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八周岁了。按理说我不应当在这个时候放鸭子。我应当坐在教室里,听老师们讲刘胡兰的故事,雷锋的故事。可是我不能。我要等到十周岁才能够走进学校。我们公社有规定,孩子们十岁上学,十五岁毕业,一毕业就是一个壮劳力。公社的书记说了,学制“缩短”了,教育“革命”了。革命是不能拖的,要快,最好比铡刀还要快。“咔嚓”一下就见分晓。
但是父亲对黑夜的兴趣越来越浓了。父亲每天都在等待,他在等待天黑。那些日子父亲突然迷上宇宙了。夜深入静的时候,他喜欢黑咕隆咚的,和那些远方的星星们呆在一起。父亲站在田埂上,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书,那本《宇宙里有些什么》是他前些日子从县城里带回来的。整个晚上父亲都要仰着他的脖子,独自面对那些星空。看到要紧的地方,父亲便低下脑袋,打开手电,翻几页书。父亲的举动充满了神秘性,他的行动使我相信,宇宙只存在于夜间。天一亮,东方红、太阳升,这时候宇宙其实就没了,只剩下满世界的猪与猪,狗与狗,人与人。父亲是一个寡言的人。我们很难听到他说起一个完整的句子。父亲说得最多的只有两句话,“是”,或者“不是”。对父亲来说,他需要回答其实也只有两个问题,是,或者不是。其余的时间他都沉默。父亲在沉默的夏夜迷恋上了宇宙,可能也就是那些星星。星空浩瀚无边,满天的星光却没有能够照亮大地。它们是银灰色的,熠熠生辉,宇宙却还是一片漆黑。我从来不认为那些星星是有用的。即使有少数的几颗稍微偏红,可我坚持它们百无一用。宇宙只是太阳,在太阳面前,宇宙永远是附带的,次要的,黑灯瞎火的。
父亲在夜里把眼睛睁得很大,一到了白天,父亲全蔫了。除了吃饭,他的嘴巴永远紧闭着。当然,还有吸烟。父亲吸的是烟锅。父亲光着背脊蹲在田埂上吸旱烟的时候,看上去完全状是一个庄稼人了。然而,父亲偶尔也会吸一根纸烟。父亲吸纸烟的时候十分陌生,反而更像他自己。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天井里,翘着腿,指头又长又白,纸烟被他的指头夹在中间,安安静静地冒着蓝烟,烟雾散开了,缭绕在他的额头上方。父亲的手真是一个奇迹,晒不黑,透过皮肤我可以看见天蓝色的血管。父亲全身的皮肤都是黑乎乎的。然而,他手上的皮肤拒绝了阳光。相同的状况还有他的屁股。在父亲洗澡的时候,他的屁股是那样的醒目,呈现出裤杈的模样,白而发亮,傲岸得很,洋溢出一种冥顽不化的气质。父亲的身上永远有两块异己的部分,手还有屁股。父亲的眼睛在大白天里蔫得很,偶尔睁大了,那也是白的多,黑的少。北京的一位女诗人有一首诗,她说:“黑夜给了你一双黑色的眼睛,你却用它来翻白眼。”我觉得女诗人说得好。我有一千个理由相信,她描述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从县城带回了《宇宙里有些什么》,同时还带回了一张《世界地图》。世界地图被父亲贴在堂屋的山墙上。谁也没有料到,这张《世界地图》在王家庄闹起了相当大的动静。大约在吃过晚饭之后,我的家里挤满了人,主要是年轻人,一起看世界来了。人们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但是,这一点都不妨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基本认识:世界是沿着“中国”这个中心辐射开去的,宛如一个面疙瘩,有人用擀面杖把它压扁了,它只能花花绿绿地向四周延伸,由此派生出七个大洲,四个大洋。中国对世界所做的贡献,《世界地图》上已经是一览无余。
《世界地图》同时修正了我们关于世界的一个错误看法。关于世界,王家庄的人们一直认为,世界是一个正方形的平面,以王家庄作为中心,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纵情延伸。现在看起来不对。世界的开阔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知,也不呈正方,而是椭圆形的。地图上左右两侧的巨大括弧彻底说明了这个问题。
看完了地图我们就一起离开了我的家。我们来到了大队部的门口,按照年龄段,很自然地分成了几个不同的小组。我们开始讨论。概括起来说有这样的几点:第一,世界究竟有多大?到底有几个王家庄大?地图上什么都有,甚至连美帝、苏修都有,为什么反而没有我们王家庄?王家庄所有的人都知道王家庄在哪儿,地图它凭什么忽视了我们?这个问题我们完全有必要向大队的党支部反映一下。第二,这一点是王爱国提出来的,王爱国说,如果我们像挖井那样不停地往下挖,不停地挖,我们会挖到什么地方去呢?世界一定有一个基础,这个是肯定的。可它在哪里呢?是什么托起了我们?是什么支撑了我们?如果支撑我们的那个东西没有了,我们会掉到什么地方去?这个问题吸引了所有的人。人们聚拢在一起,显然,开始担忧了。我们不能不对这个问题表示我们深切的关注。当然,答案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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