，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细毛刷子，刷几堂红木家具雕花和贝嵌里的灰尘。她做了不久就出来了，她是不惯这样的清闲，而且没有人气。接下来的一户人家，是在淮海路略向东去的一条长弄里。家境很平常，孩子很多，男人一个人挣钱养家，在外滩的洋行里做事。她和女人一起忙家务，带孩子。那女人面色憔悴，衣衫不整，看上去倒更像是个下人<br> 。家里没一天不愁柴愁米，经常拖欠她的工钱。不久，男人又患了肺病，回家休养。奶奶不顾那女人哭泣挽留，坚持辞了出来，非但没要最后一月的工钱，还自己掏钱给孩子买了些汗衫短裤。这样糟践的日子，她也不能过。她还做过一户中等人家，夫妇俩都有工作，带四个孩子。夫妇感情特别融洽，男人对女人好到了“腻”。专为女人订半磅牛奶，早上煮给她吃。她嫌膻气，不吃，他就用调羹舀了喂到女人嘴边。如此亲热，就把孩子冷落了，所以，这四个孩子一上来就和她亲，她也喜欢四个孩子的乖，但她还是坚决地辞了出来。她看不得那男人的肉麻样子。她早年丧夫，一直过着清寡的日子，眼里揉不进沙子。只是舍不得那几个孩子。后来，她到了别家人家，那几个孩子还来看她。她就介绍他们与新东家的孩子玩，做朋友。新东家和旧东家只隔一条马路，新东家所在的弄堂则要高两个等级，是公寓弄堂。新东家是做医生的，那时候，已是一九四九年以后，他关了私家诊所，在一家市立医院出任院长，上下班有汽车接送。这是个神情严肃的男人，就从来没和她说过话，也不同她一桌吃饭。她倒是器重这样的男人，有身份。女人也是好的，和气，大方，从不当了孩子和她，与男人起腻。只是那三个孩子太张狂。大的是个女孩，刚上中学，已经学着摩登了，烫头发，戴胸罩，穿她妈妈的丝袜，老是责怪奶奶洗坏她的衣服，摆出大小姐的派头。下面两个男孩，稍好些，但也是傲慢。旧东家的孩子来玩，他们并不理睬，而是兀自弹琴，将琴弹得飞快。看那旧东家的孩子瑟缩在一边，她就很心疼。不过，到底是孩子，装样也装不了，渐渐也玩到了一起。有一天，先生早下班回到家，见有陌生的孩子在家里玩，当面没说什么，过后就让女人传给她，请那几个孩子以后不要再来了。这使她非常不快，略过些日子，就找个由头辞工不做了。她虽然也不是那么不势利，但她很自尊，见不得太傲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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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水色上海·关一地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