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是魏晋南北朝比较正规的鞋子。上古时称“屦”，别名“舄”。“屣”是用葛、麻、皮、丝等质料制成的鞋子。另外，“屩”是用草编制的鞋，为穷人、罪犯所着，或用作丧服的配套鞋具。这一时期，履的名目和式样很多，晋有风头履、聚云履、五杂履、鸠头履；宋有重台履；梁有分梢履、立风履、笏头履、五色云霞履，陈有玉华飞头履。这些履既有男性穿着的，也有专供女性穿用的。履的形制一般均为高头大履，走起路来虽不甚方便，但却颇有逍遥之致。
书摘1
《三国志》卷六五《吴书。韦曜传》载：吴主孙皓“每飨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为限”。韦曜酒量小，“素饮酒不过二升”，起初孙皓对他特别优待，“密赐茶莢以当酒”。
茶产于山中。晋陶潜《搜神后记》卷七“毛人”条载：“晋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当山中采茗。忽遇一人，身长丈余，遍体皆毛，从山北来。精见之，大怖，自谓必死。毛人径牵其臂，将至山曲，人大丛茗处，放之便去。精因采茗。须臾复来，乃探怀中二十枚橘与精，甘美异常。精甚怪，负茗而归。”
又王浮《神异志》记载：“余姚人虞洪人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曰：‘吾丹丘子也。闻子善具饭（饮），常思见惠。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不相遗也。’因立奠祀。后全家人人山，获大茗焉。”①所谓“大茗”，就是现在所说的原生大茶树。
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已普遍种植茶树。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其地产茶，用来“纳贡”，又载园有“香茗”，涪陵郡“惟出茶、丹、漆、蜜、腊”。该书《蜀志》载：“什邡县，山出好茶。”《南中志》载：平夷县“有跳津、安乐水。山出茶、蜜。”东晋裴渊《广州记》载：“酉平县出皋卢，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②宋山谦之撰《吴兴记》说：“乌程县西四十里有温山，出御荈。”③
当时的饮茶方式，先将茶叶碾成细末，加上油膏等，制成茶饼或茶团，饮时将其捣碎，放上葱、姜等煎煮，正如《广志》卷上所云：“茶丛生真，煮饮为茗。茶、茱萸、檄子之属，膏煎之，或以茱萸煮脯胃汁，谓之曰茶。有赤色者，亦米和膏煎，曰无酒茶。”这样的饮茶方式还保留着茶作为药物的特征。事实上，茶最初的确是作为药物被人们认识的。传说中“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人们饮茶，也是爱其能提精神，荡昏寐。唐陆羽《茶经》卷上讲茶的效用：“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①茶的这些效用，为魏晋文人和名士所认识并喜爱，西晋的张载、左思、刘琨，东晋的祖纳、谢安等，均好饮茶。民间饮茶也很普遍。晋傅咸《司隶教》曰：“闻南方有蜀妪，作茶粥卖。”②东晋南朝时，茶已不是作药来服用，而是作为饮料了。《广陵耆老传》载：“晋元帝时，有老妪每旦擎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自旦至暮，其器不减茗。所得钱，散路傍孤贫乞人。”③卖茶人进入市场，生意兴隆，可见此时民间饮茶已相当普遍。
魏晋之际，佛教内传，信奉佛教的人日益增多。佛教要求禅定人静，茶能提神醒脑，成为佛家修禅必备之物。唐陆羽《茶经》卷下引释道该说《续名僧传》云：“（刘）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永嘉中过江，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永明中，勅吴兴礼致上京，年七十九。”茶能助人醒脑，又可延年，当然也就得到了服食养性，以期长生
的道家的喜爱。陶弘景《新录》云：“茗茶轻身换骨，丹丘子、黄山君服之。”①
在六朝盛行侈糜的氛围中，为官者往往以饮茶来倡导一种节俭之风。吴兴太守陆纳，当谢安去拜访他时，他惟设茶果而已。其侄陆倣以为这样太寒酸，就私下准备了美味佳肴，招待谢安。陆纳十分气愤，谢安走后，即将之“杖之四十”①。桓温为扬州牧时，“宴惟下七奠盘茶果而已”（2）。
饮茶的人多了，对饮茶的用具也渐渐讲究，关于茶的诗文也流之于文学家的笔端。在魏晋六朝墓中发现了不少当时人们饮茶用的青瓷茶具，其中以江西吉安县南朝齐墓中出土的茶托最为珍贵。茶托为黄白色胎，茶绿釉，开冰裂片，器形为浅盏，中有圆圈足，凸起约二厘米。④青瓷茶托的出土，反映了六朝饮茶的兴盛，这从杜育的《莢赋》、鲍昭妹令晖《香茗赋》、左思《娇女诗》等作品中也可看出来。尤其是《娇女诗》，把两个煮茶的小女孩的可爱神态描绘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
北人不饮茶，但随着一些南方士人归附北朝，盛行于南方的茶也流人了北方。南齐王肃投降北魏之后，仍保持在南方的饮食习惯，“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孝文帝在一次宴会上问他：“羊肉何如鱼羹，茗饮何如酪浆?”王肃回答：“羊者是陆产之最，鱼者乃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以味言之，甚是优劣。羊比齐、鲁大邦，鱼比邾、莒小国。唯茗不中，与酪作奴。”因此北人戏称茶为酪奴。当时北朝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被彭城王元勰比作“学颦之妇”，自此北人宴会“虽设茗饮”，但因受了元勰影响，“皆耻不复食”①，只有从江南迁往北方的人仍爱好饮茶。
二、饮酪之风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人喜饮茶，而北人喜食酪，这是受游牧民族“食肉饮酪”之风影响的结果。
乳酪传人中国，经历了一个由北而南、自上而下、由贵族而大众的过程。最初乳酪只是少量进口，十分珍稀，只有最上层的统治者才能享用。史载“人饷魏武一杯酪，魏武啖少许，盖头上题‘合’字以示众，众莫能解。次至杨修，修便啖，曰：‘公教人啖一口也，复何疑’。”②向来慷慨豪爽的曹操，为何吝啬至只许手下人一人吃一口?说明酪在当时还是十分稀罕的食品。西晋初年，这种状况改变不大，《晋太康起居注》载：尚书令荀勖体弱多病，晋武帝特“赐乳酪，太官随日给之”。③荀勖是武帝的亲信大臣，才能获得这种赏赐。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徙居中原，永嘉之乱后，黄河流域大片荒芜的土地变成了牧场，畜牧业发展很快，乳酪产量不断提高，其食用亦即逐步普及开来。北魏一代，饮酪成习，上自皇帝，下至士子及普通民众，皆喜饮酪。汉族人民在制作面食品时，也加入牛奶和羊奶，与面粉糅合在一起加工，如拨饼要用酪浆来调和，粉饼要加到酪浆里才吃。酪B是北方入。南方饮酪的习俗，是由侨姓士族从北方带来的。东晋初年，南人还不习惯于饮酪，如《世说新语。排调第二十五》载：“陆太尉（玩）诣王丞相（导），王公食以酪。陆还，遂病。明日，与王笺云：‘昨食酪小过，通夜委顿。民虽吴人，几为伧鬼’。”王导过江后，竭力拉拢吴地世族，吴姓高门陆玩来做客，王导以珍贵的酪加以招待，岂料从未食酪的陆玩却因饮用过量而致病。这则故事说明渡江而来的侨姓士族视酪为高贵食品，而吴姓士族对这种食品一时还无法适应。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北饮食文化的交流，这种状况有所改变。南朝文人沈约乃吴兴武康人，他接受司徒所赠“北酥”并写了一封“谢司徒赐北酥启”，称赞酥这种食品“旷阻阴山之外，眇绝蒲海之东，自非神力所引，莫或轻至”①。这说明奶制品作为一种高级营养食品，已为南方士人所接受。但必须指出的是，迄至南朝灭亡，酪仅仅作为一种高级食品而在南方上层社会流行，普通百姓还是无此口福的。南人饮茶，北人食酪，仍是当时南北饮食上的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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