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佛教艺术遗产十分丰富，就佛教造像而言，有金属鍱铸像、石雕像、木雕像、泥塑像、陶瓷像、夹纻漆像等。这些石窟寺以外的佛教造像，多为民间寺庙和家庭的陈设崇拜之偶像，遍布全国各地，数量之多以百万计。它是佛教教义和佛教艺术的载体，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的发展变化，而且随着宗教职能的逐渐消失，这些珍贵的佛教艺术品便成为人们研究古代社会史和宗教史的具体真实的形象资料。中国佛教艺术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作用，正日益被人们所理解和欣赏。这种虔诚的造像艺术，已成为中华民族艺术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造像的传人
    
    佛教早在两汉之际自印度传入中国，当时在丝绸之路开辟以后，印度佛教僧侣纷纷东来，中国也有许多信徒西行求法，如东汉明帝时的蔡愔、秦景等十八人和东晋时的法显。东汉时印度僧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等也相继来中国传教，驻锡都城白马寺。据《高僧传》、《开元释教录》、《出三藏记集》、《大唐内典录》等书记载，此时来中土的印度有名可考的僧人就有二十五人。十六国后秦时，天竺鸠摩罗什三藏更大力整理由印度传来的旧译佛经，并新译了很多通俗的经文，佛教才逐渐在中国广泛传布。
    
    随着佛教的普遍传播，宣传佛教教义的艺术手段也逐渐兴盛起来，这就是寺庙壁画和雕塑造像。佛教是“以像设教”，因此立体生动的雕塑和五彩缤纷的壁画被广泛施用。佛教为了争取广大众生，采取适应中国的民俗，与社会相结合的形式，使当时的人们乐于接受。因此，这些雕塑和壁画在形式和内容上不能不对当时社会有些折射。中国古代的匠师们在这方面发挥了聪明才智，对佛教中人物的刻画，既不违背佛教造像的仪轨，又符合当时社会统治者的意图，同时为了争取广大信徒的心理，在造型上使神“人性化”，即将宗教偶像赋以世俗人的形象，缩短了人与神的距离，使信徒在心理上感到亲切。因此，中国的佛教造像，是在中国的这块沃土上发展起来的，是中国历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
    
    印度的佛教造像最早传入中国在东汉时，近几十年来在中国内地发现汉代石雕佛像多处，著名的有四川乐山麻浩崖墓享堂横梁上刻的一尊手施无畏印、顶有圆头光、结跏趺坐的佛教，从其贴体的通肩大衣和施无畏印的大手看，无疑是受犍陀罗佛像的影响而雕刻的。又如山东沂南汉墓门柱顶端减地线刻的有圆形头光的佛像，结跏趺坐于莲花座上。这种坐姿成为后来佛坐像的定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的汉代摩崖石刻，其中的释迦立像、礼佛、涅槃等佛教题材，应属东汉的大型佛教遗迹。这些造像采用汉代的传统雕刻技法，佛像造型较古拙，艺术水平不高。到魏晋以至十六国时期，我国北部和西南部分地区少数民族政权分立，其首领多信奉佛教，如后赵的石勒、石虎叔侄迎请西域高僧佛图澄大兴佛寺893所，各地学僧甚至远自天竺、康居的僧人前来就学。稍后后秦也崇尚佛教且延请僧人大事译经。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出现大规模佛教造像，至今十六国的佛教遗迹和铜佛像遗留尚多。有纪年可考的存世最早的佛像为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藏的后赵建武四年（338年）的鎏金铜佛坐像。这一时期的佛教造像，“犍陀罗样式”特别流行。犍陀罗建国约在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由于在此以前其地曾一度受到了马其顿亚力山大王的统治，其佛教造像吸取了希腊末期和波斯的雕塑艺术影响，形成一种既富有写实又类于希腊后期雕像与印度北部犍陀罗国的艺术形式相混合而成的“犍陀罗样式”。其造型特征是薄衣贴体，褶纹稠密，风格趋向于优美纤巧。这种样式传入中国后，很快就为中国有才能的雕塑工匠所吸收融化，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正所谓“自泥洹（佛涅槃）以来，久逾千祀，西方制像，流式中夏，虽依金熔铸，各务仿佛，名工奇匠，精心展力”。《法苑珠林·敬佛篇》说明中国的造像模式虽然来自西方犍陀罗国，但毕竟已经过中国匠人的再创造，自然地融以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如佛像的面孔是蒙古人种的特征，看不到犍陀罗佛像的高鼻深目的雅利安人的特点，并将中国汉代的四足矮榻和魏晋的壶门榻床演变成四足方座，象征着释迦佛坐在床榻上说法。使其成为中国民族形式的佛像，在中国佛教艺术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