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姥爷是提着一个柳条编织的“考篮”来到贡院的。“考篮”上布满了孔眼，可以让搜查官对篮子里的东西一览无余。农历八月初八，是舅父和姨妈们一再提起的日子。三年一度的乡试总是在这一天开始。天不亮，老姥爷已经提着“考篮”，跟杞地和豫省各地的“考篮”们一起，列队出现在贡院门外的关卡上。搜查官晃着雪亮的马灯，把我老姥爷的“考篮”翻弄得乱七八糟，搜查“文房四宝”的时候，甚至没有放过一个小小的铜头笔帽。十个手指又在一条土布夹被上十分灵动地触摸，又伸出鼻子在一叠葱花油饼上闻了又闻，终于拖长声音发出了唱歌儿般的咏叹：“放行!”
一个屡试不第的秀才在搜查官翻看了“考篮”之后仍在筛糠似地发抖。搜查官又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眼，发现他把手掌捂在罩衫的布扣梁上，就让他一一解开了扣梁，掀开了他的罩衫，用马灯在他身上照来照去，却没有发现任何“夹带”，只是看见他贴身穿的白绫小衫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斑点，脱口叫了一声：“虱子!”秀才就膝盖一软，嗵地跪在地上。搜查官又用放大镜细瞧，斑点都变成了米粒大的小字，那是事先作好的各种文章。搜查官抛出了他的“考篮”，高声咏唱：“不准虱子入场!”
这样的考场故事常引得姨妈们哄堂大笑。
老姥爷却不敢发笑。通过了搜查的生员还不到发笑的时候。他们依次过了关卡，又都收敛声息，望着“贡院”紧闭的大门，还有镇压在“贡院”墙头上的刺棵。那是特意从豫西山区采集来的野生酸枣刺棵，还挂着红玛瑙般没有风干的酸枣。历史悠久的科举制度没能得到电网和工业文明的保护，富于田园诗意的酸枣刺棵就成了防止考场内外越墙作弊的屏障。因此，“乡试”也被称作“棘闱”。
老姥爷和所有应试生员还必须经受另一种“精神测验”。
当谯楼上敲响了五更的梆子，贡院大门洞开。两排彩旗簇拥着监考官蜂拥而出。监考官仰脸向天，拱手而拜：“请各地城隍老爷登场!”凡人肉眼看不见的城隍老爷就在一排排呼呼生风的彩旗下率先步入考场。接下来又跳出两个身材高大、短装打扮的汉子，举红、黑狼牙旗。举红旗的扯嗓叫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统统要报!”举黑旗的接腔喊叫：“冤魂厉鬼们听着，报仇雪恨的时刻到了!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都上考场清账去啊!”狼牙旗当空翻卷，若隐若现的冤魂鬼影如妖妖娆娆的蓝烟儿溜进了贡院。当监考官大声宣告“应试生员进场”的时候，有人早已面无人色，惊悚不前；有人口吐白沫，一头栽倒在地上。
老姥爷想不起自己在世上或阴间有什么恩怨，就款步走进“贡院”，在一拉溜儿鸽笼般的“号房”中找到了自己的“号房”。那是一个狭小的木屋，三尺宽、六尺长，架起一块木板，可坐可写；抽下木板，可作寝床。老姥爷行将在这里经历为时八天的三场考试，权且把“号房”当成书房，摆下“文房四宝”，打开首场考卷一看，要写以“四书”命题的八股文五篇。老姥爷对题沉吟，全忘了城隍老爷正领着冤魂厉鬼在考场上四处游荡。
来自禹州的李姓生员忽地杀猪般嚎叫起来：“城隍老爷呀，饶了我吧，我招供，我招供!”众生员受到惊扰，纷纷来到李姓生员的“号房”前，只见他铺开考卷，边哭边写边叫，历数
自己逼死佃户、诬告恩师等多条罪状，又杀猪般哭喊：“别打了，我招!我十八年前还欠下孙寡妇三斤豆腐钱。”他双手扼住自己的脖子，脑袋向“号房”木柱上猛撞。号官匆匆赶来，急让大家把他的双手掰开。他仍在尖声号啕，脖子上已经被自己掐出血来。此时贡院大门紧闭，考试期间不准开锁。号官就让人抬来一根两丈多高的吊杆，把李姓生员缚在吊杆上打了个忽悠，从墙头的酸枣刺棵上吊出墙外去了。
考场里乱作一团。老姥爷犹自笔舞龙蛇，浑然不觉其乱。
第二场考试是以“五经”为题，再作八股文五篇。老姥爷忽觉得笔尖上紫烟缭绕，散发出烤白薯和陈年老酒的味道，直写到暮色低垂，伏案酣然人梦。到了深夜，又听得一声惊叫：“娥子呀，你饶了我吧!”汝州一杨姓考生赤脚跳出了“号房”，忽作女儿态，出女儿声，凄然长叹：“天哪，奴好苦哇!”又摹仿旦角身段，边舞边唱：“杨二爷呀，你蛇蝎心，仗势霸占俺女儿身。我含羞忍辱梁上挂，七尺白绫锁冤魂哪……”老姥爷从梦中惊醒，坐在“号房”里发话：“娥子，你暂且回去，等我出了考场，替你写状子告他。”号官又慌忙跑来说：“他哪里是什么娥子?他就是娥子要他抵命的杨二爷!”吊杆再次竖起，又把杨姓考生从墙头上“忽悠”了出去。
吊杆“忽悠”了两次以后，考场上一片死寂。
太阳西斜时，父亲在“面甜瓜”的琴袋里暗暗塞了装钱的信封，又拉住他的手触摸了那个信封，说：“老人家收好，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石臼就站起来对大家说：“都回吧，天不早了，瞎爷吃了饭还得赶回家哩!”人群正在散去，一个比村痞子厉害一点的街痞子大声喊叫：“还没听过瘾哩，咋就散场了?老规矩，不唱‘荤段子’不煞戏!”“面甜瓜”不胜惶恐说：“我老了，唱不得‘荤段子’了。”正在散去的人群又聚合起来，一齐鼓掌，起哄说：“瞎爷，这辈子也只能听你这一回了!”被尊称为瞎爷的人受到了感动，连忙站起来，对大家拱手说：“多谢乡亲们抬举!可是过于荤的段子，我实在唱不出口了，再送上《西厢记》里一段《夜会》，不荤不素的。”
父亲和宛儿姨又立即拿起笔，准备记录瞎爷的“绝唱”。
瞎爷又调了三弦，鼓起余勇唱道：
今日想哥哥，明日想哥哥!
门前有条大沙河。
上搭独木桥，实实奴难过，
实实奴难过!
脱了红绣鞋，抖了白裹脚。
水深到肚脐眼，水浅到脚脖，
不深不浅、不深不浅……
这里有一个停顿，瞎爷骨碌着浑浊的眼珠，问道：“不深
不浅又怎么样啊?”他弹弦接唱：
不深不浅，那就X毛披散着，×毛披散着。
街痞子齐唱：“哈哈，披散开了往里戳，往里戳!”
全场大笑。
瞎爷向大家拱手说：“瞎老汉放肆，罪过罪过！”
村民尽欢而散。
父亲和宛儿姨都涨红了脸。宛儿姨用书夹子遮住脸，进了客房。
只有我不知道脸红，也不知道发笑。若干年后，我看了王实甫的《西厢记》，却没有找到崔莺莺脱了红绣鞋过沙河与张生相会的情节，因而也没有看到不深不浅的河水在莺莺身上的任何一个部位造成的任何迹象，便知道民间还有一部《西厢记》，另一个崔莺莺按照农民可以理解的样子和男性器官的需要，医疗着村民的寂寞。
那天晚上，是石臼背着我把我送回张庵的。
一路上，石臼都像赞美英雄一样喋喋不休地赞美那个带头起哄的街痞子。
他说，你不知道他多有能耐!他能在大街上叫一个正正经经、排排场场的小媳妇高高兴兴地看他的大鸡巴。你知不知道啥是鸡巴?我说是烧鸡。他大笑说，不对，你的小鸡鸡长大了就是鸡巴。他说那个小媳妇是新铺街上的一朵花儿，只是整天皱着眉、板着脸，从没有看见她笑过。街痞子对他的狐朋狗友说，我能叫她笑，她一看见我的鸡巴就笑，不信?明天一早，你们躲在十字路口等着瞧?
第二天一早，小媳妇照例去十字街井上担水，从井台上下来，刚刚进了胡同口，街痞子事先虚掖着裤腰，一手托着一盘热豆腐，一手托着一盆热豆浆，从胡同里迎面走过来，到了小媳妇跟前，缩了一下肚子，裤子就“吐噜”一下落到脚脖上，露出了那个黑不溜秋的家伙。小媳妇立时羞红了脸，想赶紧绕过去，胡同口却被他堵严了，正要张口骂他，又见他两只手托着东西没办法放下，急得他紧紧夹着腿原地打转，那个东西也随着他直打滴溜。他杀猪样大声喊叫：“娘啊，谁来帮我提提裤子!”小媳妇就“吃”地笑了。
石臼忍不住再次大笑，赞不绝口说：“这个赖皮真会赖，全世界数第一!”他发现我对这位世界冠军有些漠然，就把我从他的背上放在地上，学着街痞子两手托着东西团团打转的样子，又用一只手握着拳放在裤裆上摇晃，看我仍旧不笑，就无比伤心地问我：“小爷爷，你咋不会笑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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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构给我带来了一种自由，就是毋需在整体结构上煞费心机地编织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是每个家族及每个人物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只需“我”发挥一下“串连”的作用，人物就可以随时出现，也可以随时消失。但我必须小心从事，当我在一个类似散文体的大结构中获得叙事的自由时，始终不敢怠慢了读者阅读小说的兴趣，必须随时提醒自己，“我”所串连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散文”，而是“文学即人学”意义上的具有审美价值的人物。“我”还必须跟着“人物”走。他们都具有环绕着自己的社会矛盾和生存“难题”以构成“情节”，他们的命运应引起读者的关注而产生“悬念”，而且，他们必须是属于我的发现。
当我完成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喜悦地看到，我给读者送去了四十多个人物，送去了他们各不相同的具有纪实性的传奇故事与他们“心灵的秘史”，其中多半是我过去的作品中很少涉及的城市和乡村三代知识阶层中的男性和女性。他们是由中国传统文化所造就、而又较早地接受了外来文化的一批人，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人，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还有“浪漫的薛姨”，温婉多情的宛儿姨和她不时扑闪着的“杏形的眼睛”。
当我将作品中的父亲、大舅、姨父等人物作为三个家族中的主要人物来表现的时候，一点儿也不敢轻慢别的人物。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没有主次之分。即使只是在一个章节或是一些片断中出现的清末举人或留德博士、省委书记或开明士绅、军官或艺妓、私塾先生或盲艺人、爷爷或奶奶、财主或长工、福音堂里的英国牧士或难童收容院里的孤儿，等等，我都倾注了同样的心血，希望在“我”所经历的人生驿站上，给读者展示一个流动不息的人物画廊，他和她在这个画廊里一律平等，都应该成为可以独立存在的艺术品。
我还试图写出三个家族在地域文化和生存状态上的巨大差异，以及他们的成员以不同的行为准则心系天下、忧国忧民，但也表现了纯属个人化的爱、恨、情、仇。但是，即使在纯属个人情感领域，谁也摆脱不了环绕着他们的社会矛盾，也许还有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例如家族内部不可割舍的亲情与政治观念上势不两立的矛盾。每一个家族、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的一本“难念的经”。
作者向读者说明自己试图表现什么，实在是犯傻。这不仅因为他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出现自己也说不明白的“写作冲动”，还因为读者并不在意作者试图表现什么，而只是重视自己在作
品中感受到了什么。因此，这篇“后记”只能说是作者犯傻时与读者谈心。他真诚希望此书能赢得读者的喜爱，那将是对他年逾花甲之后的许多个不眠之夜的褒奖。
让我用巴金老人《真话集》“后记”中的一句话激励自己：
“我的生命并未结束，我还要继续向前。”
2002年元宵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