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岁的时候，派克经历了人生的又一次变化——他被父母送到洛杉矶的圣约翰军事学院上学。这所学校虽然名为军事学校，却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校方以天主教信条教育学生，坚信对男孩子人格塑造的根本在于严格的纪律，在那里上学的孩子一点都不比西点军校的学生轻松。虽然圣约翰军事学院教授的知识范围有些狭窄，却对派克的人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派克勤奋的工作态度、严谨的生活作风以及对天主教的信仰，都是在那里形成的。12岁时，派克已经能够全文背诵拉丁文弥撒，一背就是两个小时。
学校的隔壁是一所修道院，里面的修女和神甫都是爱尔兰移民，和父亲相同的口音使派克感到亲切。派克的同学中也有爱尔兰人，孩子王奥古斯丁·麦基西就是跟随父亲从都柏林来美国的。乡音的纽带把两个孩子连在一起。
关于未来，派克做过很多梦，在他为自己设计的诸多职业中，唯独没有演员这一行。在圣约翰军事学院上学时，派克希望长大后当神甫，然而这种愿望没在派克的心中停留很久，便被消防员代替了。当牧场主的梦想是查理叔叔赋予他的，当初是查理叔叔将派克扶上马背，使他第一次经历了骑马的心跳。
每到星期五学校放假，派克就会乘一个小时的电车到洛杉矶，然后再转火车赶往圣迭戈父亲的住处。每个周末都能和父亲在一起，这使派克非常高兴。可就在这个时期，派克目睹了祖母遭受病魔蹂躏的惨状。
在圣约翰军事学院就读的第一年，正值中年的祖母就被诊断患上了胃癌。眼见人高马大的祖母迅速消瘦下来，红润的脸色渐渐被灰白吞噬，派克的心中非常难过。每当听到祖母房间里传出的痛苦呻吟，派克的心都会隐隐作痛。但是在派克面前，祖母从来不会流露出痛苦的表情——那是她的责任感所不能允许的。看见派克走进自己的房间，祖母会在脸上强撑出笑容。
祖母去世的时候，派克正在学校，他没有赶上为老人送终，但是折磨祖母的疾病却在派克的心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多年之后，就是这段惨痛的回忆支持他为防癌事业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13岁的时候，在圣约翰军事学院上学期间派克当上了军训学生营营长，这个职务锻炼了他的领导才能，他劲头十足，热情积极，最终带领60个同学赢得了学校操练的冠军奖牌。除此之外，派克还担任了学校月报《军号的召唤》的编辑职务，这个工作对他的阅读量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于是狄更斯、简·奥斯汀、沃尔特·斯科特以及勃朗特姐妹的名著纷纷走进了他的视线。
1930年，派克从军事学校毕业，转入圣迭戈的公立学校读高中。
他的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变，他重新尝到了自由的滋味，不会再有人要求派克每天晚上擦二十多分钟的靴子，直到脚上锃光瓦亮，也不会再有人要求他严格遵守作息起居的时间，不论冬夏。但是和父亲相聚的时间却减少了。虽然现在和父亲住在一起，可是父亲要上夜班，派克每天只能在早晨和父亲匆匆见面，晚饭很少在一起吃。
派克的母亲伯妮斯再婚了，第二任丈夫是一位美籍意大利人，推销商用机器。伯妮斯的这次婚姻是幸福的，直到白发苍苍的时候，夫妇二人还一起到各地旅游。
16岁的时候，派克已经长到了6英尺2英寸，伴随着身体的发育，派克的思想也逐渐成熟了。童年在父亲药店中的愉快经验使他萌生了从医的打算，父亲当然喜欢儿子成为自己的同行。但是，学医需要钱，为了实现理想，派克做出了一个决定——暂时中止学业，挣钱积蓄，为上医学院做准备。
1934年春，派克离开学校，来到联合石油公司，当上了卡车司机，老板给他的薪水是每个月125美元，这对当时只有18岁的派克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不久，他就为自己买下了一辆有白色顶篷的蓝色福特罗德斯特车，带着初恋女友兜风。女孩名叫贝蒂·克拉迪，是他朋友的妹妹。和贝蒂在一起，派克感到十足的自信和彻底的放松。他经常和贝蒂一起回家，与贝蒂的家人一起度过晚间的欢乐时光。和派克的父亲一样，贝蒂一家也是爱尔兰移民，他们朴实善良，补偿了派克童年时代失去的家庭温暖。
派克感到由衷的满足，以为这就是他的生活。但是石油公司老板的一番话点醒了他：“小伙子，好好干。我看好你了，用不了20年，你准能做到我这个职位。”
“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您每个月的薪水是多少?”
“3000块。”老板骄傲地回答。
尽管这个数目在刚刚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可以称得上是一笔财富，但是派克却无法把它当作自己终生奋斗的目标，他是为了当医生才来干活的。不能再在这座小镇按照固定的线路跑运输了，他要重返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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