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也提倡中西学相互考证，学校图书馆里中外书籍也很丰富，这一切都为他了解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学范围内审视中国文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拓宽了他的比较研究的视野，使其文学史独具特色。在《中国文学史》第三编“分论”中，他还专门介绍了薄士纳所著的《比较文学》-书。在谈及文学的定义时，他首先引述了中国古代关于“文”与“文学”概念的演变，然后又引述了大田善男、达克士、苦因地仑、西在洛、巴尔扎克、科因西哀、狄比图松、烹苦斯德、薄士纳、朋科斯德、纽门等十余位外国学者关于文学的多处理解和定义，在对中外“文学”的不同概念进行比较研究之后，提出自己对文学的看法，论据充分，思维开阔，见解独特。这种在比较文学的基础上建立的文学观念，奠定了他的文学史写作的基本运作框架。在论及明代封建专制之下，文人士大夫清议谏争在野结社的行为时，黄人认为.“其势力之大，几与近世文明国之下议院相等”。但因门户之见与党派之争等原因，致使这种清议行为于国无补，“即其张皇补苴于文学界者，上之不过扬康斋、白沙之余波，袭北地、信阳之故步。下焉者，则以选征声色为经纶，以酒谱茶经为考据，浮慕四君之豪侠，重演六代之烟花。求其有卢骚之《民约论》、华盛顿之《独立文》之价值者，无有焉；即求华美儿之神话，索斯比亚之诗篇，能刺激人心、变易社会者亦无有焉。”将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西方文学的精神与晚明文学相比较，指出晚明文学的缺陷所在，确实发人深思。近年来晚明文学的研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注意，并将晚明文学与西方启蒙文学相比并，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重读黄人的这段论述，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认识更有其深刻之处。在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中，论述到具体时代的具体作品时，他也习惯于将同时期的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以见其异同。这种比较的方法虽然还较为简单，却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新局面，对于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也具有创新意义。可惜的是黄人开创的这种文学史中的比较方法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没有得到发扬光大。
撰写一部文学史，首先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编史方法，在编史的体例与叙述方法上，黄人的《中国文学史》也具有独创性。在第一编的“总论”中黄人曾深有感慨地说，中国古代文学虽然很发达也很重要，“而独无文学史。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