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柳永词
休将俗俚薄屯田，能写悲秋兴象妍。
不减唐人高处在，潇潇暮雨洒江天。
“词”，这种自隋唐以来配合着当时流行的乐曲而演唱的歌词，从中晚唐之际由士大夫染指写作之后，其所经历的原是一段由俗曲而渐趋诗化的过程。由敦煌所发现的一些俗曲，而至《花间集》中的艳词，由温庭筠词之引人联想的美丽的形象及韦庄词之使人感动的真挚的抒情，到南唐冯延巳与李璟李煜父子对意境之含蕴深广的开拓，以迄北宋前期之晏殊与欧阳修诸人之以个人之襟抱、性情、学养、经历之融入小词，其风格与成就虽各有不同，但其递嬗演进之迹，却是同样向着歌词之诗化的途径默默进行着的。这种演进，迄于苏轼之出现，遂为小词之诗化创造了一个云飞风起的高峰。关于这段过程中之演变，自温、韦以至晏、欧的诸家词之风格特色及其有词史中之地位，我们在以前各篇分别讨论诸家词时，对之已曾有详细之介绍与论述，自不需在此更为辞费。至于苏轼的词，则我们在以后专论时，也将对之有详细之评介，亦不需在此更为辞费。我们现在所要讨论和评介的，乃是在北宋词坛上，经历了另一条途径和完成了另一种成就的一位重要作者——柳永。
如果说我们以前所评介的诸家，他们所走的乃是歌词之逐渐诗化的历程，那么，柳永所走的却正是“词”之真正以歌曲性质为主的，与当时俗乐更密切结合着的，一种更为通俗更为真切也更为写实的途径。这两种途径本来就有着明显的分歧，因此其风格面貌自然便也有着极大的差别。首先自其所使用的词调而言，在《花间集》与冯、李、晏、欧诸人的作品中，其所使用的词调多为篇幅较短之小令，而在柳永的《乐章集》中，则大量的使用了篇幅较长的慢词。过去也曾有人以为慢词之兴即始于北宋之柳永，其实早在唐代的俗曲中，便已经有慢词的歌曲了。王灼在《碧鸡漫志》中就曾经说：“唐中叶渐有今体慢词。”近世在敦煌所发现的《云谣集》中的一些慢词的歌曲，便足可以为之证明。只不过因为晚唐、五代士大夫之染指于词的作者，他们一般多只是填写短小的令词的曲调，所以慢词便仅能流行于小民市井之中，而一直未曾得到士大夫的青睐。造成这种现象的缘故，大约有两个因素：其一是观念的问题，慢词既是仅流行于市井间的俗曲，因此便不免受到了士大夫的鄙薄轻视，而对之不屑一为；其二则是能力的问题，小令之声律之多有近于诗者，此自为士大夫之所优为，而慢词之曲调则篇幅既然较大，其音律之转折变化，自然便也较小令要困难繁复得多，因此一般对音乐没有什么修养的士大夫，对慢词便除了“不屑”以外，同时也“不敢”轻于一试。但柳永却是一位观念上既能突破士大夫的迂腐之见，同时在能力上又特别禀赋有音乐之特长的作者，所以他才“敢于”也“能于”为当时受到上大夫所鄙薄的慢词俗曲来谱写歌词。这是从其词调方面所可见出的柳词与当日士大夫之词风全然不同的一点值得注意之处。其次再就内容方面而言，本来词在最初流入士大夫手中之时，其所写的原不过只是歌筵酒席间的艳曲，歌词的主题大多只不过是些对于美女和爱情的描摹叙写。关于这一点，五代及北宋的一些作者，可以说是大体皆然，柳永于此也并非例外。然而柳永所写的美女爱情，却表现出了与士大夫所写的美女爱情完全不同的另外一种意境和风格。如我们在前文所言，温、韦、晏、欧所经历的原是一种使歌词逐渐诗化的历程，他们所写的趋向诗化的词，大都是篇幅精简，语言含蓄，因之遂使其词中之美女与爱情隐约有了一种托喻和理想的色彩。即如温庭筠所写的“鸾镜与花枝”的美女，和晏殊所写的“望尽天涯路”的相思，便似乎都已经不再是现实中所可确指的人物和感情，而是以诗化之语言所表达的一种已经诗化了的人物和感情。然而柳永所写的则是以铺陈的长调，用通俗和坦率的语言，来叙写市井间歌伎舞女之现实的感情和生活。即如他所写“终日恹恹倦梳裹”的女子，和“悔当初不把雕鞍锁”的爱情，便丝毫没有一点托喻和理想的色彩，不仅在意境方面不足以引发读者高远的联想，而且在表现方面也缺乏含蓄典雅的风致。像这样的内容与风格，对当时已经被士大夫们所诗化了的词风而言，当然是一种极为大胆的叛离。张舜民的《画墁录》卷一中就曾记载着有一次柳永去见晏殊，谈到词的问题，晏殊便面斥柳永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伴伊坐’。”（按此句与前引二句皆见柳永《定风波》词)这是从内容方面所可见出的柳词与当日士大夫词风之不同的另外一点值得注意之处。由于以上二端，于是在以士大夫的习尚为标准的衡量中，对柳永的词遂一直颇有微辞。如王灼在其《碧鸡漫志》卷二中，就曾谓
柳词：“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不知书者尤好之。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亦曾云：“柳三变(即永)好为淫冶讴歌之曲。”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廿一亦谓：“柳词格固不高。”李清照也说柳词：“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见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卅三)直至清代的词评家如冯煦之《蒿庵论词》，且谓柳永“好为俳体，词多媟黩。”刘熙载之《艺概·词概》亦云柳词“风期未上”。可见将柳词视为俚俗尘下，原是一般人对柳词共有的印象。不过尽管在这些贬讥的评论中，他们也仍不得不承认柳词有着两点值得注意的长处，其一是声律之美，其二是铺叙之详。王灼即曾在批评柳词“浅近卑俗”的同时，也称述柳词“序事闲暇，有首有尾”，又云其“能择声律谐美者用之”。陈振孙在批评柳词“格固不高”的同时，也曾称其“音律谐婉，语意妥帖。”冯煦在批评柳词“好为俳体，词多媒黩。”的同时，也曾赞美柳词“曲处能直，密处能疏，奡处能平，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而出之自然，自是北宋巨手”。刘熙载在批评柳词“风期未上”的同时，也曾称美其“细密而妥溜，明白而家常，善于叙事，有过前人。”这些长处，可以说是和前面所提出的缺点一样，也是一般人对柳词所共有的印象。而这些缺点与优点又实在出于一源，那就是柳永之敢于和善于运用俗曲慢词的乐调。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曾载云：“柳耆卿为举子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所以柳永词中有一部分原是为乐工、歌伎而写的俗曲之歌辞，则其不免于俚俗，自属必然之结果。但也正是由于此种缘故，遂使得柳永在填写歌辞时，特别留意于声律之谐美。又因慢词之篇幅较长，遂使得柳永在填写歌辞时，也特别注意于层次之安排。总之，一般人对柳词之印象，无论是好是坏，可以说大多只是注意到柳词所显露的一些外表的特征，而如果我们能于柳永为乐工、歌伎所写的歌辞之外，更注意到柳永某些为自己抒发情志而写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柳永除了具备前面所述及的声律之美及铺叙之详两点长处之外，在其精神感情的世界及其作品之气象品质方面，却实在还具有一些更值得注意的特色。首先，我们所要提出来讨论的，就是有些人曾经认为柳词之佳者，颇有近于唐诗之高处与妙境。赵令峙之《侯鲭录》卷七便曾记载说：“东坡云：‘世言柳耆卿曲俗，非也。如《八声甘州》之“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六亦有相似之记载。只不过将东坡之言记为晁无咎之言而已。但晁氏原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则其所说，或亦有闻之于苏氏之可能。此外宋人之笔记及诗、词话，如《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卅二载《复斋漫录》亦有辗转相引之记述。明代杨慎之《词品》卷三《柳词为东坡所赏》一则，亦谓“东坡云‘人皆言柳耆卿词俗，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唐人佳处，不过如此。’”清代彭孙遹之《金粟词话》也曾有“柳七亦自有唐人妙境”之语。可见柳词之佳者，原有极值得称赏赞美之处，只可惜此种佳处并不象前面所提出的那些柳词外在特征之便于指述，于是遂不得不借唐诗为喻说，谓其有唐人之高处及妙境。于此，我们遂不得不对唐诗之高处及妙境略加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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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撰写此书的动机、体例以及论词绝句、词话、词论诸体之得失
一
这本《唐宋词名家论稿》系四川大学历史系前辈学人缪彦威教授(钺)与我合作共同撰写的《灵谿词说》我之内容的专集。《灵谿词说》的写作，对我而言，有两点极可纪念的意义：其一是遇合之可贵，其二是体例之创新。
先就遇合之可贵而言，我对缪先生之钦仰，盖始于三十年前初读其著作《诗词散论》之时。我自幼即耽读古典诗词，此虽由家庭环境之薰习，然亦出于一己之天性。当时每读历代诗词
之名篇佳什，总常常会引起我心中一种感发不能自已之情，而又苦于学识之浅薄幼稚，虽恍然若有所得，而未尝能自言其所得。昔《秦风·蒹葭》之诗，有“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之句，我想这就是当年我在阅读古典诗词时，心中所常具有的一种感受。在这种渺茫的向往追寻之中，前后曾经有两本评赏诗词的书，分别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感动：一
本是王静安先生的《人间词话》，另一本就是缪先生的《诗词散论》。这两本书的性质，其实并不完全相同。我之阅读《人间词话》，盖始于我还在读书的髫龄时代，而我之阅读《诗词散论》，则已在我大学毕业开始教书之后。《人间词话》是我在学习评赏古典诗词的途径中，为我开启门户的一把锁钥；而《诗词散论》则是在我已经逐渐养成了一己评赏之能力以后使我能获得更多之灵感与共鸣的一种光照。《人间词话》所标举者，是评赏诗词之际，所当体悟的一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衡量及辨析的准则；而《诗词散论》则是对个别的不同体制之韵文与不同风格之作者，在本质方面的精微的探讨。二书之性质既不尽同，我在阅读二书时之所得也并不尽同。不过在我的感受之中，这二本书却也有着一些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其中最值得称述的一点，就是此二书之作者之所叙写的，都是他们在多年阅读和写作之体验以后的所谓“深辨甘苦，惬心贵当”之言，这与一般作者之但以徵引成说或夸陈理论为自得的作品，是有很大不同的。再则，此二书之作者，似乎都各自具有一种灵思睿感，正如缪先生在其《王静安与叔本华》一文中所说的，“其心中如具灵光，各种学术经此灵光所照，即生异彩”。这正是此二书之所以能使读者在阅读时，往往得到极大之感悟和启发的主要缘故。而更可注意的一点则是此二书之作者在心灵感受方面，似乎原来便有着某些相近之处，古人云“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以《诗词散论》之作者，在其论王静安之文中，乃能独具深悟，且于篇末对静安先生之自沉深致叹惋。我个人既然自早岁即耽读静安先生之著作，是以在阅读缪先生《诗词散论》之时，乃亦不免常有一种“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其后在七十年代初期，当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撰写《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一书之时，遂亦每每引用《诗词散论》：中论王静安之语，而我对于此二书之作者，亦更增加了一份钦仰景慕之心。不过自古以来，因读其书而慕想其人的读者，常未必都有能与其所慕想之作者相逢一晤的机缘遇会。昔杜甫之于宋玉，就曾有过“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悲慨；辛稼轩崇爱陶渊明，在其一首《水龙吟》词中，曾写有“老来曾识渊明，梦中一见参差是是”的想象，又在其一首《贺新郎》词中，曾写有“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的句子，然而就在同一首词的后面，稼轩所写却也是“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的悲慨。至于我所钦慕的二位作者，则《人间词话》之作者既早巳成为古人，而经过多年动乱之后，我对于《诗词散论》之作者，也早已不敢抱有冀能一见之想。但谁知就在我并不敢抱有一见之想的情况中，却意外幸运地与《诗词散论》的作者不仅得到了相识见面的机会，而且蒙受到极深重的知赏，更进而能开始了共同撰写论词专著《灵谿词说》的合作，这对我而言，当然是极可宝贵的一种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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