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几年来，我们的文坛总是喷泉式突进，意想不到的文化景观常常不择而出，超出人们的理性边界。余秋雨热是这样，易中天热同样如此。看看易中天的学者生涯，以前写过数量不算少的文艺学、文化研究论著，字字殚精竭虑，却像雨水落进沙漠里，没有多大的社会反响。而自从上了中央电视台讲三国，顿时欢声一片，随后就是出版社和如云的“粉丝”，热闹非凡。因此说：现象大于个人，易中天还是那个易中天，围绕他的人群和声音却寒热两重天，这其中的奥妙何在?
“文化中产阶级”的文化欲望
一种文化产品在社会上热起来，总是有它的精神需求。需求越大，热度越高，这正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道理。那么，是什么样的人群热了易中天?初初看去，似乎是热爱历史的广大读者，细细根究，却并不尽然。这其中有一份文化情缘，更有一种文化青涩。中国文化的一个大优势，是我们拥有世界上极其罕见的静态文化资源。中国历史辉煌于唐代以前，那时候的欧洲文化过于萧瑟，压抑在基督教神性的神秘气韵中，人的活性还远远没有呈现。而中国文化始终没有脱离人间伦理，演绎出种种富于人类悲欢的精彩故事。就文学而言，自公元360年后，欧洲文化被《圣经》叙事大一统，进展甚少。而中国文学已经由简人繁，经典迭出。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自豪，也是中国人潜意识中的骄傲。不过这种自豪与骄傲在贫穷的时代隐而不显，因为大家还汲汲于饮食男女，无暇体会自身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归属。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以几何级数递增，年轻的一代普遍受过良好的基本教育，同时又感受到来自全球化的文化信息。稳定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一种生活情景：很多人在经济上还处于小康阶段，但在文化上已经达到中产水平。在互联网的支持下，他们拥有的信息、潜移默化的生存理念、对人生的向往已经高出了自身的经济地位。这时候，《故事会》之类的通俗读物远远不能适应他们的品味，而精致的纯文学之类读物又超出了他们的文化智趣。于是，一种应运而生的文化产品势必走红：它投合着人们对历史辉煌的自豪，又不那么讲究穷根问底(否则太累)。它不大具备“学习”功能，因为文化中产阶层需要的是放松，是轻度的有闲；同时它又充满文化的气氛，似乎在体会着某种深刻的东西。什么产品最符合这样的文化“定制”?“谈古”几乎是不二法门。讲历史本身就是一种深沉，至少是貌似深沉。历史本身又布满了疑云，正好用来编织故事篓子，娱乐性与文学性齐备。这样的文化产品正是文化中产们的最佳文化伴侣，最能激发他们的言说欲望。考虑到这一点，“易中天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没有易中天，还会有其他的文化人来填补缺位，这是时代的定数。
这样说绝不是贬低易中天的文化等级。我看易中天在电视台上讲三国，言辞很用心，有时还很小心，在适应大众化听感的时候又尽量保持儒雅的严谨。随后阅读他的《品三国》文字，深深感受到他梳理史料、掂量人物的一番苦功。我想，易中天初登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时，大概是有一种指点江山的庄严意识，欲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然而现今是个受众的时代，文化中产们硬是把易中天来个变形记，剔去他的学理气质，放大他的通俗一面，活生生地将一个书生变造成讲故事的文化小生。文学人经常说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莎士比亚，而我们的现实是一万个人里只有一个易中天，就是那个说书的教授。我们能责怪文化中产的浅薄吗?显然不能!而且非但不能，还应该击节欢呼。这是文化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其中包含着感性与理性的相互激荡，是人们在幼稚与成熟之间的攀爬。当人们度过这文化消费的青涩期，当易中天终于不再热，大家终将发现自己的种种误读，那时，社会文化又提升了一个台阶。
“文化精英”的价值焦虑
易中天的《品三国》，严格地说是“越界飞行”。他的本分是文学研究，忽然跑到历史的园子里说东道西，而且还是历史阵列中最复杂难辨的“三国”一段。说他“大胆”决不过分，可说他“妄为”却要斟酌。
从文学到历史有天壤之别，身为大学教授的易中天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文学理论家的历史功底无论如何不可能超过历史学家，难道易中天不怕自己的种种学术漏洞被人揪住死打，坏了学人的声名吗?当然不会。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类被人冷嘲热讽地“逗”了一番，至今余波不断，易中天看在眼里，岂会掉以轻心。然而如此险境，易中天还是“偏向虎山行”，这其中必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苦心或大志。学术上忌讳“伐心”之说，我不敢探讨易中天的用意，但有一种感觉还是想坦然言出，因为这涉及当代中年知识分子普遍的状态：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学人对自己的学术生涯有不可消解的价值焦虑，很难在纯粹的理性中获得自信和快乐。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也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在苦难中承担着社会良知的重任，与社会政治和文化运动有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但这种关系也带来了负面影响：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细分不足，公众化倾向却热情高涨。对于一个现代社会来说，分工的粗细和深化是历史的趋热，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按道理说，20世纪90年代之后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为知识分子提供了静心于学术的历史条件，政治的干扰少了，研究工作的物质条件也相对改善，知识分子可以恪守本分，尽享“乐道”的喜悦。但事实恰恰相反，很多中年知识分子陷入了价值危机：以往的知识体系带有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烙印，失去了言说价值，而新的话语体系又来不及消化和再造，处于欲言不能的尴尬。更为严重的是，即使勉力言说，又看不到坚实的历史价值，有些空说的虚无感。这种虚无感来自社会环境，也来自学者自身的局限。从社会方面来说，中国传统上是个“有国家无社会，有群体无个人”的共同体。国家政权垄断社会各个层面的权力，社会没有什么像样的中间组织，国家十分庞大，但民众却一盘散沙。相对应的是，民间生活中个人没有充分的自由空间，人生道路被规定在传统与习俗的划定范围中，鲜有活泼的个性。100多年来，这一状态有了很大的改变，但其中的遗传还是有不可忽视的力量。知识分子在学术研究中的那种思维向度和批判体系，往往不能获得社会的回应，启蒙的困顿和寂寞的清冷屡屡可见。通俗点说，知识分子辛劳一辈子，也许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生命的价值何在?当然，如果能够像康德那样，固守寂静的思想小屋，在纯粹理性中自得其乐，那也是可贵的境界。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来自伦理世界，骨子里崇尚实践理性。假如不能在现实可见的世界里获得肯定，必然寝食难安。这种文人品性逼着自己一定要介入当下的历史，否则就白活了。
易中天之所以“品三国”，其实也是在寻求介入社会的通道，大有传统士人的道德冲动。他从文学研究而文化研究，由文化研究而历史研究，努力中有一种寻找，表现了强劲的行动力。很多知识分子一面发着牢骚，一面无奈地做着自己也觉得大有疑问的“事业”，比起易中天，少了些探索的激情。但是，易中天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带着尴尬相：他做不到“想说就说”，更不可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他要变个声调，把学术的“美声”转成“通俗”，这就犯了大忌，怎么看也不像个教授，倒像个讲故事的。况且，语调是有惯性的，易中天喜欢将古代的职官、语词翻译为现代白话，甚至是时尚的流行语，仔细考量，有点大而化之的油滑。这当然是转型中的问题，也许冷静下来就会自我调整，但这还是暴露出一种困境：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左右为难的时代，无论哪种生存都有不可摆脱的缺憾。易中天的越界飞行也许是一种挣扎，热闹遮蔽不住隐约的空幻，《品三国》上百万册的发行量证明的是纯学术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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