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父亲很少在家，除非他正好需要在家应酬客人。母亲被夹在这些公开活动和家务劳动之间。1875年第6个孩子出生时，她在一封信中抱怨了生活的过分忙碌、丈夫的很少回家，以及经常的不如意，但尽管有这一切，她还是在为家人操劳。她写道：“6点钟就得起床……小马克斯洗梳完毕之后，将近7点时吃早饭。他去上学后，我又得为别的孩子和我的大马克斯准备黄油面包，打开灯，取出食物……这就9点钟了。之后我又给小家伙们洗澡——在6点钟时我已给他们喂过一顿饭。接着就是马克斯吃早饭的时间……我陪着喝点东西，飞快地看一眼报纸……跟马克斯聊点闲话，听他讲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会议上的事情……12点时又该给小家伙们喂食了，大孩子们也陆续回来吃饭，一直持续到3点或4点……大马克斯多数情况下回来得很晚，这时我得尽力为他做点吃的东西。晚上7点孩子们吃晚饭。等到小马克斯上床睡觉和我们吃完晚饭，已是晚上9点了……一天就这样过去。我自已问自己：除了操心这些可爱的吃喝和等着小家伙们长大，我还能做些什么?”
马克斯·韦伯能轻松地完成学业，而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正好相反。韦伯曾贴切地说：我的智力成熟很早，而别的方面都成熟很晚。确实，他知识的增长远远超出了他道德观念的增长。他用自己的知识来和别人比如海德堡的堂兄奥古斯特·豪斯拉特交换礼物。他说：我想，奥古斯特送给我美丽的蝴蝶……而我可以回赠他一些完整的家谱，比如墨洛温家族的，或加洛林家族的，或者豪斯特托芬家族的，或者霍恩措伦家族的，或者哈布斯堡家族的家谱。这些材料是韦伯从历史卡片、古代家谱以及地方志和专科全书中搜集来的。
作为学生，韦伯读书很多。他曾在一些书信中，尤其是在写给比他年长8岁的堂兄弗里茨·鲍姆加通的信中详细地谈到过这一点。但他读书不加选择。13岁时他对哲学家叔本华、斯宾诺莎和康德发生了兴趣。上课的时候他把歌德的书放在桌子下面贪婪地阅读。15岁时他开始受到历史著作的熏陶，尤其读了古典作家的作品，如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李维、西塞罗、塞勒斯特的作品等。他很兴奋地在自己的长篇论文中使用上述历史材料，他的这一论文研究了皇帝和教皇之间的关系，研究了康斯坦丁大帝时代，最后还研究了一般意义上的国民史。国民一旦走上某种轨道就不能脱离，就像天体的运行一样。当然前提是没有受到能够影响星体轨道的外部干扰。在诗歌方面，他涉猎了抒情诗、叙事诗和现代德国诗，但他很少做笔记，把这看作一种负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他首先阅读的是现代作品，也就是与他同时代的、政治上赞成自由主义传统的小说家的作品。如古斯塔夫·弗里塔克的《祖先》和维克多·冯·席费尔的《艾克哈特》。有时候他只阅读消遣性的东西。当“无聊”暗中袭击我们的时候……我知道要做些什么。我就采取一些极端的措施，以及钻研瓦恩布勒的税率表。他的阅读动机与他的弟弟阿尔弗雷德正好相反。他说：我不幻想，也不创作。一开始读什么，我就把它读到底。他还说：在读书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顺手作一些摘录。他对读过的东西作研究性的、有时是老练的评论。此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对抒情诗发生了浓烈的兴趣，明显地变得忧伤起来。我学完了维兰德的诗歌《事物的本性》……幸运的是，这种必修的读物并不是我惟一的读物，我还读了其他许多东西……包括……奥斯安的许多诗歌，而且还有那些我以前没有读过的最美的诗篇……它们在语言和诗意上是属于最美的诗篇之列的……有一首诗《记住！人总是要死的》，它的诗句令我难忘：
在你的背影里站着一位死神
就像月亮那黑暗的一半
在月华后面等候出场
韦伯的父母在文化上的需求是朴素的，并不超出市民的标准，而儿子已不满足于自己家的书柜，开始向外面寻找另外的藏书。12岁的韦伯写信对母亲说：我读过了朱利安·施米特叔叔的书籍，浏览过荷尔德的《塞德》，现在正在研读马基雅维利《君主论》，这是布伦边克博士先生借给我的。后来他还想把反对马基雅维利的东西也借给我读。路德的著作我也翻阅过。
以上说明，马克斯·韦伯很早就知道与大人们保持一种自然的交往。在兄弟姐妹面前，他担当了部分母亲的角色。在父母与子女们的关系中，他往往处在中介位置上，与其说他是个孩子，还不如说他像个大人。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谈起弟弟妹妹的教育问题，就像他也是父母中的一员一样。与弟弟妹妹们相对时，他更经常充当大人们的谈判代表。比如他14岁时在旅途上写给母亲的信中，已尽力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世界，显示出他与普通少年的不同。任何时候这里都有上好的啤酒和咖啡……然后我们来到了歌德和两位施莱格尔曾住过的房子……我们穿过图林根的一处最美丽的地区……最后，阿尔弗雷德和卡尔都感到无聊了，开始胡闹起来，他们跳舞……甚至打闹。在韦伯身上，越是让这种自然地或者社会地形成的特点无拘束地发展，那么他在感情上也就会越不拘谨。作为一个15岁的少年，他在一封写给正在海德堡逗留的母亲的信中，坦率地承认了他对4岁的妹妹和2岁的弟弟的思念。我现在非常想念克拉拉和阿尔图。有时……我觉得我听到了他们在外面花园里快乐的吵闹声，但事实上这只是夏洛滕堡街头少年的喧嚷声……显然，阿尔弗雷德应该用他那公鸡般的嗓音压倒这些喧嚷。
当涉及到最迫切的时代政治问题时，韦伯很少写信与父亲讨论，而是经常给他的父亲般的朋友海尔曼·鲍姆加通姨夫写信。在通信中，韦伯渐渐放弃了父亲那种对待现实政治的慢条斯理而自满自足的态度。鲍姆加通为他打开了眼界，尽管韦伯并不追随他的悲观主义。韦伯也沉重地哀叹自由主义的分裂和我们党的每况愈下，但他却在党的老年成员中意外地看到了希望：无疑地，在这些人中有许多是自命不凡、腹内空空的同志……有许多理想主义者，他们通过特莱施克而陷入神秘主义的国家狂热之中，还有一些人……被看作是最新学派的现实主义者……但是，在这些人中还有另一些人，他们摆脱了排犹主义及其近年来的变种，站在了与7年以来的国家自由主义根本不同的基地上，我逐渐地产生了信心，认为他们是惟一能了解自身状况并积极努力的力量，从而也就是能掌握未来的力量。他们大多数人是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政治家……不可否认的事实是，7年来的自由主义运动被国家的社会任务……挤到后面去了。人们能容忍在社会立法方面对于自由主义者的不信任态度……这就促使政治家们把国家自由主义活动的时期，仅仅看作是向着更重大的国家任务的过渡……这个“学派”的严重的官僚主义还是会……减弱的……这样我就不能相信，在以后的时期里，在最近的将来，俾斯麦的凯撒式统治的影响不会消除，我们的团体和我们的政治观念会走下坡路。在7个月以后即1887年9月底，韦伯向他的姨夫汇报说，他偶然遇到了一个年轻的国民经济学家的团体……他们主要是反对自由贸易的，还有一些历史学家，以前他曾严厉地指责过他们，但现在则与他们取得了一致。换句话
说，马克斯·韦伯现在更接近于“讲坛社会主义”和“社会政治同盟”了。
韦伯于1895年在弗赖堡所作的就职演说曾引起巨大反响和争论，这是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而从其科学性方面看，影响一直是很微弱的。他的演说在形式上分成三个部分，彼此之间并没有多少内容和思想上的连贯性。在第一部分，韦伯再次提出了他曾多次提出过的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问题。在第二部分，他所阐述的是海尔曼·鲍姆加通已经阐述过的问题，即关于那个呼唤着民族政治业绩的阶级的问题。韦伯的论述也并没有提供经验材料作为支持。最后一部分是他使国民经济学从属于强力国家的理想。韦伯对这篇讲演并不满意。在刊印时附上的前言中，他以郁闷的心情作过说明：演说只是在个别的地方向同行们以及其他听众提供了一点专业上的新东西，而且只是在某种特殊的意义上才给自己提出“科学性”的要求，当时的情形决定了这一点。他或许有某种个人理由可以为自己辩护，而且他也可能利用了这些理由。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一点，即他在讲演稿付印时新加上了一小段话，从科学性上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不留余地的批判。其中说，这是一种价值尺度的混乱，有时是以追求幸福为原则，有时又以道德为原则，常常是把二者混为一谈。
1902年春，韦伯到了佛罗伦萨，这是他返回海德堡之前的最后一站。从这个时候起，韦伯开始思考“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一般前提”问题，并写下了一些关于罗舍尔和克尼斯以及国民经济学史的逻辑学问题的片段，于1903和1906年公开发表。这篇文章在科学理论上并不比后来的文章更严谨，也没有引起人们注意。但从传记的角度来看它是有特殊价值的，因为韦伯的方法论要素几乎都包含在其中了。这篇文章在理论上的突出特点首先在于复述了他关于最终价值标准的就职讲演中的观点。文章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批判了国民经济学历史学派创始人威廉·罗舍尔(1817～1894年)和卡尔·克尼斯(1821～1898年)，批判了他们的生物学的类比方法和概念，也批判了他们“个性—思维’’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转向。他的批判无拘无束，使这篇文章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显出轻松自如的文字风格。他一度对心理学的方法论表示出越来越大的兴趣，而在此之前尽管他并非毫无考虑，但毕竟很少谈论它。韦伯说，对于心理学的方法论的极大的研究兴趣，我自己也无法作出解释。我也不敢对它在专业心理学上有无价值作出评判，因为现在的学者们就像民歌中的两头狮子那样相互关照，而局外人对此并不了解。对于明斯特伯格的解释，我认为，非心理学家只能对某些个别地方表示否定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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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十几年前，我在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的时候。有一天，一位朋友神秘兮兮地问我：“听说过没有，德国原来有两个马克思，而且观点相反!”我瞪大了眼睛，摇摇头。我的研究方向是马克思思想研究，但我只知道那一个马克思。我为自已的孤陋寡闻而难过，也为马克思有一个冤家而不安。从那以后，我就留心这另一个所谓的“马克思”。渐渐地，在中国的学术界，这个人开始浮出水面了——他就是马克斯·韦伯。
把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与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放在一起，是有一定理由的。前者的名与后者的姓发音相同，这自然是第一个原因。同时，他们又都是德国人，都把自己天才的脑力用于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得出了引人注目的成果。正如彼得·汉密尔顿所说，不论在哪里讲授社会学，马克斯·韦伯、杜尔克姆和卡尔·马克思总是被奉为社会学家的三位现世神明，而不论这种三位一体的表面伙伴关系仔细看来是多么月貌合神离。而且，韦伯和马克思都不甘心做书斋中的学者，而是具有强烈的干预现实、参与政治的意向。
韦伯与马克思之间许多方面刚好相反。这种相反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相同，因为只有同一尺度上的两端才是真正的相反。马克思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韦伯则自称“是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一员”。马克思站在革命者一边，论证统治的不合理性和非合法性，而韦伯则把统治的合理性和合法忆作为自己的研究内容，并站在俾斯麦一边。尤其是在一些重要观点上两人正好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基督教新教的出现和在社会中确立自己的地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因此，应该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和发展中寻找基督教改革的根源。而在韦伯看来，相反地，应该到基督教的新教中去寻找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根源，因为正是新教的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产生的动因。如此等等。
但是，韦伯是韦伯，马克思是马克思。他们各有自身的目标和价值。谈论所谓“两个马克思”，不过是在追求一种戏剧性效果。如果说马克思是太阳，则韦伯并不是月亮。他并不只是反射太阳光线，而是自己也在发光。马克斯·韦伯的名声、价值，可以说与卡尔·马克思无关。尽管当他于1864年出生的时候，马克思正好创立第一国际，名声如日中天。马克斯·韦伯名声的增大，既不是由于名字上与“马克思”发音相同，也不是由于观点上与马克思意见相左，而是由于他对于“社会学”的特殊贡献。他开创了一种类型的社会学研究，阐述了一些对于社会学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思想。而且他所使用的一些概念，如“有意义的社会行动”、“理想型”、“统治形式”和“社会的分层过程”等，都已为人们所采用去研究广泛的问题。
韦伯的社会学视野是极其开阔的。不仅涉及到社会的经济和商业，政治和法律，而且涉及到宗教和音乐。在宗教里面，不仅有西方宗教，而且有东方宗教；不仅有现代宗教，而且有古代宗教。他关于儒家的研究在国际上是很有名的，我国学者也都知道。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较早地有了中译本。对于非专业人土来说，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是他关于新教伦理和统治的三种类型的观点。
韦伯认为合法的政治统治有三种类型：一种是传统型统治，是建立在习惯和古老传统神圣不可侵犯的要求上的。这种统治者通常是族长、部落首领之类，他们的格言是：“服从我，因为我的人民一直这样做。”第二种类型是个人魅力型的统治，是建立在某个英雄式人物个人魅力上的，先知、圣待和革命领袖是他们的典型。他们的格言是：“服从我，因为我能改变你们的生活。”最后一类是法理型的统治，是建立在对于正式制订的规则和法令的信赖基础上的，他们的代表人物是选举产生的续治者。他们的格言是：“服从我，因为我是你们法定的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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