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陶渊明对传统文化的贡献（代绪论）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创造的结晶，但在其发展、凝结的流程中，人们的贡献与发生的影响是不同的。陶渊明则有其独特的贡献，并在民族文化心理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他的这种价值，充分体现在他是一个为中国民众所熟知的人物，他的思想行为及其艺术创造，在漫长的历史中广泛地存在人们的心中。至少有三个方面，他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首先是他那不慕荣利、不与污浊同流合污的高洁品格。他宁可下地种田，过苦日子，也绝不屈心抑志，汩泥扬波。几乎从他同时代的人起，就对他的这种高风亮节表现了无限的景仰。与他有过直接交往的颜延之由衷地赞美他“薄身厚志”，“高蹈独善”（《陶徵士诔》）。所谓“薄身厚志”，就是对身体的奉养看得很轻，而对心志所守看得很重；所谓“高蹈独善”，就是遗世独立，守志不阿。这是何等可贵的精神！稍后，南朝梁代的钟嵘作《诗品》，称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对他的人品同样倾倒备至。梁昭明太子萧统为他编辑文集，在序文中颂扬他“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说“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者乎”，的确，如果不是笃于志守的大贤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魏晋以来，隐逸之风盛行。人皆以隐逸为高，隐逸成为名士风流的重要内容之一。世有所尚，人必趋焉，也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隐士。比如周续之，他身为处士，又常往朝廷中跑，人家问他缘由，他回答说：“心驰魏阙者，以江湖为桎梏；情致两忘者，市朝亦岩穴耳！”他声言只要心隐了，在朝堂中也不妨做隐士，被称为“通隐先生”《莲社高贤传‘周续之传》）。桓玄篡晋，建立了大楚国，觉得历代都有隐遁之士，如果自己这一朝没有，不大好看，便征皇甫希之为著作，给他生活所需，让他坚辞不赴，号为高士。时人称之为“充隐”（《晋书·桓玄传》）。这两个人都是与陶渊明同时代的人物。隐逸如果别有所图，那不过是拿隐逸做招牌和手段，或借以邀誉，或借以得官，虽具高士之表，却无高洁之行。陶之高明处就在既非“通隐”，更非“充隐”，而是真隐。所以宋代的朱熹感慨地说：“晋宋人物，虽日尚清高，然个个要官职。这边一面清淡，那边一面招权纳货。陶渊明真个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晋宋人物。”正是这样，陶渊明的隐逸，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大不相同了。
　　大约正因为如此，陶渊明才有那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流传。《宋书·隐逸传》载陶渊明在彭泽令任上：
　　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吾不能
　　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彭泽令是彭泽县的一县之长，即后来所谓县太爷。督邮是县的上一级郡里的官员，负责督察纠举属县的违法事宜。陶渊明不愿意卑躬屈膝地侍候这种人物，便丢下县太爷的官位，归田隐居了。这对一般人来说，谈何容易！唐代诗人王维就说过：“近有陶潜，不肯把板屈腰见督邮，解印绶弃官去。后贫，《乞食》诗云‘叩门拙言辞’，是屡乞而惭也。尝一见督邮，安食公田数顷，一惭之不忍，而终身惭乎？”（《与魏居士书》）这与陶渊明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不为五斗米折腰”，后来几乎成为一切骨鲠之士的口头禅。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里谈其去官的原因时，只是说不耐烦做官，恰逢妹妹亡故，要去奔丧，便借机离去，所谓“因事顺心”，没有谈到不肯见督邮的事。但这件事见沈约《宋书·隐逸传》、萧统《陶渊明传》等多种文献的记载，当不是没有根据的。从陶的性情来看，也是十分可能的。
　　总之，陶渊明在这一方面，可谓品高云天，出污泥而不染，凛然峙立，令人肃然起敬。在他之后的人，一要辞官，或者一想到归隐，就不免想到他。如唐代诗人高适在封丘尉任上，感到“拜迎官长心欲碎，鞭打黎庶令人悲”时，便“转忆陶潜归去来”（《封丘作》）。直到1800多年后，近代诗人龚自珍还在颂扬他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陶的高尚品格，就是这样久远地深印在人们的心中。
　　其实，中国古代著名的隐士多得很，诸如巢父、许由之类，不胜枚举。但其影响都比不过陶渊明。因为别的隐士都只靠故事流传，有的并不凿凿可据；有的虽载人史籍，可证实有其人，但也只有简单的行事，缺乏鲜活的形象。陶渊明则通过其诗文作品，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的心中，因而更易获得人们心灵的共鸣。
　　其次，陶渊明提出过一个桃花源理想。在那个桃源世界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虽然“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好像跟外面的世界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其中的人们，“黄发垂髫，并恰然自乐”，无论老少，都欢乐自得，这就与外面世界的生活无着、啼饥号寒完全不一样了。它成为与现实相对立的一个天地。在那里，“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人人都有田可耕，自食其力；“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劳动收获归劳动者所有，完全没有压榨掠夺。所以它被称为“世外桃源”。这个洞天福地不知引起过多少人的向往。李白说：“别离解相访，应在武陵多。”（《书情赠蔡舍人雄》）武陵就是指武陵渔人所发现的那个桃花源。李白为什么要到那里去呢？他说得明白，就是因为那里“桃花流水窗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山中问答》）。那里是与人间不同的一个天地。王维甚至把它描绘为神仙世界：“居人共住武陵源，还从物外起田园。……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峡里谁知有人事，世中遥望空云山。”（《桃源行》）人们最羡慕的莫过于神仙世界了，就把它赠给了桃花源。
　　桃花源当然是一个乌托邦，只存在于幻想世界里。但是它喊出了封建社会中千千万万民众摆脱压榨的心声，不时激起人们的热情、期望与憧憬。对这样一种理想社会的向往，也并非始于陶渊明。早在《诗经·硕鼠》里，就提出过“乐十”但对“乐土”世界不曾有什么具体描绘。《礼记·礼运》篇里，也提出过大同世界，比《诗经》中的乐土还有了颇为具体的表述，但毕竟是属于经传中的东西，缺少普及的力量。不像陶渊明的桃花源，以一篇浅显而生动的记和一篇通俗而形象的诗，描绘出活生生的桃花源社会情景，为人们所喜闻乐道而深人人心。陶渊明也就和桃花源一起走入了人们的心灵世界。
　　最后，就是他的文学造诣和成就了。陶渊明不仅有高尚的人格和理想，拥有一个崇高的精神王国，而且还有高超的艺术作品，拥有一个迷人的艺术世界。他在中国文学史上首创了田园诗，第一个把普通的田园生活引入艺术领域，独开一派——田园诗派。他笔下的田园又并非一般的农家生活，而是寄寓他理想追求的天地，近乎人间的别有洞天，就像他那个桃源理想是世外桃源一样。他的田园诗就是这种独特生活天地的艺术体现。因此那境界既是人格的，也是社会理想的，同时又是艺术的；是诗人精神王国与艺术世界的融合。他把他全部可贵的精神铸造为艺术形象，使人可感可触。这是一种真正的“意”与“境”结合的产物，在中国诗歌意境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把情景交融即视为具有意境的话，那么陶诗已超越这种模式，而达到包蕴某种理想生活境界和人生哲理的醒悟的内涵。这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意境，把中国诗歌艺术推上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这种意境后继虽不乏人，但无疑是从陶渊明开始，是他对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一大贡献，也是他为中国传统文化添加的珍品。
　　陶的田园诗是中国古代艺苑中的一朵奇葩，是他人所无法代替的。我们可以说，他没有杜甫那么伟大，但杜甫代替不了他；我们也可以说，他没有李白那么伟大，但李白也代替不了他。我们要杜甫、李白，同时也要陶渊明。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几种不同的倾向。比如李白，具有人们称之为浪漫主义的特色；杜甫，具有人们称之为现实主义的特色；再就是陶渊明了，他不属于李或杜的任何一种，他是属于自然风物、山水田园，而把人的理想追求融化其中。这三种不同的艺术创造，都以各自的独创丰富了中国古代诗歌的百花园。艺术不同于科学，科学只求合乎真理，艺术则还要求千姿百态，丰富多彩。即使反映同一题材、描写同一内容，也要求多种多样，百花争艳。人们常常用花来比喻艺术，是十分恰当的。花就要百花齐放，一花独放不行。地球上如果只有一种花，那真要单调死了。人们的精神世界也要大大地枯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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