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梓不可能解决这场文化与现状、古典人文精神与现实世界的尖锐冲突。作者穷形尽相地讽刺了现状,同时也对那“文化”本身作了追问,产生了深层次的怀疑。一个极有说服力的典型便是杨执中这个标准的古拙之士。他不但不能指示什么文化前途,而且自身亦非什么高明角色。以虚化为高却不可能真正虚起来,更高不到哪里去;他再耽于自己的读书嗜好,也不可能成为“社会的良心,人类的理性”(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二娄是今不如昔、城不如乡、官不如民的清谈家。他们先期出场,正是舒解作者牢骚和愤懑的第一群人物,也体现着作者的部分情绪。只是,作者很快就舒缓否定了那种情绪,用反讽的笔意来写他们了。“二娄追杨”故事之所以成为《外史》中最精妙的篇章之一,或许正是因为它契合了作者最深邃、最隐秘的文化情绪。二娄三访杨执中也堪称经典性的反讽文本。反讽,正是作者的“态度”,也是其对付现状扭曲文化、文化又扭曲自身的最有力的对抗武器。反讽也是全书的基本“语法”,显示着作者对存在境遇的根本判断:人,为什么总活在不自知的误会中?
夏总甲(第二回)以为自己威福无比、风光无限,是误会;胡屠户(第三回)以为举人老爷都是文曲星下凡,是误会;二娄以为杨执中是大贤,是误会;杨执中把自己的古怪脾性当成古典文化的真脉遗存,更是误会……一部《外史》简直可以说是由误会组成的长镜头或“焦点”集锦:八股士生活在“舒服的误解”中,“发过”、“中了”的自然舒服透顶,就是不中、未发之士,或坐馆或当选家,都有献身于不朽之盛业的自我崇高感,马二先生起草八股选本的评语就如同起草导向性文件一样严肃认真。八股士以举业为生命的终极停泊点,是“不误的误会”;国家以周进、范进这样的人为“真才”,则是题中应有之义的误会;国家以利导义,鼓舞、吸附着无数士献身于四书五经,本为钳制思想,却保证了传统文化绵延不绝——尽管它必然杂俗化,但毕竟没有中断,是“误而不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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