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的星星，人间的理想——男耕女织，丰衣足食，牵牛与织女将这一社会理想写上了星空。亦温亦饱，有赖于又耕又织。牛郎织女传说。反映的正是庄稼院里，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理想模式。这种模式，是属于农耕时代的一种社会理想。《汉书·景帝纪》载：“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所以皇帝有言，“朕亲耕，后亲桑”。帝王倡导男耕女织，应归为明智之举。
羊有角，能抵，中华国货便有大名鼎鼎的抵羊牌。近代中国国势积弱，列强觊觎，军事侵略、文化侵略、经济侵略一并袭来，“抵羊牌”就是中国民族工商业者的愤怒呼号。“羊”与
“洋”谐音，并且“羊毛出在羊身上”。“抵羊牌”巧用双关修辞，其妙天成。它的精髓，则在一个“抵”字上。
中国的传统民俗，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系统。阴阳五行之说渗透其间，构成这一系统的逻辑关系的框架之一。阴阳讲求对立统一，五行探究世界本原，本来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倾向，后来被唯心的解说弄得神秘玄虚。古代民俗受此浸染，难免神秘主义的云山雾罩。然而，作为这一系统的逻辑关系，阴阳五行又形成一条骨干线索，透过它，可以看到传统民俗的来龙去脉，以及相互关系。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相对应，而十二地支又有着阴阳五行的归属，这就使生肖文化成为研究传统民俗的一个窗口。蛟龙属水、属木的双重符号意义，铁牛镇水的民俗信仰，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斗鸡的场面是惨烈的。唐明皇“酉生而好斗鸡”，为了从那惨烈的刺激中得到快感，这位属鸡者并不在意自己的属相。
封建时代，皇帝家天下。皇帝的好恶，往往左右着天下风气。唐玄宗好斗鸡，雄鸡身价陡增，“神鸡童”众人羡慕。如果作一个相反的假设，设想唐玄宗因为属鸡而厌恶斗鸡，那么，
还会有《东城老父传》，还会有“神鸡童”贾昌吗?不会有的，使人痴迷一时的斗鸡之风也不会有的。如果再进一步假设，唐玄宗因自己“生于乙酉鸡辰”，而将鸡视若神明，长安城里城外该会出现怎样的景象呢?那就会……
不必劳心费神去推想，一位属鸡的元代皇帝就曾做过这方面的“示范”。
元朝的仁宗皇帝生于公元1285年，论天干地支，是乙酉年。按照元代的纪年方式，这一年可以径称鸡儿年。元仁宗即位数年之后，忽然降旨，在大都城内禁止倒提鸡。圣旨一下，臣民们只得依旨而行，卖鸡买鸡，不管是活鸡还是宰过的鸡，只能捧着抱着，一时形成奇观。原来，是属鸡的元仁宗，让鸡沾厂光。近人陈具元《庸闲斋笔记》罗列“迷信生肖笑柄”，说到此事：“元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本命也。”
对自己的属相呵护有加的元仁宗，与“酉生而好斗鸡”形成对比的反差。其间所表现出的皇权加愚昧，令人禁不住要说一句：荒唐。
这类迷信一旦同封建王权相结合，笑话可就闹大了。可是，在旧时代里，偏偏就一而再再而三地闹这样的笑话。元朝以前，宋有属狗的皇帝禁止屠狗；在元朝以后，有属猪的明朝皇
帝禁止杀猪。
禁止屠狗的是宋徽宗赵佶。宋代朱弁《曲洧旧闻》载：崇宁初，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挥，禁天下养狗，赏钱至二万。大学生初闻之，有宣言于众日：“朝廷事事绍述熙、丰，神宗生戊子，而当年未闻禁畜猫也。”
宋徽宗赵佶颇具艺术禀赋，善画花鸟，写得一手漂亮的瘦金体。这位书画家天子，却很难称得上治国有方的政治家。他崇奉道教，自称“教主道真皇帝”。便有臣下投其所好。范改虚上言禁止杀狗，果然合圣意，降指挥，赏了钱。不仅禁屠，连天下养狗一事也禁了。无狗何以屠?可谓禁得彻底。然而，毕竟还有并不糊涂的人，站出来说话：神宗属鼠，当年并未禁止养猫呀！宋神宗赵顼，年号熙宁、元丰。赵顼属鼠，《宋史》说其出生时“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宋徽宗禁杀狗，天下奇闻一段。至清代，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记此事：“范致虚为谏议，谓‘上生千戌，于生肖属犬，人间不宜杀犬。’徽宗允其议，命屠狗者有历禁”，并斥之为“古今怪事”。俞樾《茶香室四钞》转述《曲洧旧闻》，并予置评：
些禁基为可笑。若然，使人主生丑年未年，祭祀当不得用牛羊矣。
皇帝属牛属羊，祭祀何以用牛羊为样牲?如此设问，是故作惊人之语吗?不必这样看。因为，明代时就曾有属猪皇帝禁养猪，结果出现祭祀时无猪可用的情况。这事发生在明武宗朱厚照时期。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说：
余家藏旧通报中有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辰时牌面，其略云：养豕之家，易卖宰杀，固系寻常。但当爵本命，既而又姓，虽然字异，实乃音同，况兼食之随生疮疾。宜当禁革，如若故违，本犯并连当房家小发遣极边卫，永远充军。
正德为明武宗年号。李诩的记述，依据自家的藏品，当是可信的。与此相印证，可见《武宗实录》的记载：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乙卯，时上……禁民间蓄猪，远近宰杀殆尽；田家有产者，悉投诸水。 禁养猪，其实是为了禁杀猪。“当爵本命，既而又姓，虽然字异，实乃音同”——杀猪不但如同“杀朱”，而且那猪还是皇帝的“本命”。于是，一律禁养。说来有趣，禁养令下，却掀起了一股宰猪之风。其间道理很简单：猪不同于牛可耕田，不同于羊可以挤奶，它就是养肥了供宰杀的。既然禁养禁宰，圈里的猪不能让它白白吃食，只好一宰而后快。
明代《万历野获编》也载明武宗禁猪之事，“养豕宰猪，固寻常事，但当爵本命，又姓字异音同，况食之随生疮疾，深为未便。为此省谕地方，除牛羊等不禁外，即将豕牲不许喂养及易卖宰杀。如若故违，本犯及当房家小，发极边永远充军”。这禁令看来是起了作用，同书记：“禁杀更有可笑者，如正德己卯，武宗南巡禁宰猪，则民间将所畜，无大小俱杀以腌藏。至
庚辰春祀孔庙，当用豕牲，仪真县学竟以羊代矣。”正德十四年岁次己卯。兔年腊月发禁令，龙年春天祭孔时，有的县已无猪可杀，只好宰羊代替。
这里要说的是，皇帝做的荒唐事，清代某“县太爷”也做了，于是便有了县一级的关于“本命”的荒荒唐的故事。近人陈其元《庸闲斋笔记》：
先大夫署福建光泽县时，邻县某因禁私宰，几至民变。盖梏杀牛者，而以牛肉环置架上，暑腐臭烂，薰蒸致死也。府委邵武令往验而归，先大夫遇诸途，询某君何以若是之酷，答日：“渠因生肖属牛，故爱牛同于骨肉。”复笑谓：“我长渠一岁，此番归后，当禁民间畜猫矣。”遂彼此鼓掌。余谓宋徽宗时，宰相范致虚上言：“十二宫神，狗居戌位，为陛下本命，今京师有以屠狗为业者，宜行禁止。”因降指挥，禁天下杀狗，赏钱至二万：元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因仁宗乙酉本命也。明正德朝下诏，禁 天下食猪，盖武宗以猪与朱同音，为犯国姓也。古今事无独有偶乃如此。
一国之君为了“本命”而禁饲养禁宰杀，一个县里的“官老爷”因为属牛而对私自宰牛者动用酷刑，这并非上行下效，但却表现为同样的愚昧，一样地动用权力推行自己的愚昧。皇帝的权力大，禁令可以“降指挥”，发“牌面”，“省谕地方”；“县太爷”的势力范围小，禁令只在县境内算数，但却可以“一竿子插到底”。其实，“因生肖属牛，故爱牛同于骨肉”，本无可厚非。靠手中的权力，滥施酷刑，到了“几至民变”的地步，便成了荒唐事。当然，他敢于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他属的是牛——自古以农耕为本，有保护耕牛的传统，那个官老爷因自己“生肖属牛”，把禁私宰的事做歪了，将好传统变成了荒唐事。上引《庸闲斋笔记》，作者罗列了宋元明三位皇帝的“本命”故事，统称为“迷信生肖笑柄”。斥为“笑柄”，是不错的。
贵为“真龙天子”的皇帝，因为对“本命”的迷信，留下笑柄。这些笑柄，是对生肖迷信的讽刺，也是对封建专制的讽刺。这些被传为笑谈的故事，还对于类似民间传说，提供了认识上的借鉴。比如，一则明十三陵的传说，讲当年皇陵选址，就因“朱”谐音“猪”而避开“狼窝”这样的地名。
关于晚清的一位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民间也有类似的传说。慈禧属羊，相传她因为自己的属相而忌讳狼。近年开始使用的故宫导游册介绍，当年京剧名角陈德霖到宫中演唱《玉堂春》，唱词中有“羊人虎口，有去无还”。陈德霖怕犯慈禧的忌讳，改唱为“鱼儿落网，有去无还”。憨俏听了，果然很高兴。流传更广的则是另一段故事，孙怡云进宫演唱《玉堂春》，出场散板有一句：“羊人虎口，有去无还。”唱词刚刚出口，慈禧太后大怒，喝令停演。孙怡云吓得双腿打颤，不知何处冒犯了太后。原来慈禧属羊，“羊人虎口，有去无还”岂不是犯了“圣讳”?
慈禧属羊的故事，也有一段改地名的传说。颐和园东南隅，有个六郎庄。相传，慈禧在万寿山上看到一个小村子，问太监那个村庄叫什么名字。得知叫六郎庄，慈禧很不高兴。她属羊，“六郎”谐音“六狼”，有六只狼与她这只羊遥遥相对，地感到了难以容忍的威协。于是，下令改名为柳浪庄。可是老百姓不听那一套，仍旧管那小村子叫六郎庄。
传讲这类传说故事，人们所要表达的，是对迷信观念的嘲弄，更是对封建专制的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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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的今天，看过校样，依例向本书读者致意，仍想移用那样的语境：如此研究“麻雀”，阁下尚能认可?
轮流值岁的十二生肖，给当代人带来无穷乐趣。它们其实是远古遗留的一组活文物。不妨将其视为一只而不是十二只“麻雀”——魅力独特的一件文化事物：人们谈论马文化、羊文化，评述虎文化、龙文化，可能讲到它们是属相；但是，论马论的是养马文化史，说龙说的是造龙文化史，与生肖专题总还隔着一层。子鼠丑牛、寅虎卯兔，生肖文化研究所着眼的，并非十二种动物的总汇，而是先民们为子丑寅卯配属相的来龙去脉，即借助十二地支，探讨对于生肖动物的文化认知，同时审视子鼠丑牛十二生肖，而非鼠或牛十二种动物在传统文化中的作为及影响。本书尝试这样做，通过解剖“麻雀”，真的实现了令人惊喜的触摸。这是与中国文化各种层次、诸多侧面的一次近距离接触。
生肖文化研究应该是一片绝不狭小的领域，有着令人忙心驰神往的探索空间。源的追溯，流的采撷，本书只是将点点花絮、缕缕线索奉献给读者。精确描绘最初的生肖文化，还有特新的发现。那发现的意义，将在上古史研究领域里踏响空谷足音。
因为此书的写作，结识了这套丛书的策划乔还田先生。很欣赏由他创意的这套丛书。人民出版社以国家出版社的实力，来做中国文化的梳理工作，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纳入丛书的著作，冠名《龙与中国文化》、《饮食与中国文化》、《禁忌与中国文化》、《京剧与中国文化》……这划一的书名格式，在我如见倾心的老友，甚至因与自己的想法合拍，把它们“演义”为在给“解剖麻雀”立项。有此心心相印，本书约写作也就是畅快有趣的经历了。丛书总其名日“中国文化新论”，一个“新”字，探赜索隐，有钩沉更须有创见，对作者如前方的
召唤，对读者会化做开卷有益的愉悦。这是笔者所努力、所期待的。本书篇幅“超标”，编者特别开了绿灯，这里一并谨致谢意。
中国文化新论丛书确是一项文化工程。作为参与者，希望这套丛书能够做大，持之以恒。那样，笔者或许有机会荣幸地贡献新选题。
作 者
癸未年七月十二日，时逢立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