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齐，1940年3月生，现任教授、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山东古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硕士生导师，兼任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曹植学会名誉主席等。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近年来主要致力于以山东古代作家作品为重点的整理研究，主要论著有《何逊集校注》、《中国古代纪游文学史》、《齐鲁闻人》等。合著有《<红楼梦》注释》、《济南诗文选》、《山东古代文学家评传》（上）、《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李攀龙诗文选》等，先后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在以往的文学研究中，考察文学及其发展，人们大都注意时间因素，偏重于考察发展过程，而常常忽略问学生成的空间因素，譬如研究一个作家的生平，一般注意考察其生活的社会环境，特别是现实政治生活中的表现，而较少注意作为“社会环境”的人文地理环境的考察，实际上，文学生成和发展的因素是相当复杂的。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也有其特定的时空因素，如果要深入探讨文学生成的环境和发展的原因，就应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就时间而言，作家生活及其作品内容反映的生活状态，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产物：就空间而言，作家及其所描写的对象的生活环境，包括社会环境的自然环境都是十分具体的。教育部省属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中心重点资助项目 山东省九五社会科学规划重点项目。

    序<br>    山东省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基地，先秦时鲁国为中华主流学派儒家的发祥地，齐国的稷下学宫又是百家争鸣的论坛，秦汉以后文人学士历代辈出，堪称文化大省。<br>    古有“人杰地灵”之说，山东更有“东方三大”之誉，即泰山、东海、孔子。乾隆皇帝就曾以“东方三大”命题考试特科举子。泰山屹立于华夏“大东”之地，左海右陆，孔子则诞生于其间，即所谓“一山一水一圣人”，成为山东人文的标志。作为齐鲁之邦的山东，在先秦时代是文明首善之区，它于后世的中国，甚至东亚的影响，堪与古希腊之于欧洲文化相比拟。然而纵观其后的情况，除了两汉经学（从济南伏生到高密郑玄）彪炳于世之外，魏晋南北朝以降，山东学术成果，只有像贾思勰《齐民要术》等少数精品问世。就整体而言，则随着王朝的更替，递次落后于长安、洛阳、建康、汴梁、临安、北京等首都周围地区。山东不仅距首都较远，其经济状况；也不如江南富庶，这是合乎客观规律，理所当然的事。不过，若进一步观察，它的文学成就则偏偏一枝独秀，突出于其他成就，甚至不亚于同时的首善之地。这却是很值得注意的。<br>    例如我国最早的作家群体——建安七子，其出生地大都在今山东地区。魏晋以后，山东士族纷纷南下，如祢衡、诸葛亮、王羲之等都是山东文士中的著名人物。其后南迁山东士族的后裔，如鲍照、颜延之、刘勰、何逊、徐陵等都是卓越的文学家。根据那时的门阀士族严格保持其家学的习惯，其故土的流风遗韵是自不待言的。然而南迁大潮过后，山东本地的文学又继续发展，如唐之崔融、和凝，宋之王禹俏、李清照、辛弃疾，金元之杜仁杰、张养浩，明之李开先、李攀龙，清之王士祯、蒲松龄等，均享盛名于祖国文坛。上举诸家，除最后一位，都是诗（含词曲）人。自建安七子之后，山东一地于唐代就出现了以李白、孔巢父为代表的徂徕山“竹溪六逸”，于宋代出现了以范讽为首的“东州逸党”，金元出现了杜仁杰等东平剧曲作者群，明代出现了李攀龙、谢榛为骨干的“后七子”，清代出现了以王士祯为盟主的神韵派。这些山东人士在诗歌方面的影响，风靡全国。特别是李攀龙和王士祯二人甚至影响到东亚的汉诗界，至今流风未泯，真可谓“各领风骚五百年”了。山东诗坛昌盛，盖受“一山一水一圣人”之益，即孔门“诗教”的影响。<br>    先秦各大学派，墨家非乐，道家以为五音五色有碍于返朴归真，法家更认为文艺是害虫——六虱之一，惟有儒家重视礼乐文辞。孔子对《诗三百》的言论，已成为后世文艺理论的滥觞，“诗教”的重要意义已为世所公认。《乐记》一篇出于公孙尼子等孔门弟子集体编写授受，后收录于《礼记》之中，是我国首部以诗歌、音乐为主的文艺学专著。它的初稿，则早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汉以后说《诗》者，如《毛诗·大序》即直接引用《乐记》，而传《鲁诗》的申生，传《齐诗》的匡衡均为山东人。南北朝时的刘勰《文心雕龙》、萧统《文选序》、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在理论上颇有建树，他们虽已侨居外地几世，未便归美于山东，但是也可说当时门阀土族的强劲的家学传统，渊源所自，不外于孔门诗教。山东本地自宋代以后，如石介的《怪说》以激情酷笔批判西昆体，又如李清照对词作的大胆的评论，都起了较大的影响。明代李攀龙用其《诗删》选本及谢榛的《诗家直说》表达了他们的观点。清代王士稹的诗论被人辑为《带经堂诗话》，还有其论敌赵执信《谈龙录》的问世，都对全国诗坛有巨大影响。这应当是孔门诗教的遗泽。<br>    ……

    书摘<br>    齐、鲁地处黄河下游，东境濒海，西境为华北平原的一部分、部多丘陵，河道纵横，湖泽棋布；自然环境优美，物产富饶。自远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生息、繁衍。历年来的考古发掘，从胶东半岛至鲁西平原，大量史前文化遗存证明，这一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文化一样，发展和形成了自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商周之前，今山东及其周围地区，聚居着东夷族人。据目前考古资料证明，从新石器时代至商周以前，东夷族始终是这一带的土著居民。东夷族所创造的文化，即东夷族文化，与其他地区所形成的文化不同，是自成体系的一种文化形态，它是一种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br>    传说之中的虞舜，据孟子说是东夷人山，至今在山东境内，特别在今济南市，关于舜的传说和遗迹甚多。原济南城南门叫舜田门，因为“舜耕历山”之历山，就是今济南南郊之千佛山。关于舜所耕之“历山”，向有不同说法。宋代文学家曾巩在任齐州太守时，经过考定，认为原名历山的千佛山，就是舜当年所耕之历山①。关于舜的遗迹，还有舜祠、舜井、娥姜祠、娥姜水等。舜祠建在历山（即今千佛山上）；舜井在济南旧城南门内，相传是大舜锁押水怪巫支祁的地方。发源于趵突泉的泺水，又名娥姜水，水畔建有娥姜祠，是祭祀大舜的女儿娥皇、女英的地方。另外，在山东巨野之西有雷泽，也有一座历山，也传说为舜耕牧之处。因此，大舜是传说中东夷人早期的领袖人物，以舜为代表的舜文化，就是早期的东夷文化。东夷人与夏、商、周三代的关系，古代典籍中有不少记载。夏商时期，齐、鲁即今山东一带均为其势力范围。夏的封国遍及今山东境内，夏文化在齐、鲁两地的影响，已由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得到证明；商文化的影响，除史籍记载外，也有地下文物可征。据《左传·定公元年》记载，商汤的左相仲虺曾居薛（今山东滕州市），帝南庚曾迁都于奄（今山东曲阜），这一带很可能曾是商人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齐地临淄一带，也有商族侯国，如季勋、逢伯陵等。因此，东夷文化融合夏、商文化，为齐鲁文化的共同渊源。<br>    <br>    孟姜女是流传最为广泛的民间传说，在两千余年流传的过程中，虽情节有所演变，而其基本内容及其表现出的斗争精神并未改变。盂姜女的故事起源于春秋齐国，其原型为齐国杞梁之妻。<br>    据《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载，齐庄公从晋国返国途中袭击菖国，遇到莒人的坚决抵抗。莒国国君认为难以抗拒强大的齐国，打算向齐求和，大夫杞殖（即杞梁）、华还主张与齐决一死战。在齐军进攻时，莒君亲自击鼓，杞梁英勇战死。莒国请和，齐侯罢兵。齐侯对杞梁以死卫国的精神十分敬佩，在其返国途中，于莒都城郊遇到扶柩而归的杞梁妻，便派人前往吊祭，遭到杞梁妻的拒绝。她说：“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于罪，犹有先人之敝庐在，下妾不得与郊吊。”旧注以为齐侯郊吊大夫于古礼不合，实则杞妻借以维护自己的尊严。齐侯自知失礼，“吊诸其室”。<br>    在《左传》记载的基础上，杞梁妻的故事不断丰富、演化。《礼记·檀弓下》说：“齐庄公袭莒于夺，杞梁死焉，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增加了“哭”的情节。《孟子·告子下》又把杞梁妻的“哭”与齐国的风俗联系起来：“昔者王豹处于淇，而河西善讴；绵驹处于高唐，而齐右善歌；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变国俗。”及至汉代，又演绎出哭倒城墙（或<br>    山）的情节。故事的轮廓成为：杞梁妻到丈夫战死的城墙下痛哭，城墙为之倒塌，她背负着丈夫的尸体投淄水而死，表现出惊天动地的真情和贞烈。后来杞梁妻哭城的情节，又演化为民夫杞梁为筑长城而死，其妻寻夫认骨，哭倒长城，反映封建时代繁重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沉重苦难。到唐代，杞梁妻的的名字也变为“孟姜女”了。孟姜女的传说起源于齐地，最初她只是一个知礼而有尊严的女性。先秦时代，这一故事流传的范围也大致在齐鲁地区。至今在山东各地仍然流传着孟姜女的故事，只是她哭倒的莒国城墙变为山东境内的齐长城而已。至于她的“善哭”，与至今在山东地区仍很普遍的“哭凋”习俗有无关系，就难以考究了。<br>    齐鲁神话极其丰富多彩，除以上所述外，还有关于蚩尤、大舜，以及商代贤相傅说、伊尹的传说。在齐地所祠八神中有兵主蚩尤，蚩尤属炎帝一系。儒家言必称尧舜，把尧舜当做理想政治的代表。舜为何许人，历来说法不一。或认为与帝俊为一人，即东夷人的祖先。孟子说舜生于诸冯，是东夷人①。近世学者或认为“诸冯”即今山东诸城，或认为在今鲁、苏、豫之间②。舜在齐鲁地区的遗迹至今犹存。济南南郊的历山（今称千佛山）相传为舜耕之地，济南城南门称舜田门，城中、历山上曾建有舜祠，发源于趵突泉的泺水原名娥姜水，泉上建有祭祀舜之二女的娥英祠。《水经注·瓠子水》和《河水》说，舜耕之历山、所渔之雷泽的遗址，在今山东菏泽市。在今山东境内，舜的传说和遗迹如此集中，说明舜和齐鲁地区的远古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br>    齐鲁神话大部流行于齐地，齐人常常把人变成神，如姜太公；而鲁由于重视理性精神，却常常把神改造为人。发源于鲁地的儒家学派强调面对人生，重视现世，而对神话进行改造，使之成为历史传说。齐鲁对待神话的不同态度，表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识与价值取向，这也是齐鲁两地早期文化面貌不同的原因之一。例如关于鸟的神话，原本是东夷人图腾崇拜的表现，而《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郯子的话，鸟却变成了官名；“夔一足”的神话①，经孔子解释，夔由鸟变成了一个人名，并说成是帝尧的乐正官；夔一足，也不是夔只有一只足，而是尧因夔能干说“夔一而足”②。孔子等人以哲学家的理性，把神话解释成历史，把神话人物纳入历史系列的做法，促使远古神话消亡，也促使史官文化早熟，从而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br>    <br>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所谓文学自觉时代，文人成为文坛的主角。所谓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一是文学渐次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再是文学批评的出现及其理论的形成，三是文人文学所取得的高度成就。山东莒（今莒县）人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是文学批评领域集大成之作。文学创作领域，太康作家左思，东晋文学家王羲之及王氏作家群，以及伏滔、徐邈、华峤等；南朝王俭、王融及王氏作家群，颜延之及颜氏作家群，萧衍、萧纲及萧氏作家群，徐孝嗣、徐陵及徐氏作家群，刘峻及刘氏作家群，何承天、何逊及何氏作家群，以及任防、丘巨源、崔慰祖、伏挺、张正见、温子升等，都取得不同成就。<br>    汉魏之际，诗歌文人化是重要的文学现象，而建安文学是文人登上文坛之后，第一次展示其文学实绩。“建安七子”中，有四位是今山东籍人。孔融以散文著称，而其《杂诗》之二是较早抒发个人情志的诗篇；刘桢五言诗《赠从弟》已有抒情化、个性化倾向。王粲被誉称为“七子之冠冕”，是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徐干是位淡泊名利的学者，也有《情诗》那样情致缠绵为人传诵的名篇。可以说孔、王、刘、徐的诗歌创作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期的创作倾向和创作成就。其他，如诸葛亮的《出师表》，缪袭的《挽歌》，以及卞兰、孙该的赋等，都有一定成就。<br>    魏晋之际的山东籍作家，“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无著作传世。西晋出现了太康代表作家之一的左思，散文家羊祜、王沈、虞溥，以及女文学家左棻等。左思在太康作家中独树一帜，其《咏史》诗“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山，于诗风渐人轻绮之时，以其贴近现实的诗作唱出时代的最强音。<br>    东晋时期玄言诗盛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其子王献之、王凝之，以及“文高当世”的王殉，都是当时知名文学家。其他，如王彪之、王胡之，以及伏滔、徐邈、徐广等，也都有一定成就。<br>    晋宋之际，文风转变，“元嘉三大家”中的颜延之、鲍照，各自代表着一种文学倾向。颜延之上承太康作家潘岳、陆机，一反东晋以来尚简易的风气，而倡重炼字、尚形以及对仗、用典的文风；鲍照则继承汉乐府精神，吸收南朝乐府民歌艺术成就，将汉魏乐府之刚健质朴与南朝民歌之柔美艳丽相结合，并贯注关心现实的激情，艺术上雅俗相融，反映着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对后世影响巨大。南朝齐的王融，是永明体的代表作家之一；何逊是南朝梁的代表诗人，他的诗写山水而融入个人感受，注重审音炼字、工偶精对，对近体诗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南朝陈的徐陵是南朝末最有成就的文学家，擅长骈文，诗歌也取得较高成就，王夫之说他的诗歌对于古体是“落日余辉”，对于近体的形成则是“春晴始旦”①，所编《玉台新咏》是我国第三部诗歌总集；张正见的诗已渐人近体，也是著名诗人。    北朝文学不够发达，较著名的温子升、王褒、颜之推，都是山东籍作家。温子升是北朝成就最高的诗人、骈文家，王褒、庾信并以才情见称，他们诗歌风格的转变反映了南北文风融合的趋势。颜之推为南朝、隋之际的散文家、诗人，他为南北文风的融合也作出重要贡献。<br>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籍作家诗文，分别辑人今人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和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

序 徐北文<br>前言<br>上编 综 论<br>第一章 导言<br>第二章 作家里籍<br>第三章 家族文学与乡谊结社<br>下编 纵 论<br>第一章 齐鲁神话与传说<br>第二章 齐鲁诗风<br>第三章 齐鲁文风<br>第四章 齐鲁文风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