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年来第一次，”我说，“你们试图对人民讲话，以期在中产阶级
之外寻求支持。倘若你们无法鼓动人民，我觉得这个结果可能性最大，你们
在统治者和中产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支持统治者的——眼中，将变得
比现在更加可憎可恶，这样一来，你们反倒使你们希望推翻的政府变得更加
稳固；倘若相反，即人民被你们鼓动起来了，那么你们无法比我更能预见这
种风潮会把你们引向何方。”
随着宴会运动的继续，出乎我意料的是，后一个假设变得最可能实现。
领导这场运动的人自己开始感到某种不安，的确，一种难以名状的不安掠过
他们的内心，但却无法印在脑子里。博蒙，当时是他们的骨干之一，我从他
那儿获知宴会运动在国内制造的风潮不但超过了其始作俑者的期望，甚至超
出了他们的要求，于是他们不但不想再扩大而是想方设法去平息这场运动。
在两院会议后，他们已有意让宴会不但从巴黎销声匿迹，而且在全国各地均
不再举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实是千方百计想从他们误入的歧途中走出
来。宴会运动最终是结束了，尽管这当然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最后结果。此
前，他们或出于被迫，或出于冲动，尤其是为了挽回面子，都参与其中。政
府方面用激将法推动反对派采取这种危险的做法，以为这样会导致它的失败
。反对派为了不表现退却，硬撑起这一局面，两翼互相鼓动，互相刺激，于
是相互推搡着走向共同的深渊。深渊已近在咫尺，他们却视而不见依然亦步
亦趋[4]。
我记得，二月革命爆发前两天，我碰巧在土耳其大使家的盛大舞会上遇
见迪韦吉耶·德·奥哈纳[5]。我对他怀有敬意和友情，尽管党派思想所可
能有的缺点，他几乎都有，但他在缺点之中至少还加入某种存在于真正的激
情之中的无私和真诚，在我们这个人们除了狂热追求私利之外几乎没有其他
激情的时代里，这是两种罕见的优点；我们的关系允许我亲热地对他说：“
鼓起勇气，我亲爱的朋友，您在玩着一局危险游戏。”对此他毫无惧色，严
肃地答道：“请相信，一切都将顺利进行，再者，确实应冒些风险。不经受
如此考验就没有自由的政府。”这个回答将这位果断但却思想狭隘的人刻画
得入木三分，他虽狭隘但却才华横溢，以他的才华他对所处环境内一切都看
得既清楚又透彻，但却丝毫没有想到环境是会改变的。他博学，无私，热情
，暴躁，报复心强，属那种博学但又褊狭的人，这种人通过生硬的模仿、靠
对历史模糊的记忆来从政，他们常把自己的思想禁锢在单一的理念之中，在
其中热血沸腾，不辨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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