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林，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经学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国社科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人的灵魂是要靠上帝来管的。中国文化不然，人的灵魂是要靠自己来管的，而这个统辖中国人灵魂的东西人们称之为“德”，它是对人类理性的集中表述，它让人们懂得怎样自别于禽兽。
　　“德”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视而不见，察而无形，怎样才能让它根植于社会的基层、大众的心田呢?古人把德分解成若干德目，例如孝悌、忠信、谦让、敬业、乐群、勤政、爱民等等，每一个德目之下，都有许多具体的行为规范可供遵循，你在生活中实践了这些规范，那么德性就在你身上得到了体现。这样的行为规范就是礼。《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就是合于道理的行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道理无处不在，因此礼也是无所不在的。
　　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认识和培育德性的过程。不仅要“知书”，而且要“达礼”，倘能知、行合一，德性才会变成德行。通过亲身践履礼、体悟礼的真谛，就能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处处中规中矩，进而变化气质，涵养德性，卓有风范，成贤成圣。如果说理是目标，礼则是走向这一目标的桥梁。孔子特别强调对于礼的学习，他说：“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不受道德的约束，就无法在社会上安身立命，所以《左传》说：“礼，身之干也。”

　　礼仪
　　狭义的礼，是人际交往的礼节。仪节是古代的知识精英依据道德要求制订出来的行为规范，具有指导意义。
　　礼包括内容与形式两个相辅相成的要素。一定的形式是为了体现一定的内涵。形式好比外壳，内涵犹如灵魂。没有外壳，灵魂就无处寄寓。没有灵魂，外壳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古人把礼的形式称为“礼法”，这是礼的规定性，必须按照它的要求一步一步去做；而把礼的内涵称为“礼义”。照着礼法的要求去做，是必需的，但还不够。理想的状态是，既懂得怎样去做，又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人的成长有内、外两个方面：内求德性的纯正，外求言行的端正。所以自古以来，君子都内外兼修．礼的内、外两面，与人的内、外兼修完全一致。学礼，既要熟悉礼的外在形式，又要把握礼的内在神髓。春秋末期，列国的诸侯虽然也不忘祭神祭祖，玉帛钟鼓，像模像样的，其实不过是虚应故事，孔子愤愤地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左传》上说，鲁昭公到晋国访问，从“郊劳”的礼节开始，步步为礼，在相当冗长的仪式中，居然没有做错一处，许多晋国人惊叹不已。可是晋国的贤人女叔齐却说，礼是道德的体现，可是鲁昭公治国无道，百姓怨恨，与邻国的关系也很险恶，他哪里懂得礼呢？眼下他做的不过是徒具形式的“仪”而已！女叔齐的批评非常深刻，值得我们深思。
　　离开了礼义，即使仪式做得再完美，也只能是作秀。眼下许多宾馆挑选和培训服务员，只注重外表漂亮和举止得体，而忽视德性的教育，其结果是如同花瓶，只是摆设而已，宾馆的服务质量始终得不到提升。还有一些企业不把精力放在练好“内功”上，而是千方百计在包装上下功夫，甚至招聘某些美女或者名人做“形象大使”，企业自身则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徒劳无益。学礼，一定要礼法和礼义同时并举，并且要特别强调礼义的核心灵魂地位，《礼记》说：“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的重要性如此，千万不可等闲视之。
　　《礼记》是礼学经典，但它并不专讲礼法，恰恰相反，它从第一篇开始，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谈做人的道理和原则，例如：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故曰：礼者不可不学也。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礼，不妄说人，不辞费。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礼之质也。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撙节退让以明礼。
　　贫者不以货财为礼，老者不以筋力为礼。这些类似警句与格言的文句，在《礼记》中俯拾皆是，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今天对于我们修身进德，依然具有积极的意义，不妨作为座右之铭，终身服膺。
　　诚敬
　　古人把纷繁的礼仪分为吉、凶、军、宾、嘉五类，称为“五礼”。五礼的核心都是要表达诚敬之心。
　　吉礼是指祭祀天、地和祖先的礼仪。天地是万物之源，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祖先是家族的源头，是赋予我们生命的人；祭礼是为了铭记恩泽，表达敬意。凶礼是指丧礼和荒礼：丧礼是向逝去的亲人表达敬意的礼仪；荒礼是对发生自然灾害的地区施以援手，慰问并捐赠粮食、衣物的礼仪。军礼是军队训练、出征、凯旋的礼仪，是为了表达对国家主权的敬意。宾礼是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礼仪，是为了表达对对方的敬意。嘉礼包括冠礼、婚礼、燕飨、贺庆之礼，也都是表达敬意的礼仪。
　　离开了敬，礼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对父祖、对尊长、对他人、对大自然都要心存敬意。古代所有的礼，都是为了培养你内心的敬意，所以各种礼仪都要求服饰整洁、容貌端庄、言语谦恭，揖让周旋，处处有节。一些重大的礼仪，甚至要求提前很多天就沐浴、斋戒，让心绪进人状态。所以《孝经》用一言以蔽之的口气说道：“礼者，敬而已矣。”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敬意必须发自内心，如果没有诚意，只是做做样子，如同演戏，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礼记》开头一句就是“毋不敬”，把“敬”作为全书的纲领，要求人们在生活层面树立起严肃的人生态度，把“敬”的存养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贯通起来。小而言之，衣衫不整、语言鄙俗、容貌不端、散漫怠惰、无所用心、玩世不恭，都是内心不敬的直接表现，都在戒绝之列。大而言之，要通过涵养内心的“敬”，树立起人文关怀的理念，并且贯彻到对事业的无限追求以及对祖国的无限忠贞之上。
　　当前，我们社会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司法问题，归根到底是人心的问题。上了车，不肯让座；开着车，不肯让道；当了官，玩忽职守；经了商，造假卖假。所有这些问题的本质在于人心。设想一下，如果人人懂得“敬”的道理，就一定会在道德上自律，就会自觉地关注社会的进步，关注弱势群体，就会主动地关爱老年人，就会处处尊重他人、与人礼让，就会努力地把本质工作做好。
　　儒家倡导的“敬”，是中国式的人文精神的体现，它有丰富的内核，却没有边界，它可以无限扩展，充盈于人生、事业，乃至万事万物。胸中如果有了一个大写的“敬”字，你就会气象焕然一新。
　　仪容
　　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不笑，临乐不叹，介冑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
　　《礼记》
　　古人说：“礼缘情而作。”意思是说，礼节是为了表达情感而制订的。每一个人都有喜、怒、哀、乐之情，对父母的挚爱，对敌人的仇恨，对丧亲的哀伤，对成功的喜悦等等，我们都会用一定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是，情感的表达一定要有度，要恰到好处，不能大喜大悲、狂躁暴怒，那样既不利于自己的身心健康，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古人制订的各种礼节，正是为了帮助人们正确地、理智地把握自己的情感，使它始终处于“中和”的境界。从国家大典到家庭的婚丧喜庆，主题各不相同，参与者的情感应该与礼仪的性质相称，绝对不能破坏活动的气氛。《礼记》说：“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不笑，临乐不叹，介冑则有不可犯之色。故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意思是说，参加丧礼，一定要有悲哀的神情，不要嘻笑。在欢乐的场合，就不要唉声叹气。如果身披戎装，就应该有凛然不可侵犯的神色。君子慎重对待自己的神色，决不失态于人。
　　参加政府或者单位的正式活动，或者去拜见尊长，要做到“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意思是说，容貌要凝重而优雅，步履稳重、缓慢，不在人群中乱蹿；行礼时手摆放的位置要高而正，不能有懈怠懒散的行为；看人的眼神要正，不要躲闪游移；嘴不妄动，不吃食物、不嚼口香糖；说话的声音要平静，不要大声嚷嚷；头部要正直，不左右倾仄；不大口喘气，气息要细而长；站姿端正，精神饱满，不倚不靠，像一座山那样挺拔；神色要庄重，不嬉戏逗闹。古人提倡内在德性的端正，因此要求外在的形体也要相一致，所以礼容都强调一个“正”字，以此来展不自己的德性。
　　在正式场合，要注意自己的体态。身体的前倾与后仰，所表达的心态是不同的。后仰是一种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的表现。而略微前倾则是恭敬的表现。《论语》上说，孔子每次走进政府机关的大门，内心就会升起一种崇敬的心情，身体自然而然地略为朝前倾，好像在鞠躬致意。《论语》把这种体态描述为“鞠躬如也”，这是一种虔敬的表情。
　　在礼仪场合接受对方馈赠的物品，或者是向对方赠送礼品，无论它的轻重大小，都要用双手捧持，而且体态也要“鞠躬如也”。用一只手随随便便地拿着，或者漫不经心地揣着、拎着，那是失礼的表现。如果是特别珍贵的礼物，或者是容易破碎的物品，应该“执轻如不克”，小心翼翼，好像是捧着一件重得拿不动的东西一样。至于手的高度，则有“奉者当心，提者当带”两种情况：凡是用双手捧持物品，手的高度应该与心的位置相当；如果物件较大，只能手提，那么高度应该大致与腰带相当，绝对不能把物件放在地上拖着走。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最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眼神，朱熹说：“人与物接，其神在目。故胸中正则神精而明，不正则神散而昏。”有一身正气的人，眼神一定清澈而光明。心术不正的人，眼神必然散乱昏暗，显得浑浊。孟子说，“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廈哉！人焉廈哉！”意思是说，听人说话时，观察他的眼神，他能躲到哪里去呢！他能躲到哪里去呢！笑容和漂亮的言辞都可以伪装，唯独眼神是伪装不出来的。只有真诚待人，眼神才是温暖、亲切的。
　　在与人谈话时，要注意自己视线的落点。如果视线高于对方的头部，会显得傲气；视线落在对方的脚部或者地上，则显得自卑，不自信。一般来说，与人谈话时，应该注视对方的眼睛．这样对方会感受到你在专心听讲；如果谈话的时间比较长，可以适度调整到对方眼睛以下、胸部以上的区域，这样既能避免目光时时接触的紧张，也可以表明你仍然关注对方。但是目光切不可游移不定，一会看地，一会望天，或者左顾右盼，显得心不在焉。
　　微笑是礼容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微笑要发自内心，不要做作，不要刻意地不露牙齿，或者非要露出八颗牙齿。但凡对他人有敬意，内心感到愉悦，微笑就一定会显得自然而得体，令人倍感亲切。
　　《礼记》中关于礼容的要求很多，例如，在严肃的正规的场合要做到“七不”：即“不敢哕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视，不敢唾演，寒不敢袭，痒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亵衣衾不见”。在正式场合打饱嗝、打哈欠、伸懒腰、吐唾沫、擤鼻涕、歪坐、斜视、架二郎腿，都是失礼和没有修养的行为。
　　《礼记>>还说，在正式场合，无论是坐还是站，都要端正；视线要有一定的方向。歪坐、斜站，眼睛到处乱看，都是怠惰不敬的表现。不要侧耳偷听，不要叫喊着应答，不要歪眼看人，不要懈怠放纵。侧耳偷听，有侵犯隐私的嫌疑，高声回答，显得粗鲁无礼；歪眼看人，显得傲慢诡诈；懈怠放纵，人就没有精神。
　　《礼记》又说，走路时手脚甩动不要太大，那样显得倨傲霸道；站立时，身体不要东歪西倒，懒懒散散；安坐时，不要双脚伸直叉开朝前；睡觉时，不要伏床而眠，那样既不雅观又有损健康。
　　服饰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衣服的作用，除了御寒、遮羞的作用之外，还可以体现审美情趣和内心的情感。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衣服的作用，除了御寒、遮羞的作用之外，还可以体现审美情趣和内心的情感。一个有教养的人，总是把精力放在内心的修养上，注重提高自身的素养，至于服装，但求大方整洁，与自己的身份相称，不与人争奇斗艳、炫富摆阔。
　　与人交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服装，所以《礼记》说：“礼仪之始，在于正衣冠。”要讲礼，首先要把衣帽穿戴正了。中华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无论男女，早晨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梳头，把头发梳理整齐后盘起来，再用簪子把发髻固定住，上面还要用丝绸或者布包裹，这样既美观，又能保护头发。正衣冠，是严肃的生活态度的体现，所以决不敢蓬头垢面、披头散发地面对家庭、面对他人、面对社会。
　　在公共场所穿戴整齐，衣冠整洁，是讲究文明的表现，既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的尊重。《礼记》有“敛发毋髢，冠毋免，劳毋袒，暑毋褰裳”的规定，意思是说，头发要梳理束结起来，不要披着。冠不要随便脱下，因为古代男子必须戴冠，就像今天的军人一样，军帽是不能随便脱下的。即使是参加劳作，也不要袒胸露背；天气再热，也不要撩起衣裳，或者赤裸上身。在公共场所没有特殊理由而打赤膊、光脚，是极不文明的表现，是对他人，尤其是对女性的不尊重。
　　衣服要与职业相称，要体现职业的严肃和庄重，穿着不要过于暴露，或者奇装异服。职业女性在工作场所不要穿吊带上衣和超短裙。女性在大庭广众袒胸露背，是对自己的不尊重，也容易引发其他问题。所谓“男性穿得越多，越绅士；女性穿得越少，越时尚”的说法，是在误导社会。有些女性穿着拖鞋、背心，以及不太正规的短裤，露出肚脐，堂而皇之出入任何场所，包括上飞机，是受到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所致，应该戒绝。
　　衣服要跟年龄、职业、场所协调。参加丧礼，要穿黑色或白色这两种最朴素的颜色的衣服。如果吊唁者服饰艳丽，涂着口红，化妆前往，或者穿的是黑西服，但领带是花的，就会与丧礼的气氛不协调，令人反感。相反，婚礼或者寿庆是喜气的场合，不要穿黑色或者纯白色的衣服，正在服丧的人最好不要去参加。
　　衣冠的穿戴要紧凑。朱熹提出了“三紧”的标准，就是帽带要紧、腰带要紧、鞋带要紧。三者都扎紧丁，人的精神状态才会显得振作，才能表现出对人、对事的郑重。宽松式的休闲服装只能在业余时间穿，如果穿到工作场所或者礼仪场合，就显得松松垮垮，衣衫不整，精神状态不到位，甚至被人轻贱。
　　古人强调服装要朴实，反对华而不实，认为外表的衣服要与内在的德性相称，要跟内在的情感一致。比如《礼记》说“童子不衣裘裳”，裘皮衣服太过华贵，小孩子年幼无知，不配穿这样的衣服。另外，从健康的角度来讲，皮衣服穿了上火，对孩子没有好处。
　　尊卑
　　所谓尊卑，不是说社会上有一类人永远是尊者，另一类人永远是卑者，此类人永远压仰彼类人；恰恰相反，所有的人都是相对为尊卑。尊卑，是中华礼仪的重要特色，也是区别于西方礼仪的关键之处。西方文化是宗教文化，强调人人都是上帝的儿子，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生而平等，他们不太强调辈分。中国文化不然，中国人十分强调尊卑，许多礼节都是为此而设计，或者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古人认为，社会中人与人的复杂关系可以归结为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等五种伦理关系，称为“五伦”。五伦之间需要一定的行为规则，社会才会有序而和谐。
　　在儒家的理论中，社会秩序是按照“在朝序爵，在野序齿”这两个原则确定的。
　　所谓“在朝”，是指在政府部门或者正式场合，要以爵位的尊卑为秩序。人们往往厌恶等级的存在，认为这是不平等的表现。其实等级是社会管理所必需的，一万多年前人类处于原始群落的状态，无父无君，虽然人人平等，却是野蛮时代的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事日繁，国土渐开，需要分层分级的管理，并且需要明确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从属关系，否则政府机构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各级管理者所承担的责任有大小，儒家认为，德性与职务应该成正比，德性越高者职务应该越高。爵高者承担的社会责任大，所以是尊者，应该受到下属的尊重。他们的某些特殊待遇，例如配备专机、专车，是为了更有效地工作，而不应该当作谋私的特权。
　　所谓“在野”，是指在民间或者非正式场合，由于彼此之间都没有官阶，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宋确定尊卑关系。中国民间的尊卑关系是按照辈分或者年齿来区分：不同辈分之间，辈分高者为尊，低者为卑；同一辈的，年齿（年龄）大者为尊，小者为卑。无论是宴饮还是其他活动，都要以尊卑为序。这就是我们民族千年承传的“长幼有序”的社会风气，它与儒家提倡的孝悌、尊老的理念是相为表里的。
　　秩序问题，说得简单明了一点，就是谁先谁后，或者说是谁让谁的问题。确立了尊卑的关系，谁先谁后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以年齿为尊卑之序，不仅最为公平，也最合理。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有老年人在，他就应该优先，老者为家族和社会作贡献的时间久，加之年老体衰，理应受到晚辈的尊重。在平辈之间也是如此，兄长受教育的程度高、生活经验丰富，理应受到弟辈的尊重。
　　所谓尊卑，不是说社会上有一类人永远是尊者，另一类人永远是卑者，此类人永远压抑彼类人；恰恰相反，所有的人都是相对为尊卑。一家三代，父亲在儿子面前是尊者，而在祖父面前则是卑者。父子之间，做儿子的是卑者，一旦娶妻生子，做了父亲，就变成尊者。所以家里没有一成不变的尊者，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卑者。平辈、同事之间相交，各自把对方当尊者，而把自己当卑者，彼此都得到尊重。可见，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
　　现实社会不是理想国，总会存在地位或者贫富的差异，那么不同身份的人是否平等呢？《礼记》说：“礼者，自卑而敬人。虽负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贵乎？”意思是说，所谓礼，是通过“自卑而敬人”的方式来展现的。这里的“自卑”不是今人说的没有自尊的“自卑感”，而是自我谦卑的意思。“自卑而敬人”，是中国人彼此交往的重要原则，要求人们把对方放在比自己高的位置来加以尊敬，而把自己放在次要的位置。而在中国人看来，只有所有的人都能做到处处尊重对方，社会才会进入高度和谐的境界，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平等。　　“负贩者”是指肩挑背负、沿街叫卖的小贩，当时属于“弱势群体”，即使如此，他们也有做人的尊严，应该受到社会的尊重。《礼记》称引孔子关于“大同世界”的论述，反对人欺压人，认为鳏、寡、孤、独应该得到全社会的关怀，并且把他们过得是否幸福，作为衡量社会完美与否的重要指标。这些论述的意思都是一致的，对于今天建设和谐社会很有启迪。有尊卑，就必然有礼让。礼让与竞争并不矛盾。礼让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秩序上，而竞争则主要体现在事业上。该礼让的地方应该礼让，该竞争的地方不妨努力竞争。礼让创造的良好社会氛围，可以让人更好地投入竞争。

前言
礼义
诚敬
仪容
服饰
尊卑
拜礼
孝亲
敬长
访客
宴饮
雅言
书信
附《礼记》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