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主义》发表于1978年，在这部著作里，赛义德集中探讨了文化权力的作用以及社会语言对意图和生产的影响。这源于他对话语调动政治权力的兴趣。赛义德认为，西方的东方主义话语，影响并保持那些以为会获得客观认识的个人的思想。在《东方主义》里，虽然赛义德的方法包括仔细研究个人对东方主义话语贡献的决定性影响，但个人意图性的范畴却被东方主义话语大大地压缩了。意图性--至少普遍的、主导的意图性--以前一般被假定是人的生产意义的努力，但在这部作品里，它似乎成了对通过知识生产而获取权力的一种强制的、集体的兴趣。作为这种怀疑论的意图性观点的后果，赛义德在《东方主义》里所讨论的个体作家便被认为生产一种静止而顽固的话语，诱使这种话语的其他使用者陷入一种大的集体的误解。

    因此他们充满了抱怨，而回答他们的总是偶像崇拜。我并不是要禁止《哈克贝利·费恩》。但当这部作品受到质疑时，我确实想看到更公正、更充分、更有知识的争论。
    作为一个路线图，我想对文学权威接受吐温和《哈克贝利·费恩》的情况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勾勒。今天，由于吐温对抗他那个时代的既定文化而受到广泛的重视；但我们会想起当时由于它那令人讨厌的背景和未受过教育的语言，图书馆委员会拒绝让《哈克贝利·费恩》上架。但还有比图书馆委员会更高的权威。当时两个著名的高级文化杂志的最重要、最有声誉的编辑极其赞赏吐温并支持他的事业。1870年代，《大西洋月刊》编辑豪威尔斯写了高度赞扬吐温的评论，并积极向吐温征稿。1880年代，《世纪》杂志的编辑理查德·华森·吉尔德把吐温列为首要供稿人，并出版了三次《哈克贝利·费恩》的节选。吐温与上流社会传统的关系可能更少对抗而更多对应。
    到1930年代中期，萨缪尔·克莱门斯诞生一百年、《哈克贝利·费恩》出版50年、吐温去世25年之后，吐温的形象在美国文化记忆中赢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但《哈克贝利·费恩》还没有变成世界性的伟大著作。吐温是美国文化氛围的一个部分，而不是一个其地位依赖于仔细认真地阅读其全部作品的人。1910年，在他去世前最后一年，吐温在美国已被广泛地认为是“我们的”马克·吐温，并被漫画家再现为等同于美国民族偶像的形象。
    吐温去世之后，《哈克贝利·费恩》受到各种创新作家的赞扬，如戈特露德·斯坦因、H.L.门肯、舍伍德·安德森和欧内斯特·海明威等，但就整个文化而言，它是一部受人喜爱的少年作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改变了《哈克贝利·费恩》的文化地位。在1940年代，它变成了当前仍然保持的情况：普遍指定的大学课本，大量学术研究和批评讨论的焦点。
    ……

爱德华·赛义德：真正的知识分子（前言）
导言
爱德华，赛义德与杰奎琳·罗丝的访谈录
视觉惶恐：W．J．T．米切尔与爱德华·赛义德访谈录
种族主义之前的种族：美国人的消失
对立和对应之间的批评
语言问题
责任始于情感反应：音乐与情感
爱德华·赛义德：崇高的抒情式抽象
美学的功用：东方主义之后
爱德华·赛义德和美国的公众领域：向权力讲真话
书库里的挖掘者：殖民档案，地雷和真理的代言人反叙述，恢复，拒绝
奥尔巴赫在伊斯坦布尔：爱德华·赛义德，世俗批评以及少数人的文化问题
音乐中的异域主义和东方主义：世俗批评面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