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外互通婚姻风气渐开
清末中外互通婚姻的现象，不仅逐渐增多，而且风气有渐开之势。恰因如此，清王朝灭亡的前一年（即宣统二年，1910年），清政府学部奏请禁止留学生与外国人结婚，可见有不可遏止的势头。
值得注意的是，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外通婚之风初起时。男方多为华人，而女方则多为欧美人与日本人，而鲜有华人女子嫁给外国男子者。其典型的通婚事例有：公元1898年前后．挪威女传教七某君，在霍州传教时，嫁给华人教士成秀琪为妻．且改华名为“成玉英”．婚后育有一女。1900年，清政府驻德国使馆随员张文(译音)，不仅娶一德国女子为妻，且采用西式婚礼行聘。1906年，四川一位留学日本的学生陈新知，在留学期间娶一日本女子山口智慧为妻，且留学期满，携妻回国，在中国教习东语(日语)为业①。
书摘1
“董小宛罢酒嗜茶”，是清初江南才子冒襄与名妓董小宛二人通过饮茶品茗而引出的动人的爱情故事。而清初顺治时，江苏丹徒张则之，名孝思，亦为江南文士。他一生嗜茶，且有“茶癖”。清人则记述他嗜茶，“出入陆氏之经，酌古准今，定其不刊之宜，神明变化，得乎口而运乎心矣”。而且他烹茶品茗时，最擅长“别水性”，若外出他往，“必以己品定之水自随”，故“能入其室而尝其茶者，必佳士也”。
清人大量的记述还表明，清代文人雅士，不仅烹茶品茗方式各异，且所饮之茶，亦各有嗜好与偏爱。
若以文人品茗方式而论，则富者与穷书生迥不相同。光绪五年(1879)己卯，“上元顾石公”当时“僦居江宁(南京)东城委巷”，谈小圃时“自吴县任所送其子归试，适与之邻”。当谈闻知顾石公好茗饮时，便出重金购其佳者，日邀过所居之地共品尝之。二人“鞲火瀹泉之暇，辄自述生平行事，纤悉靡所遗”，至为酣畅。然则，清代亦有穷布衣书生，虽良友至访，只得茶肆泼茗共饮。李客山，名果，福建长洲布衣买茶宴客便是一例。他平日“艰苦力学，忍饥诵经，樵苏不继，怡然自得”。所居亦狭小潮湿。“良友至，辄呼小童取一钱，就茶肆泼茗，共啜之”。今之读来，颇有穷书生呼童去茶馆买回“大碗茶”以待客的味道了。
(三)清代民间茶肆与茶食
民间市井细民，或升斗之家，或贩伕走卒，为生计所迫，终岁劳碌，尚有温饱之虞，故不可能像官宦仕家或文人雅士那样有闲，细细品茗，消磨时光。然他们偶有闲暇，则又多聚于茶肆品茶，此习清代以江南地区为盛。此外，民间茗饮时尚有佐以茶食的习惯。各种茶食，品类繁多。茶肆所售茶食，价廉物美，且小吃为多。
茶肆，亦称茶馆。平日，茶肆所售之茶，分为红茶、绿茶两大类。其中，“红者曰乌龙，曰寿眉，曰红梅。绿者曰雨前，曰明前，曰本山””。清代，茶肆售茶与茶客饮啜的方式甚多，“有盛以壶者，有盛以碗者。有坐而饮者，有卧而啜者”。而进入茶肆者，“终日勤苦，偶于暇曰一至茶肆，与二三知己瀹茗深谈者有之；乃竟有日夕流连，乐而忘返，不以废时失业为可惜者”，亦有之。
清代京师(北京)的茶馆，其售茶方式，凡茶馆皆“列长案，茶叶与水之资，须分计之。有提壶以往者，可自备茶叶，出钱买水而已”。至茶馆的光顾者，则以旗人居多，而达官贵人以其身份高贵，权势显赫，故不涉足于此。平日，茶馆中“汉人少涉足，八旗人士虽官至三四品，亦侧身其间，并提鸟笼，曳长裾，就广座，作茗憩，与圉人走卒杂坐谈话，不以为忤也。然亦绝无权要中人之踪迹”。
在江南地区，直至乾隆末叶，“江宁始有茶肆。鸿福园、春和园皆在文星阁东首，各据一河之胜，日色亭午，座客常满。或凭栏而观水，或促膝以品泉。皋兰之水烟，霞漳之旱烟，以次而至。茶叶则白云雾、龙井，下隶珠兰、梅片、毛尖，随客所欲，亦间佐以酱干生瓜子、小果碟、酥烧饼、春卷、水晶糕、花猪肉、烧卖、饺儿、糖油馒首，叟叟浮浮，咄嗟立办。但得囊中能有，直亦莫漫愁酤也”。
清代上海之茶馆，则“始于同治初三茅阁桥沿河之丽水台，其屋前临洋泾浜，杰阁三层，楼宇轩敞。南京路有一洞天，与之相若。其后有江海朝宗等数家，益华丽，且可就吸鸦片。福州路之青莲阁，亦数十年矣，初为华众会”。此“青莲阁茶肆，每值日晡，则茶客麇集，座为之满，路为之塞。非品茗也，品雉也。雉为流妓之称，俗呼曰野鸡。四方过客，争至此，以得观野鸡为快”。可见，清末时，上海一带的茶肆，已集茶馆、鸦片烟馆、妓院为一体，实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缩影”。
茶食方面，江南一些地区，民间啜茶时常有“必佐以肴”的习尚。而品茶时所佐之茶食，则又有地区的差别。如清代镇江人在啜茶时，“必佐以肴。肴，即馔也。凡馔，皆可曰肴，而此特假之以为专名。肴以猪豚为之”。再如，清代扬州人品茶时，则有茗饮食干丝之习俗，“干丝者，缕切豆腐干以为丝，煮之，加虾米于中，调以酱油、麻油也。食时，蒸以热水，得不冷”。此外，清代湖南地区长沙人的食茶与茗饮时的茶食亦别具风味。如“湘人于茶，不惟饮其汁，辄并茶叶而咀嚼之。人家有客至，必烹茶，若就壶斟之以奉客，为不敬。客去，启茶碗之盖，中无所有，盖茶叶已人腹矣”。至于长沙茶肆，茶客茗饮时更有食盐姜、莱菔之风尚。“凡饮茶者既入座，茶博士即以小碟置盐姜、莱菔各一二片以饷客，客以茶赀之外，必别有所酬。又有以盐姜、豆子、芝麻置于中者，曰芝麻豆子茶。”所谓莱菔，即萝卜之别名。
第四节 饮食思想与养生观念
清代的饮食思想与养生观念，是中国古代饮食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最具个性与特色的构成部分之一，它自身的体系严整，内容丰富。同时，清代的饮食思想与养生观念，既是饮食文化生活的产物，亦是这一生活习尚的“指针”，具有一定的导向功能和作用。
一、饮食思想
清代的饮食思想，包括饮食审美思想、饮食伦理思想、饮食科技思想等内容。它们的出现和形成，不仅是清代饮食风俗活动走向成熟迈向繁荣的重要标志，更是清代包括饮食思想在内的整个思想文化体系，在新的历史、社会条件下，进行科学化、社会化、功利化、实用化、艺术化超越的必然结果。
(一)清代的饮食审美思想
清代杰出的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渔在《闲情偶寄·饮馔部》中，对饮食审美的论述不少，内容甚丰。他主张人们要通过饮食的求美尚真的途径，来达到审美的目的。具体而论，这些思想是：
其一，李渔在“蔬菜第一”中，提出了饮食的“美”与“真”的标准在于“渐近自然”的审美思想。他指出：“吾为饮食之道，脍不如肉，肉不如蔬，亦以其渐近自然也”。
其二，饮食“美”、“真”的标准，李渔提出了“务鲜”的审美见解。他在论述蔬食“笋”时指出，“论蔬食之美者，曰清、曰洁、曰芳馥、曰松脆而已矣。不知其至美所在，能居肉食之上者，忝在一字之鲜”。
其三，对饮食“美”、“真”的审美标准，李渔提出了“务洁”、“务净”的思想。他在谈及“菜”时，论述说：“世人制菜之法，可称百怪千奇。”但“务求至美”的根本之道，在于“摘之务鲜，洗之务净”的“八字诀”。否则，将会以“污秽作调和”，而导致破坏“百和之香”的恶果。
展开
历经数载之艰苦努力，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与成就，这部《中国风俗通史》终于编纂完成了。在此之际，我们作为本书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深感欣慰。
风俗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历代统治者和儒家士大夫往往将其提到安邦治国的高度。如西汉时的贾山，在《至言》中指出："风行俗成，万世之基定。"(《汉书·贾山传》)应劭在《风俗通义》序中也说："为政之要，辩风正俗。最其上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提倡移风易俗，强调教化和示范的作用。《荀子·乐论》日："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说苑·政理》日："圣人之举事也，可以移风易俗，而教道可以施于百姓。"《孝经》日："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因此，研究中国风俗的历史，总结中国风俗的演变规律和经验教训，不仅有助于人们深入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促进中国历史学、民俗学的建设，而且对于推进当前的两个文明建设，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于风俗的含义，古人多有解释，如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云："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新论·风俗篇》亦日："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已成性，谓之俗焉。"从这些古人的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风"就是指因水土、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风尚，而"俗"则是由社会生活条件不同而形成的社会行为习惯。两者相加，就是风俗，即：风俗是一个地区和民族长期形成的社会风尚和民众习惯的合称。它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而又非常独特的一种文化现象，像一面镜子，生动而具体地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风貌，具有地缘性、民族性、传承性、社会性和自发性的特征。
风俗的内涵极其广泛，涉及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诸多层面。历来有关研究著作论述的范围颇有出入。我们经过多次讨论，在认真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之上，力求有所突破。按其内容和
形式，将其分为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婚姻、丧葬、寿诞、卫生保健、交际、经济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大项，并努力探讨各个时代风俗的基本特征及其演变规律。
从创意到全部书稿交付出版，历时数年。在此期间，虽然我们反复就全书编纂中的有关问题进行学术商讨，但因整套书的作者较多，编写的时间又比较仓促。故对全书框架的磨合及各卷的衔接以及其他一些具体问题的把握上仍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敬请方家和读者批评指正。
本书按时代划分，共分为原始社会、夏商、两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金西夏、元、明、清、民国十二卷，力图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风俗发展的历史轨迹。至于各卷的章日设置，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力求反映各个时代的风俗特点。
本书的编纂和出版，得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领导和有关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谢忱。又，本书的编写除运用我们长期积累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外，还参考和引用了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特在此一并向所有给本书提供借鉴的学人致以衷心的感谢！
陈高华 徐吉军
20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