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请同事请朋友上饭馆，是在异地他乡走向人群的简便方式，不失为化解寂寞的途径。她是报馆人缘最好的中国人，这当然也和她对一个保守社会价值观的认同有关，她行事低调，言辞含蓄，性情正新加坡化，总之她已经适应这个气温高法律严厉的国度。工作上她不在乎加班，休息天坐的士去公司只为改一个错字，所以她也是报社职位提升最快的中国人。遥想当年，她也有过和邋遢长发青年私奔西南小城大理而被大学开除的骄人纪录，而它已经像简历表上用圆珠笔书写的履历，时光远去时，油墨也日渐淡去，笔迹模糊影影绰绰。
她的目光跟她自己城市的女孩一样，从来不是透明清澈的，在一个被革命颠覆过的多少是不自然也不自在的城市长大的女孩如何会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散漫迷惘的双眸，烟雾弥漫时微微眯起眼睛，她好像又回去那个不羁的青春的大理，坐在新加坡河畔灯红酒绿现代乐震耳的驳船码头，那里的放纵气氛令她有些忘乎所以，她竟又抽起了烟，莱福士金融区商业楼的西方打工者过来与她搭讪，她的第一反应是矜持的，如果没有激情的冲击，她对异性的挑剔目光，充满她上海双亲教养的影响。她偷偷揿灭了烟，离开了码头。那还是在刚去的第一年，她带着探险的心理在这个循规蹈矩谨小慎微的城市走来走去，之后几年，她不再去驳船码头，而是朝西走，去罗伯森码头，那里钢琴烛光，轻声细语，消费者的年龄和年薪都上去了，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也是保守平庸的方式，更能给她带来安全感和清洁感。
她穿牛仔七分裤，白色吊带背心外套一件牛仔夹克，双肩包是本地最流行的比利时牌子KIPLING，她曾与乌节路的时尚合拍，精神十足地跟上本地的风尚和仪态，可现在马来西亚人仍然一看就知道她不是新马本地人，总是问，你是台湾人吗？她回答说，我是上海人。上海吗？他们便有些茫然，原来他们不了解上海，就像她在上海时对马来西亚一无所知。
从自己的寓所坐一部巴士就到北面兀兰，过长堤便进入马来西亚的柔佛州。可是，持中国护照去马来西亚先要获得签证，所以，上路容易拿签证反而难，马国领事馆每天好几百人长龙申请签证。刚来第一年，楚红出高价让旅行社代办一切，跟着旅行团脚步匆匆去了一趟马六甲和吉隆坡，虽然觉得不过瘾，但也没有动力清晨六点排队申请签证做自助旅行。那时候的她跟国内的年轻人一样，只认知西方主流文化，眼里除了美国再也没有其他国家，拿了长假总是朝西方去。
车子进入马来西亚腹地，高速公路旁的棕榈树林向远方伸展，无边无际的单一的棕榈，充满热带的丛林力量。关于热带丛林，康拉德曾将其视为大地深处的黑暗，赛姆解释说，这个“黑暗”意指位于深处的民族对于具有原始扩张的白人是一无所知的神秘构成的黑暗。正是，一无所知的神秘。她深深地看着赛姆，她也惧怕这样一种黑暗。
只有赛姆可以和她谈谈康拉德的“黑暗的心”，他是她隔桌相对的男同事，圣诞夜一个人去马来西亚东部岛屿的深海潜水。后来，孤身背包上路成了时尚姿态，一群女生追随他各自上路去向不同的海岸或小镇，楚红却安之若素，任何事情变成潮流，她就避之不及。她和赛姆这么多年面对面却仍是咫尺天涯，可她并不遗憾，假如没有突变。她享受这种精神上的仰慕，或者说，是情感上的憧憬。
赛姆，修长敏感，在巴黎读了六年音乐，也在巴黎郊外小镇的夜晚写了六年日记，回国后他为华文报刊写专栏，渐渐地成了文字工作者，他来报馆打工，和楚红成了同事，他的钢琴躲在他家那独立洋房的角落，同事们说他是在反抗母亲为他安排的人生，他却告诉她，快三十岁的人只为反抗而活太可怜了，他说厌倦了只面对钢琴的人生，到报馆打工，是给自己放个长假。他把每天对着电脑编辑版面看成放假，他那份洒脱有着骨子里的颓废，让楚红迷恋。
下午，在办公的间隙，他们一起喝咖啡，他们不是去公司的餐厅喝咖啡，而是在自己的办公桌旁，不过是速溶咖啡，但赛姆用电热壶煮开的水冲出的马来西亚老镇咖啡，竟也香味浓郁，氤氲的蒸汽让他俩的工作一角有了柔软的质地。喝咖啡的时候，身心陡然轻松，话题便如自来水，龙头一开便来了，面对面坐了三年，竟有说不完的话。
他们都是萨冈迷，但读的是不一样的版本，赛姆读原版法语，楚红只能读译文，这使她对赛姆的目光有了仰望的意味。赛姆却对中国有如此浩瀚的翻译文字感到惊奇和敬畏，“你好，忧愁”，“那样一种微笑”，“你喜欢勃拉姆斯吗”，他吟诵着，惊异语文也是可以通过翻译获得崭新的生命力。他是他这一代华人的另类，对华文有着类似于激情一般的感情，令她对自己耳熟能详的母语产生新的视角。
文字是罩在他们空间的光环，仿佛他们沉沦的人生是在这每天的半小时中获得拯救，至少对楚红是这样，赛姆的存在使楚红重新找到了在这里工作的意义，想起五年前她来这里只想短暂工作两年，攒了钱去美国读学位，因为赛姆，楚红竟在这个乏味的城市又待了三年。
他们从不在公司之外的场所约会，周末和假期有各自的安排，那是他们回到自我的时光，有了赛姆才知道没有赛姆的空间也是不可或缺的，楚红需要为自己的完美做功课，她节食，中午只吃蔬菜沙拉，一星期三次去健身房，同时在为自己小小的理想做着奋斗，她读时代周刊，用“时代”上的犀利语词写英文短文，化名给同一栋大楼的英文报馆写“读者来信”，她在为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CreativeWriting硕士学位做准备，她向往做个英文作家。在一个发达城市，拿着中等水准的薪水，她却过着比国内远远自律节制甚至称得上是刻苦的生活。是因为有赛姆的存在，她才有成长的动力？
生日那晚，她在饭馆门口和同事们道别，坐进的±司机问她去哪里，她给司机寓所地址的时候突然充满伤感，如果之后的生日也将以这样的方式继续？她没有回家，而是让司机把她载到“花柏山”。
坐落在花柏山半山腰的酒吧，面水那一边透空，有一种凌飞于水上的感觉，天花板垂下的风扇摇着烛光，将酒吧里的一切摇晃得影影绰绰，酒瓶里的酒、酒杯里的酒、饮酒的人都那么虚幻，隔着马六甲海峡，印尼的巴丹岛和民丹岛灯火明亮。这时，虚无像烛光升腾出看不见的烟雾，罩住了她所处的空间。正是，一无所知的神秘构成的黑暗，也许，对于她，他人的心也是一片黑暗，因为一无所知。至少，她进入不了赛姆的心。她想着赛姆，她和他之间宛如被玻璃罩子隔开，伸手触去，是光滑冰凉的触面，知性的质地，热情找不到缺口伸展，就像她穿着短短的热裤，修长的腿漂亮得落寞，那是一双落在异乡土地上的腿，它落不到这块土地肥沃湿润的深处。
“花柏山”是她的最爱去处，可山上的布尔乔亚风气是赛姆拒绝的。也许赛姆正坐在吉隆坡茨厂街油烟呛鼻的街边摊，几乎每个周末赛姆都去国外，他把年假零碎补贴在每个月，平时周末多去马来西亚，如果凑足五天以上，就去其他东南亚国家，他在那些小镇寻找记忆中的“质朴的过往”。这正是她和赛姆的差异，她来自上海，那是个过度虚荣而制造了虚饰的美学的城市，可也正因为来自于虚浮世界，她能感受赛姆人生里的真谛。
巴士一转进小镇，竞觉得似曾相识。楚红仔细打量周围，熟悉感就来自这个车站，因为它跟中国任何小镇巴士站一样简陋，简易搭就的小房里设了两个售票窗口，紧挨着卖杂货的货柜和一只自动贩卖饮料机，几只废弃的汽油桶在饮料机旁堆得七上八下，尽管拥挤，却仍有一条铁铸腿木板面的长凳为长途客准备，黑漆漆油亮亮的，跟水泥地一样，有一层黑色光滑的外壳，是尘土汽油汗水锤炼出的壳，这样的小站从不遗弃任何人，背包客或流浪者，就地坐席地躺尽可以自便，比起新加坡，她对马来西亚有着更深的认同感，是因为有这样的车站？以后变成回忆，这个小镇巴士站便成为她的故事不褪色的背景，这是她不曾料到的。
坐在巴士站外可以一眼尽收小镇的景象，顺着山势起伏蜿蜒的窄街，拥挤着游客，低矮的小店，小店的女孩懒懒地斜倚在门框上，举手投足间有一种即刻昏睡而去的停滞，那也是她熟悉的昏昏然，它与匆匆来去的游客形成截然不同的节奏，有点像电影中的定格画面，在瞬间给你节奏上的迷乱，她很享受这种迷乱，就像回到大理。想起大理，心仍有些悸动，那是她青春期滞留过狂热过受伤过的小城。
不过这是个黑色大理，镇上居民清一色黑肤色印度人，双眸黑亮，脸部轮廓立体，黑色给了小镇非同寻常的气质，她对自己说，她以后来，要在这里多住几天。这么一想，便笑了起来，才刚刚来，就想着要重游，是从小到大都改不了的贪心。她拿出相机，这样的小镇，从哪个角度都富有生气，她按下快门，轻微的“咔嚓”声给她听觉的快感。这些年走来走去，带不走的景物和关系，能够留下的就是照片了。
她的尼康相机镜头像只巨大的眼睛，令小店门口的女孩畏惧，她躲进去，她在镜头后面笑。相机是父亲送她的礼物，为她当年考入热门的工艺美校，她向往做个平面设计师，其实是上海父亲的心愿，在他看来这是份既能寄托理想也能赚钱的专业，可她在美校陷入恋情，丢了学业，她后来去新加坡更大的动力是为了向曾对她寄予厚望的父亲做个交待。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