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被忽视：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些民族由于中国内部的发展趋势而不能以令他们满意的立场来加入审国文明，因为他们的环境虽然与变成汉族的民族相近，但不像中国历史中心地区那样包含许多自然的中国因素。因为这个原因，他们日渐放弃农业资源的利用而专力发展牧畜资源，这种差异一直发展到使“半草原”的社会不再是“半”，而是整个的草原化。到了这个阶段，它就开始利用草原乘马技术来促进草原环境中生活的效率。
这些必要的技术是自己发明的，还是输入的、借用的，或从征服者那里被迫接受的，都是次要的问题（我在讨论中亚的绿洲时将再涉及这个问题）。这里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技术在没有被一个社会利用时是没有用的。能够利用这些技术的时代还很难确定，但一些要点还是清楚的。第一，虽然灌溉技术已经造成了新的农业倾向，但原始的汉族仍然养牛、养羊和捕猎。事实上，对这些资源的利用在中国一直保存其重要性，虽然它们并不能和农业的优势对抗。第二，从新石器时代起，草原社会和草原地区边缘的社会从没有完全归于牧畜经济。在草原的边缘及草原上特别适宜的地点，农业持续地或时断时续地存在着。因此，历史研究需要将注意点放在对一个时代的确立，在该时代，灌溉农业在中国占绝对优势而牧畜在草原上占了绝对优势。
我们可以很容易看出中国的转变比草原的转变为早，公元前2000年在河南、山西地区的殷商居民的特点不在于他们仍然保留着捕猎和畜牧，而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在城市周围的高度发展的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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