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光明，1965年生于北京。河南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中国老舍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出逃》、《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合）、《吻火夜莺：徐志摩》、《萧乾评传》、《未带地图，行旅人生》、《书生本色》、《林海音：城南依稀梦寻》、《凌叔华：古韵精魂》、《现代文学梦影拾零》、《老舍之死及其他》等；译有《古韵》、《观察中国》、《我的童话人生——安徒生自传》等；主编《感悟名家经典小说》、《感悟名家经典散文》、《在文学馆听讲座》等多种丛书；编选《林海音文集》（5卷）、《萧乾文集》（10卷）等。

    文坛如江湖，写文好比练武，深湛精妙的上乘内功绝非一朝一夕可得，花拳绣腿最蒙不了人。真正的高手该是那归隐山林、静观江湖风云孤独的智者。钱钟书生是这样的智者，他给我的感觉像个身怀绝技的隐士，没有唯我独尊的倨傲，没有故步自封的满足，却仍醉然于面壁修行，虚怀若谷，学海无涯，对一刻也没消停过的江湖争斗，一笑置于不顾。英年早逝的王小波先生也是这样的智者，只不过我更觉得他像一位闲云野鹤般的江湖游侠，或日“浪漫骑士”，自处江湖中，不染江湖事，在“沉默的大多数”浑噩的神经里，以清醒的锐利思想、深邃的智慧锋芒一剑绝尘。如今的文坛江湖的确怪象横生，粗通拳脚，便急于传媒妙作，独领风骚三五天；圣贤不寂寞，重商轻文，贪慕虚名，党同伐异，学人情怀不复存。这倒尤显出了智者的可贵。无疑，梁锡华先生是有着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智者中的一个，他一肚子中西学问，是那种理性、知性和悟性合一的学者文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绵密感情意绪，使他在教书和学术研究之余，尤擅以散文随笔方式写小说……

    这是一个尚属空白的学术题目，介于文史之间。有些跨学科研究的意味，在老舍研究上，也无疑具有拓展研究路径的意义和价值。同时。“老舍之死”在某种程度上，缩影着20世纪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文学创作与生命选择的悲剧宿命。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却没有随同那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每逢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或忌日。人们都要将不朽的光环献给他。他的谜一样的“非正常死亡”，早已在不经意间成为历史传说的一部分。为什么这个曾用笔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快的老人会孤独地结束自己的生命?
    被称之为“文革”的这一中华民族的灾难事件，几乎在我有准确的记忆之前便宣告结束了，它对我来说已不是生活中的客观现实。但事实上。我无时无刻不感到自己依然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那些长辈们——成长时期为我传授知识和智慧的师长，现代社会生存还必须仰仗的主要支柱——不可能不在精神上深受影响。尽管人们说时间可以洗刷一切，甚至耻辱，但三十年、四十年。对一种文明和文明的中断来说。还是太短暂了。
    当我为自身的生存方式产生困惑时，不可避免地将目光转向那些长辈们，转向三十多年前。甚至更加遥远的历史。英国作家奥威尔在他的政治寓言小说《一九八四》中借人物之口说：“谁掌握了历史，谁就掌握了现在。”我的处境本身就是对历史的疑问，并导致了对现在的迷惑。其实，正是这种“功利性”的好奇心促使我开始了“老舍之死”的采访和研究。
    1966年以前的老舍，至少表面上还算得上是生活和创作上的双重强者。尽管他的生活有不如意，作品也有瑕疵，但这些并不能撼动他的“楷模”形象。可是倏忽间，这个人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连骨灰都没有留下。迷雾一样的历史仿佛裂开了一道缝，把他永远沉入了黑暗，留下的只是版本不一的各种猜度。
    我们只知道他在死前经受了突然的暴力和侮辱。紧接着，便在太平湖发现了尸体。这位自称“写家”和“文牛”的人，竟没有留下只言片语。没有人知道这位曾在小说中多次为善良人物安排投水自杀结局的老人，在死前经历了心灵和肉体双重的怎样巨大的苦痛。与“文革”中许多类似事件一样，这个悲剧也成了独角戏，除了受害人之外，只剩下隐藏在帷幕后边的“无物之阵”，今天人们通称其为“历史”。
    依照人类文明的规律，任何暴力行为都要受到审判，哪怕最后被推上被告席的是一个所有法官都心知肚明的替罪羊。但“文革”没有，至少“老舍之死”没有，没有法官，没有起诉人，没有被告，没有旁听者。
    历史有绝对真实的吗?我不敢妄自置喙。只要我们别有意制造“真空”的历史，就已经是历史的幸运了。接受了传统正规教育的我，已深知作为概念来传授和叙述的历史与历史本身的差距。
    可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这一圈套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了我对历史真实的怀疑。为了使采访更可靠，更接近事实本身，我在采访中刻意注重对细节的追询。结果事与愿违，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
    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哪一种叙述更接近事实本身。当然，这并不是说，不存在惟一的、真正的真实，或者追求真实的努力永远徒费无益。相反，假如真实是人类不可企及的神迹，那我们所要和正在做的便是无限地趋近事实，并尽最大努力以此来反抗历史叙述中的暴政和人类认知的有限。
    我也可通过自己的口述历史实践质疑，甭说作家笔下的历史绝不是信史，史学家的历史就真的重现了历史上的过去吗?我当然知道，细节的真实决不是全部历史；历史的真实与真实的历史并不是一回事；白纸黑字未必是信史；真正的历史往往在文字背后；“纯客观”的编年叙述并非就是接近历史的真实，等等。
    历史既然是由人来写的，人性的弱点当然就会不经意甚至是刻意地渗透进历史，人写的历史也就由此带上了人性的弱点。就是说，历史的叙述者与历史的记录者之间，存在着历史的“真空”。这是研究口述历史要特别注意甄别的。
    当然，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的受访人的叙述都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口述历史无疑是活的史料，也正因为其“活”，叙述者才越发强调它的真实。而这真实又“活”无对证，似乎就成了绝对历史。如果这样想，便上了历史的当。
    老舍是真实的人，他的死也是真实的事。这实人实事自然就构成了“老舍之死”这段历史。但几乎每一位口述者对几十年前的这“实人实事”的叙述酃不尽相同，实人倒是不假，“实事”却反而变得模糊不清。倘若按照许多今天的描述，当时的“实事”就当是另一番景象了。
    P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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