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
第一幕
是××大旅馆一间华丽的休息室，正中门通甬道，右——左右以台上演员为准，与观众左右相反——通寝室，左通客厅，靠后偏右角划开一片长方形的圆线状窗户。为着窗外紧紧地压贴着一所所的大楼，所以虽在白昼，有着宽阔的窗，屋里也嫌过于阴暗。除了在早上斜射过来的朝日使
这间屋有些光明之外，整天是见不着一线自然的光亮的。屋内一切陈设俱是畸形的，现代式的，生硬而肤浅，刺激人的好奇心，但并不给人舒适之感。正中立着烟几，围着它横地竖地摆着方的、圆的、立体的、圆锥形的小凳和沙发。上面凌乱地放些颜色杂乱的座垫。沿着那不见棱角的窗户是一条水浪纹的沙发。在左边有立柜，食物柜，和一张小几，上面放着些女人临时用的化妆品。墙上挂着几张很荒唐的裸体画片，月份牌和旅馆章程。地下零零散散的是报纸，画报，酒瓶和烟蒂头。在沙发上，立柜上搁放许多女人的衣帽，围巾，手套等物。间或也许有一两件男人的衣服在里面。食柜上杂乱地陈列着许多酒瓶，玻璃杯，暖壶，茶碗。右角立一架阅读灯，灯旁有一张圆形小几，嵌着一层一层的玻璃，放些烟具和女人爱的零碎东西，如西洋人形，米老鼠之类。
〔正中悬一架银熠熠的钟，指着五点半，是夜色将尽的时候。幕开时，室内只有沙发旁的阅读灯射出一圈光明。窗前的黄幔幕垂下来，屋内的陈设看不十分清晰，一切丑恶和凌乱还藏在黑暗里。
〔缓慢的脚步声由甬道传进来。正中的门呀地开了一半。一只秀美的手伸进来拧开中间的灯，室内豁然明亮。陈白露走进来。她穿着极薄的晚礼服，颜色鲜艳刺激，多褶的裙裾和上面两条粉飘带，拖在地面如一片云彩。她发际插一朵红花，乌黑的头发烫成小姑娘似的鬈髻，垂在耳际。她的眼明媚动人，举动机警，一种嘲讽的笑总挂在嘴角。神色不时地露出倦怠和厌恶；
这种生活的倦怠是她那种飘泊人特有的性质。她爱生活，她也厌恶生活。生活对于她是一串习惯的桎梏，她 不再想真实的感情的慰藉。这些年的飘泊教聪明了她，世上并没有她在女孩儿时代所幻梦的爱情。生活是铁一般的真实，有它自来的残忍！习惯，自己所习惯的种种生活的方式，是最狠心的桎梏，使你即使怎样羡慕着自由，怎样憧憬着在情爱里伟大的牺牲（如小说电
影中时常夸张地来叙述的），也难以飞出自己的生活的狭之笼。因为她试验过，她曾经如一个未经世故的傻女孩子，带着如望万花筒那样的惊奇，和一个画儿似的男人飞出这笼；终于，像寓言中那习惯于金丝笼的鸟,已失掉在自由的树林里盘旋的能力和兴趣，又回到自己的丑恶的生活圈子里。当然她并不甘心这样生活下去，她很骄傲，她生怕旁人刺痛她的自尊心。但她只有等待，等待着有一天幸运会来叩她的门，她能意外地得一笔财富，使她能独立地生活着。
展开
王系系
有许多文学大师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都大体说过，小时候并不曾想过长大了当个什么家。曹禹也不例外，他说他小时候绝没想过当什么剧作家，读书时，只想将来当个教书匠。他一生的希望就是能当上大学教授，研究点学问。
那么他何以会走一条“话剧的道路”呢？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就带他去看戏。那时还只有“文明戏”，或叫“新戏”。除此，他还看了不少京戏、河北梆子、评剧等，也听过许多京韵大鼓、天津时调、河南坠子，等等。他爱看京戏，甚至演过京戏《走雪山》，还被人称道说扮相不错，很有音乐感。但给他滋养很深的，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左传》、《楚辞》、《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唐宋诗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之类。
曹高十四岁考人天津南开中学以后，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了不少戏，已经初显出在戏剧方面独有的才华。可以说，曹禹的戏剧人生已经从这时起步了。他开始尝试把外国戏，像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成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财狂》，把高尔斯华绥的剧本《斗争》改成《争强》。他一方面改剧本、写戏，一方面又演戏。他参加排演的第一个戏是丁西林的《压迫》。他还曾在张彭春老师的导演下，主演过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舞台和戏剧两方面的知识自然谙熟于心了。在从中学到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期间，他读了数百种的外国剧本。也许正因为此，在写作剧本时，除了考虑舞台指示之外，他始终坚持“我的剧本总是想给读者读的”。
伟大作家必须要写出对生活深刻的真感受，写出他所要写的人物和思想。在这点上，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还是帝俄时期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都无一例外，中国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也一样。
十八岁时的曹禹有了一个梦，就是该写个像样的东西出来。他几乎整天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一边贪婪地读外国剧本，做笔记，一边苦思冥想，不断揣摩自己要写的戏剧里的人物性格、曲折故事甚至语言的特有风味等。想了五年，《雷雨》诞生了，那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雷雨》无疑是中西戏剧艺术集大成的一个典范，从希腊悲剧到契河夫不事雕琢的戏剧技巧和尤金·奥尼尔的抒情写实主义，在他卓越的编剧才能下，杂糅在了一起。《雷雨》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丰碑。相隔不久，他又以天才的戏剧禀赋，接连写出了《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名作。这是曹禹最好的四个剧本。
他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作《家》，也称得上是一部经典剧作。巴金在他晚年写的《怀念曹禺》一文中，提及一九四二年曹禹在泊于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开始改编他的《家》时说：“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曹禹晚年常慨叹：“莎剧的剧本极深刻，人物语言，非吾等所能想象。”其实，像写小说一样，戏剧的最深刻意义同样是刻画人的灵魂。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家，最该倾心的就是写“人”，全部的心思都该用在如何刻画人物上。曹民戏剧的成功之处，简单说来就在于他是在诗性的艺术创造中，把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刻画了出来，并使之不朽。
我想不单是因为，曹禹童年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郁闷家庭，才使他有意识地把描绘“家”的命运作为戏剧创作的根脉，并以反叛来挣脱铭刻在幼小心灵上的阴影。他的剧作，从《雷雨》、《北京人》、《家》，到《日出》、《原野》，都与“家”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的纠葛。一切的戏剧冲突，也都是在“家”中演绎。他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性的体现就是一个“家”，或者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质上就是“家”文化。逃离了小“家”又如何呢？娜拉是早摆在那儿了。小“家”无异于是一个大社会，大“家”也毋宁说是个小社会。总之，文化这个“家”注定了是谁都逃不出去的。所以，从悲剧意义上讲，“家”是人类永远的终极宿命，是一道永远无法冲破的藩篱。表面上束缚人的是“家”，而本质上却是文化的束缚。“家”的梦魔是人类心灵上永远的桎梏。“家”的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文化的悲剧。
戏剧是文学体裁中最精美、高贵的艺术形式。戏剧家一定要有诗人的性情才华，要有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刻画人物的本领，还要有散文家的精致细腻、杂文家的敏锐犀利，甚至要有哲学家的深邃堂奥。语言当然得是诗的。换言之，最好的戏剧应当是诗剧。莎土比亚如此，曹昌也是把这当成他戏剧艺术坚持不懈追求的最高理想。无论从何种角度，说他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一点不算过分。他的戏剧才华只有写出了《茶馆》的老舍，可与之比肩。
可惜而又遗憾的是，曹禹晚年完全陷入到一种“急于写戏，而腹中空空”的痛苦中。他曾在日记中立誓，“要从七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到九十一岁搁笔。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放弃社会活动，多看书，记录有用的语言”。读过巴金的《随想录》以后，他打心底羡慕巴金的勇敢、诚实，言行一致。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活着就要说真话，“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那些狼一般的‘正义者’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这‘时间’，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的一二部剧本”。他确实感到自己应该想写什么，便写什么！“不能有个东西箍着我的头，什么思想，什么条条框框妨碍我的笔。‘自由’当然不能绝对的，但写作时间‘自由’，任自己按自己已有的观念、思维、感情——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去写！不然，我将憋死！”
他真的被“憋”得痛苦万状。他成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但他有《雷雨》、《日出》传世，就已经不朽了。
中国现代戏剧的辉煌离不开曹禹，他是天才的戏剧大师。
天才的戏剧大师
王系系
有许多文学大师在回忆自己的童年时，都大体说过，小时候并不曾想过长大了当个什么家。曹禹也不例外，他说他小时候绝没想过当什么剧作家，读书时，只想将来当个教书匠。他一生的希望就是能当上大学教授，研究点学问。
那么他何以会走一条“话剧的道路”呢？七八岁的时候，母亲就带他去看戏。那时还只有“文明戏”，或叫“新戏”。除此，他还看了不少京戏、河北梆子、评剧等，也听过许多京韵大鼓、天津时调、河南坠子，等等。他爱看京戏，甚至演过京戏《走雪山》，还被人称道说扮相不错，很有音乐感。但给他滋养很深的，还是中国的古典文学，《左传》、《楚辞》、《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唐宋诗词、元代杂剧、明清小说之类。
曹高十四岁考人天津南开中学以后，加入了南开新剧团，演了不少戏，已经初显出在戏剧方面独有的才华。可以说，曹禹的戏剧人生已经从这时起步了。他开始尝试把外国戏，像莫里哀的《悭吝人》，改编成适合中国社会情况的《财狂》，把高尔斯华绥的剧本《斗争》改成《争强》。他一方面改剧本、写戏，一方面又演戏。他参加排演的第一个戏是丁西林的《压迫》。他还曾在张彭春老师的导演下，主演过易卜生的名剧《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舞台和戏剧两方面的知识自然谙熟于心了。在从中学到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期间，他读了数百种的外国剧本。也许正因为此，在写作剧本时，除了考虑舞台指示之外，他始终坚持“我的剧本总是想给读者读的”。
伟大作家必须要写出对生活深刻的真感受，写出他所要写的人物和思想。在这点上，无论英国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哈代，还是帝俄时期的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都无一例外，中国的鲁迅、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也一样。
十八岁时的曹禹有了一个梦，就是该写个像样的东西出来。他几乎整天坐在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一边贪婪地读外国剧本，做笔记，一边苦思冥想，不断揣摩自己要写的戏剧里的人物性格、曲折故事甚至语言的特有风味等。想了五年，《雷雨》诞生了，那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第一个高峰。《雷雨》无疑是中西戏剧艺术集大成的一个典范，从希腊悲剧到契河夫不事雕琢的戏剧技巧和尤金·奥尼尔的抒情写实主义，在他卓越的编剧才能下，杂糅在了一起。《雷雨》至今仍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一座难以逾越的艺术丰碑。相隔不久，他又以天才的戏剧禀赋，接连写出了《日出》、《原野》和《北京人》等名作。这是曹禹最好的四个剧本。
他根据巴金小说《家》改编的同名剧作《家》，也称得上是一部经典剧作。巴金在他晚年写的《怀念曹禺》一文中，提及一九四二年曹禹在泊于重庆附近的一条江轮上开始改编他的《家》时说：“整整一个夏天，他写出了他所有的爱和痛苦。那些充满激情的优美的台词，是从他心底深处流淌出来的，那里面有他的爱，有他的恨，有他的眼泪，有他的灵魂的呼号。他为自己的真实感情奋斗。……他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
曹禹晚年常慨叹：“莎剧的剧本极深刻，人物语言，非吾等所能想象。”其实，像写小说一样，戏剧的最深刻意义同样是刻画人的灵魂。他说作为一个戏剧家，最该倾心的就是写“人”，全部的心思都该用在如何刻画人物上。曹民戏剧的成功之处，简单说来就在于他是在诗性的艺术创造中，把一个个鲜活的灵魂刻画了出来，并使之不朽。
我想不单是因为，曹禹童年生活在一个令人窒息的郁闷家庭，才使他有意识地把描绘“家”的命运作为戏剧创作的根脉，并以反叛来挣脱铭刻在幼小心灵上的阴影。他的剧作，从《雷雨》、《北京人》、《家》，到《日出》、《原野》，都与“家”有着千丝万缕扯不断的纠葛。一切的戏剧冲突，也都是在“家”中演绎。他一定有更深层次的思考，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性的体现就是一个“家”，或者简言之，中国传统文化在实质上就是“家”文化。逃离了小“家”又如何呢？娜拉是早摆在那儿了。小“家”无异于是一个大社会，大“家”也毋宁说是个小社会。总之，文化这个“家”注定了是谁都逃不出去的。所以，从悲剧意义上讲，“家”是人类永远的终极宿命，是一道永远无法冲破的藩篱。表面上束缚人的是“家”，而本质上却是文化的束缚。“家”的梦魔是人类心灵上永远的桎梏。“家”的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文化的悲剧。
戏剧是文学体裁中最精美、高贵的艺术形式。戏剧家一定要有诗人的性情才华，要有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刻画人物的本领，还要有散文家的精致细腻、杂文家的敏锐犀利，甚至要有哲学家的深邃堂奥。语言当然得是诗的。换言之，最好的戏剧应当是诗剧。莎土比亚如此，曹昌也是把这当成他戏剧艺术坚持不懈追求的最高理想。无论从何种角度，说他是中国现代戏剧史上的莎士比亚一点不算过分。他的戏剧才华只有写出了《茶馆》的老舍，可与之比肩。
可惜而又遗憾的是，曹禹晚年完全陷入到一种“急于写戏，而腹中空空”的痛苦中。他曾在日记中立誓，“要从七十一岁起写作二十年，到九十一岁搁笔。要练身体，集材料，有秩序、有写作时间。放弃社会活动，多看书，记录有用的语言”。读过巴金的《随想录》以后，他打心底羡慕巴金的勇敢、诚实，言行一致。他也清醒地意识到，活着就要说真话，“但却怕说了很是偏激。那些狼一般的‘正义者’将夺去我的安静与时间，这‘时间’，我要写出我死前最后的一二部剧本”。他确实感到自己应该想写什么，便写什么！“不能有个东西箍着我的头，什么思想，什么条条框框妨碍我的笔。‘自由’当然不能绝对的，但写作时间‘自由’，任自己按自己已有的观念、思维、感情——爱的、憎的、纯挚的情感去写！不然，我将憋死！”
他真的被“憋”得痛苦万状。他成了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雷特”。
但他有《雷雨》、《日出》传世，就已经不朽了。
中国现代戏剧的辉煌离不开曹禹，他是天才的戏剧大师。
傅光明
2001年3月5日于中国现代文学馆
我心目中的曹禺
我心中曹禺与他“中国戏剧第一人”的赞誉无关,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天性忧郁敏感的孩子，五六岁时得知自己现在的妈妈只是自己的继母，而亲生母亲早已死去，父母亲总在楼上吸食大烟；是一个10岁读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19岁读完全英文版的《易卜生全集》，写《雷雨》之前读过250部世界名剧的嗜书狂；是15岁参加了南开新剧团，平时不爱说话到了舞台上却如鱼得水，导师是在中国戏剧界影响颇大的张彭春，一个从小就受到戏剧滋养的幸运儿，最终把全部的才华都给了戏剧……于是我明白了自己的欠缺。
18岁就被“一两段情节，几个人物，一种复杂又原始的情绪”勾引，于是孕育5年，在他23岁时，《雷雨》惊世而出。创作《日出》时，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一个热情如火的少年。之后是野性的《原野》和诗意的《北京人》。
作品中充满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一心找寻心灵快乐的幸福之路……于是我只想从他的作品中解读他的心思，而绝不想拿起笔学他的创作之路，因为不想一根筋地把我生活中的痛苦之处挖得苦不堪言，我知道洒脱与忘记的美好。
建国时，曹禺也成了个中年人，领导、演员、全国观众都在期待着他的新作。他曾在协和医院深入调查足足三个月，记的笔记达二十多本，于是很认真很真诚地创作了一部现在当做反面教材的剧本――《明朗的天》，他后期的作品总是被人批判为主题先行，其实他只是认真地犯了那个年代人人都会犯的傻，到了《王昭君》自己仍不满意，于是封笔。
之后就是以一种平和的身影出现于各种场合，对无论什么样的戏剧都表示赞美，提携后进从不吝啬表扬之词……于是我真切地明白了自由的意义和分量。
因着曹禺的名声，许多人对他崇拜仰视，许多人对他嗤之以鼻，觉得他名不符实而谁谁谁才是大师经典。
但他们忘了，这份名誉不是他自己争取的甚至是他所不希望的累赘。但只要中国戏剧还没有出现一个大家公认的至少和他比肩的剧作家，这份荣誉与奚落他就得继续担着。
永远记得1996年底的一天，戏剧学院内人们奔走相告，说曹禺去世了。那是个安静的阴天，天空灰蒙蒙的像擦不干净，而电视上转播的追悼会声音响亮、场面隆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