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纽因：法国人对一切艺术都有一种理性的激情。法国人能够爱，但他们过于世故，他们的爱永远是情爱和理智的混合物。而德国人却是不加选择地去爱，法国人绝对不会那样。法国人并不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他们的确不是有音乐天赋的民族，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听众。因为他们专擅此道，或者说他们只培养那些不用动脑子的兴趣。所以他们知道你的演奏有没有风格。他们不会说，“啊，我喜欢他，他的发音是最优美的。”不，不会这样：你得拿出更多的东西来满足他们。
梅纽因：说得太对了。我有一个志向，就是要看见每一所学校都以唱歌和跳舞来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就像科达伊的方式被引入到匈牙利一样，对经院式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有裨益。他们借此会呼吸到更新鲜的空气，感受到更良好的人际关系；他们会感到更加放松，身心愉悦，人也会更机敏。我觉得那会是一件大好事。不过瓦茨说得对，人们不得不关注工业化生活所带来的影响。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件事情都是被事先计划好了的，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得到了精确的安排，每一秒钟都被计算过了。事实上，我们寻求自发性行为是作为对按部就班的生活的补偿。为此，我们竭尽全力，想尽一切办法。我认为，人们已经强烈地感觉到缺乏这种自发性，我们不得不重新培养这种自发性，因为人类已经不适应那种自然的生活，他们的本性只剩下了大发雷霆。当然，那种答案显得过于迅疾也过于直接。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严格的训练，用于训练有素的军队，也许导致了过分的强烈与猛力，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的确需要约束与训练。然而就创造性与必要的自我约束以及自发性等方面来说，还有什么比音乐的训练更为合适的呢?我们正在陷入完全失控的巨大的困惑之中，我们对自由无法约束，要么滥用它，要么否定它。我们无法找到一种真正的平衡，因为我们自身已经失去了将自发性与约束性协调在一起的能力。
梅纽因：的确是这样。但我从来没有真正尝试过印度式的参禅打坐，当我研究或是思考一个总谱的时候，我会沉思冥想于我的音乐之中。不过，我曾做过珂陀瑜珈，那是一种姿势，还有呼吸的调控，呼吸是瑜珈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种文明的生活的悲哀，就在于这是一种被限定的文明生活，它消解了我们生活中一些本质的东西，而让一些所谓人为的艺术取而代之。如果你愿意，管它叫手艺也可以。人们不得不去学着呼吸，不得不去学习走路，学着按自己的本性去生活。什么都得从头学起，但几乎没有人能够做得到。
梅纽因：我知道，就是那样，真是不可思议。我觉得这是进步的一种“疏离”(Alienation)。
杜波：没错，就是这个词。Alien这个词的本义就有背道而驰的意思。
梅纽因：我小的时候做过送货员，不管自行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干这活儿的男孩都是一边蹬着车一边吹着口哨或是唱着歌，送报纸的男孩儿往往也哼着小曲。这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是啊，记得大约是30年前的事，在费城一个炎热的夏天里，我刚好路过一个贫民区，看见一些人居然坐在自己的家门口唱着歌。还是那句话，那种情景一去不复返了。
杜波：这还是积极与消极的问题。今天，人们的感觉被糟糕的广播电台给毁了。差劲的摇滚乐没完没了，没头没脑，闹哄哄地不停。
梅纽因：昨天和罗斯特罗波维奇的晚饭有点儿晚，然后我们出去散步。走在乔治镇的街上没遇到一个人想要停下来问我点儿什么，哪怕是说点儿什么。
杜波：你不是在开玩笑吧?他们会毫不留情地杀了你。这就是疏离，隔绝。谋杀在今天是不真实的，它只是出现在每天的电视屏幕上。在美国，谋杀在现实生活中令人毛骨悚然。不法分子们各自都有自己的“地盘儿”。
梅纽因：这真是让人悲哀啊。我小的时候可以随便在街上走，即便是在纽约，在战争期间也是如此。当时纽约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城市。可事到如今，一切都太晚了。
杜波：的确是太晚了。我曾经喜欢过纽约，但我现在不再喜欢它了。纽约的治安一天不如一天。刚才谈到人与人的疏离感，在纽约，甚至不能让你平安地走过一个街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到处游荡，但是他们从不唱歌。每个月他们都聚到那些街道上大谈特谈，并由此滋生出一些恐怖疯狂的事端。近5年来，曼哈顿的堕落更是让人难以置信。光在曼哈顿就有20万人无家可归。
梅纽因：是啊。可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看看中国人的所作所为，多么让人感动啊。他们想要赶上并超过我们，而我们现在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呢?我想我们最好是找回自己的感觉，在世界上旗帜鲜明地表明我们的立场。
杜波：恐怕我们现在也是无能为力了，只能维护着颓废衰落的资本主义，一心一意只想怎么赚钱。报纸上的大标题赫然写到：“唐纳德·翠普最具性感”。市场上除了垃圾还是垃圾。我真希望梭罗有一天能走出瓦尔登湖，到纽约的街市上走一走，想必他会认为掉进了迷幻的地狱中。梭罗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规范的生活》。文章写道：“所有赚钱的途径毫无例外地把你引向堕落，你赚了钱所能做的任何勾当只能使你无所事事或是更糟。”我知道你见过许多年轻人，其中有些人非常出色，他们心很软，关心着我们这个日渐颓衰的星球。有些人还写诗，想要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的心灵不麻木。他们想要自我保护，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梅纽因：你说得不错，他们的确不知所措。不过我认为，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无论是面临精神世界还是物质世界的选择，他们都应该努力去做得好些。但他们在幼稚的理想主义碰壁之后，不能够屈从于彻底的绝望。比如通过理解来达到消除暴力的目的，事情就有可能出现转机。但是，必须有一个自我防护的措施，同时必须学会去理解这两种选择：要么做一个和平主义者，要么把对立与攻击看做是惟一的可行之路。然而，我们需要一种均衡的思想，一种明智的办法，一种成熟的办法，要当机立断。一旦接受和同意的事就不要轻易去改变，而是尽你所能向最好的方面转化，和全世界的人民一道去努力。所有这些都存在于萌芽状态，让年轻的一代来关注吧。
杜波：但是，萌芽很容易被碾碎，通常是被无情地摧毁。我想人类的大脑的某些部分恐怕是有缺陷的，分裂的部分和精神病正在占上风，特别是全世界的人口已经超过了40亿。
梅纽因：有关伊甸园的古老传说和潜在的道德伦理的知识，其中含有一个伟大的真理。由于个人的原因和自我意识的存在，以及人的记忆的能力、想像的能力和设计的能力，使得人比动物更疯狂。人类用想像力来指导自己早期的生活，这种想像也许包含在词汇里，或是包含在一个幻觉里，还是一个承诺，以及可能的一切形式。现在，爱国主义、理想主义之类的传统我们已经不再拥有了，我们所有的只是为暴力而暴力。
杜波：过去，我们曾有过很好的行为方式，早些年，这些方式曾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暴力行为。
梅纽因：是的，正如你所说的，良好的行为和礼貌的举止一直是非常有用的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当然，它曾被认为是一种伪善和矫饰。事实上，我们根据一个理想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已经有点儿不正常，因为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被那些根本不切实际、无法理解的箴言或是原则所左右，我们已经是在作茧自缚。但实际上，那些箴言或是原则是有用的，常常为我们的所作所为提供辩护的理由。所以我们竖起旗帜给我们想要的虚假的崇高以赞美。
杜波：我们这个时代良好的标志是什么?
梅纽因：只有一件事：许多人至少完全放弃了那种天真幼稚的“主义”信仰，这些主义抛弃得越多越好。
杜波：在这个如此令人沮丧时代，你怎样对待这个今天的世界?
梅纽因：我很幸运，我有音乐，有一个好妻子，还有很多出色的合作者，他们互相关爱，互相信任。我的孩子们也很争气，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吸毒或是酗酒的。我很知足，当我指挥一个规模很大的管弦乐团时，当我参观访问我的学校时，当我从这所学校得到回报时，当音乐会结束后人们来看我时，我都感到极大的满足。不管怎么说，我抓住了每一个机会。我已经得到了太多的回报。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新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尽管我至今还没有同他们接
触过。他们可能就是我在乔治镇上看到的年轻人，或者是来听我音乐会的年轻人。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却缺少教育，健康不良，头脑混乱。他们是现代文明的产物，一切都有现成的答案。所以，他们只是在电脑上处理问题时显得得心应手，只能摆弄具有现成的信息甚至是现成答案的机械设备。假如你问他们“我要搭乘的班机的坐位号是什么”时，他们只需按键就会告诉你准确的答案。
杜波：电脑是个魔鬼，它比以往任何时代的机器更让人感到疏远。电脑使许多人不假思索地确信，它会使生活更为“简单容易”。
梅纽因：确实是这样。问题在于，如果你问许多人关于这个问题的个人观点，他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想法。即使他们有某个信念，他们也不知道现在开始做什么，不知道怎么实现自己的信念。他们不习惯制订一个计划。就我自己来说，我是有准备的，不会被这类问题所困扰。我非常幸运。能够和你一起谈话，再比如，那天音乐会结束以后，赫尔姆特·施米特来找我，我们一直聊到凌晨2点。因为我太幸运了，所以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去做一些自己愿意做的传播工作。我有音乐，我有对音乐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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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让人讨厌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美妙的幻境中唤醒。电话里清亮的嗓音是安吉莱斯·布鲁诺，纽约最出色的音乐节目策划人。
她说：“大卫，你有兴趣和耶胡迪·梅纽因谈谈吗?他星期四来纽约，想跟你聊聊。说不定你可以采访他一下，做个节目?”
我忘了告诉安吉莱斯我正在听梅纽因的唱片，竟然脱口说：“安吉莱斯，星期四我没时间，我忙得要命。”
“那太遗憾了”，她的话里充满了沮丧，用行里人的口吻说：“也许我们可以另外安排一个机会。”
当我转身去调高唱机的音量时，梅纽因的慢板就要演奏完了。波德莱尔的一段话一下跳人我的脑海：“突然间，帕格尼尼狂烈的琴弓奏出的那种颤音，慢慢地消融在空中。”不知怎么的，这突如其来的片言只语让我如梦方醒，我自言自语说：“梅纽因星期四要到这儿来，而我竟然没有时间和他谈话?”
我飞快地拨通了安吉莱斯的电话，让她星期四带梅纽因来。她十分高兴地说：“他会从机场直接过来，两点钟到。”
星期四那天，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很兴奋。虽说许多音乐界的名人都到电台来过，但梅纽因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每个人都想跟他握握手。
梅纽因来得非常准时。他是一个谦恭有礼的人，丝毫没有露出长途飞行后的疲倦。采访前他欣然满足了大家的要求，在唱片的册页上题字(也许是第一百万次给人签名)，拍各种照片，所有这些都带着一些不经意的优雅和温厚的耐心。
然后，我们进入录音室进行采访。通常，这类采访只要一个多小时就够了。不过是做一个带音乐的专题节目。可当一个小时过去后，我才意识到眼前的采访决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一小时变成了两小时，很快又是三个小时，最后成了五个小时。很少碰上这种情况，一位音乐冢天生擅长表达思想，就像表达音乐一样自然。在那几个钟头里，只有寥寥几个工作人员待在我们身后的录音室里听他谈话。我专注地听着，不时提出些问题，以便把谈话继续下去。
在长时间的采访中，梅纽因一直没有离开他的座位。我们为他准备了一些乳酸菌饮料，但他几乎动过。他很健谈，对他来说，讲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似乎是很重要的事。他愿意表露自己的真性情，甚至把这当做自己的责任。五个小时过去了，他竟然没有丝毫的倦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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